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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和尚鲁智深几乎无人不知，但他的外号怎么来的？不是因为他跟万里独行田伯光一样贪花好色，而是因为他背后的一身花绣刺青。《水浒传》十七回，他自己向青面兽杨志解释：“人见洒家背上有花绣，都叫俺做花和尚鲁智深。”宋朝时，刺青就叫花绣。
刺青也就是文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原始人群崇拜图腾，发展出了把图腾式样用刀或其他锐器在身上刻图案再加颜料予以长期保存的技术。因为刀刻在皮肤上毕竟会痛，所以或许式样还是简明扼要较好。这也可能就是你能在原始人那里发现老虎豹子文身、却不曾发现向日葵款式的原因。
到了春秋战国时，文身早已进入了主流典籍。《墨子》里记载越王勾践“剪发文身”、《庄子》里说“越人断发文身”，可见在两千五百年前的杭州，上至君王下至平民，文身都是当地人的标配。在所有人都文身的地方，一个没有文身的人全身随时都散发着三个字的光芒：外地人。
但地方风俗毕竟是地方风俗。在文明的核心地带中原，是把文身作为不开化蛮夷民族的特色来看待的。还因为刀划在皮肤上会痛、加墨水后的痕迹会长久不褪，文身又因此成了一种刑罚：黥刑。
黥刑从甲骨文那阵投入使用、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才被正式而彻底地废除，前后延续时间长达数千年，是存在时间最长的一种肉刑，比什么斩首和绞刑的资历都要资深得多。刀割皮肤会痛，刺上字之后想抹抹不去想洗洗不掉，除了肉体上的短时折磨之外，还有精神上的长期摧残功效，堪称性价比超高的刑罚。
自从黥刑诞生之后，对待文身的态度就正式分裂为两派：如果你爱他，就给他文身，因为文身是艺术、是美丽、是个性的象征；如果你恨他，也给他文身，因为文身是下等、是暴力、是罪犯的标识。
两派相爱相*，针锋相对的态度一直持续至今。历朝历代，对待文身的态度都可能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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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周到北宋初年，文身一般只有唯一一种表现形式，也就是黥刑。周初刑法规定“墨罪五百”，就是说你犯了五百条法规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享受黥刑的待遇。黥刑几乎都是黥在脸上，让人一见即知这个人作奸犯科。秦始皇焚书坑儒那阵规定，如果一个月之内不把禁书烧掉，一旦发现就“黥为城旦”，脸上刺上字发配去当修城墙的苦役。
时代还是在进步的，虽然刺字的本质不变，但南北朝那阵大约已用针刺取代了刀割。而且到了唐代，文身作为美容装饰的风潮也在慢慢抬头。只是据当时人记录，文身的一般都是不良少年。例如晚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就记载，当时长安市内有一伙恶少，浑身文身，民愤昭著。长安京兆尹（西安市长）薛元赏派卧底潜入内部搜集证据，然后将三十多人全部乱棍打死、暴尸街头。然后还有一个不信邪的张幹非要当杠精，顶风作案在自己的双臂上刺了一幅对联“生不怕京兆尹 死不畏阎罗王”。薛元赏查清他没有后台之后，照样抓过来一阵乱棍打死，证明了这幅对联实在不靠谱。于是，凡是有文身的都想办法去掉，就算用火烤也要去掉。
但也大约就是从这时开始，文身逐渐成了道上混的标识，越来越多的江湖儿女们引以为傲。但皇室对此是很轻视的，宋代皇室曾有明确规定：赵姓皇室亲属不许文身，否则等着家法伺候。文身的不是黑社会，就是下贱之人。例如五代时后周太祖郭威，年轻时地位低贱，脖子上被刺了一只飞雀，从此得名“郭雀儿”；北宋名将、让西夏不敢越界的狄青，年轻时也被刺字，功成名就之后也还是留在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