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央红军长征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
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就清醒地意识到，红军必须进行战略大转移了。
但是，为了慎重起见，他先是把意见上交中央*处讨论，然后向共产国际请示。
这么一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决定到了1934年6月底才定下来。
老覃在之前写的《粟裕所膺服的军团长，可评大将，惜在重围中举止失措，终全军覆灭？》一文中提到，为了找准转移的方向，*在1934年7月初派红军第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前往闽浙皖赣边前探路。
事实证明，这个方面并不好走。
但红七军团的探路也有非常积极的意义——除了探明“此路不通”，还调动了敌军，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
1934年7月下旬，为了继续调动包围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命令红军第六军团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
到了8月初，*发出“猛烈扩大红军3万”的口号，加快充实主力部队，为红军转移做准备。
*把转移的时间定在1934年10月底。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于在庐山牯岭召开秘密军事会议。
在德国人赛克特的建议下，他制订了最后“围剿”红军的《铁桶围剿计划》：调集150万大军、270架飞机、200门大炮，以铁桶合围之势消灭中央红军。
我中央红军当时的情形已经相当危急了，总兵力不到10万人，粮食匮乏，弹药几近告罄，能控制的地盘只剩下七八个县城，用时任中华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的陈毅话来说：那是“拿梭标一捅都能戳穿”。
一旦蒋介石这个“铁桶计划”顺利实施，我中央红军难逃覆灭之命运。
幸好，时为国民党军少将参议、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莫雄，参加了牯岭会议。
老覃在昨天写的《国军少将福大命大，*关心其下落，其被判刑时，叶帅急电相救》一文中说了，莫雄在会议结束后，冒着生命危险，派人送往中央苏区，促使中央红军提前开始了前无古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躲了被敌人“铁桶合围”的噩运。
那么，被莫雄派往中央苏区送信的人是谁呢？
这人名叫项与年，福建省连城县人，曾受*直接领导，在中央特科三科工作，和*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在中央特科三科工作的岁月里，项与年干过最漂亮的事，就是亲手惩处了出卖我党*彭湃的叛徒白鑫。
但他毕生最大的功绩还是这次送信。
蒋介石的《铁桶围剿计划》材料差不多有一公斤重，想要原封不动地带入中央苏区是不可能的。
项与年和刘哑佛、卢志英等地下工作者连夜把情报编成密码，记在4本四角号码字典上。
第二天，他装扮成教书先生，乘车从南昌抵吉安，进入泰和，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奔赴瑞金。
进入泰和县山区后，敌军严密封锁信了进出苏区的所有道路。
项与年深感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是难以通过敌人的哨卡的。
他一不做、二不休，找了个没有人的地方，用石头连续猛击自己的面门，直击打得脸青鼻肿，还嫌不够恶心，又强忍住剧痛，将4颗门牙敲下，装扮成了一个蓬头垢面、满面污血的乞丐。
他把4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麻袋子里，上面混放着死蛇、死蛤蟆，嘴里唱着“莲花落”，疯疯癫癫地下了山。
可真甭说，这一招真灵。
敌人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个疯疯癫癫的臭叫花子是一个地下情报工作者，远远见了，都捂住鼻子驱赶，让他赶紧走。
就这样，项与年顺利地抵达了瑞金的红军司令部，把情报交给了*。
*认为，敌人“铁桶计划”已经在实施了，如果我军再不转移，后果将不堪设想。
老覃在《“四大金刚”之一的邱会作早年险被误*，后弄清缘由，差点被气哭》一文中提到，开国中将邱会作回忆，他曾在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差点被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派人枪决。原因是他当时担任中央苏区军事工业局党总支*，奉命把苏区的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偷偷炸掉。邓发担心他走漏了红军转移的风声，导致军心不稳，想*了他。幸好，他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遇上了*，被*救了下来。
邱会作想不起这“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到底是哪一天，但从党史资料的记载来看，应该不会迟于10月8日。
因为，在10月8日，*已经下令红军地方部队接替各线防御，红军主力分别从兴国、宁都、瑞金、石城等地向于都地域集结了。
到了10月17日，中央第一*纵队、第二*纵队与红一、三、五、八、九军团的中央红军将士，分别从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等8个渡口渡过了于都河，踏上了万里长征之路。
中央红军主力已经突围远去，敌军仍毫无察觉，仍严格按照“铁桶计划”推进，用飞机炸，用大炮轰，步兵缓缓跟进，到了10月27日，才到达瑞金城下。
敌人又轰炸了半天，发现只是一座空城，不由大感失望。
项与年随军长征，在突破乌江之后，受党组织派遣，化名“梁明德”，前往香港开展秘密联络活动。
1956年，时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的梁明德偶然读报，发现《南方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莫雄”文章，惊喜莫名，马上打电话咨询广东省委*陶铸，核实“此莫雄”即是“彼莫雄”后，欣喜若狂，通过陶铸联系到莫雄，相约在北京见面。
该年国庆节，一对革命知己在北京见面，携手共赴叶剑英元帅家喝酒，忆昔抚今，好不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