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佛文化研究的启示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贾银忠
摘要：本文是在研究“佛的根脉在中华——古蜀国泛三星堆时期古佛文化传播史研究”课题的基础上提炼出的重要启示。文中运用大量的考古信息和古文献资料，充分证实了中华大地自远古以来就有土著白种人繁衍生存，并且以距今68万年与35万年以来的古人类化石为证据，同时还运用近代以来考古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为直接依据，引用科学（DNA）测试中华大地早有白种土著人生存的结论，深刻阐释了中华大地一直有世居白种人生存，后来的伏羲、炎黄系族群中仍然有土著白种人在这片大地上生存繁衍。接着，论文在运用相关考古证据和古文献的基础上，延伸性的阐述了白种人从中华迁徙境外的路径，以及古夷族群与古雅利安人在等级制度与古籍文献方面存在的文脉关系，古雅利安人的宗教文化与长江流域古蜀文明圈存在着直接的历史渊源。最后，告诫那些认为自己不属于炎黄子孙的少数人，应好好反省，不能继续错认自己的祖先了。
关键词：中华文明 古佛文化 历史研究 爱国启示
本文是笔者在研究中华古佛文化过程中获得的重要启示。这种“启示”本人认为，完全可以上升到正确认识中华传统文脉，重新再思考中华民族的血脉发展历史，乃至上升到我们对祖国的忠爱层面。多年前，笔者在与某些民族的学生们交流时，常谈到“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应该自觉和共同维护祖国的统一”等方面的问题，但是有些学生不认同他们属于“炎黄子孙”，并找了理由反驳，最大的分歧在于他们认为“炎黄子孙”属黄种人，而他（她）们不属于黄种人。当时的辩驳情景与争辩给本人的触动很大，之后一直关注这一问题。现在，笔者针对国内极少数人不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的说法和观点；甚至将中华传统文化写成书，异化为“他国”的文化做法，特别撰写了本文。读完本文，那些不认同自己是炎黄子孙的人，理应深刻反省，千万不能继续错认自己的先祖了。
一、远古以来中华大地就有土著白种人繁衍生存
（一）相关考古资料证实中华大地早有世居白种人
1.距今68万年与35万年来的古人类化石为证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多地多点都曾发现过相关人类活动的遗址，这些考古资料和相关信息有：南京的仙人洞发现的猿人距今68万年，并具有高鼻梁、深目的特征，至少可以证明其具有今欧洲人的特点。而中国的一些考古学者认为，他可能是与“老外杂交”过的猿人，这样的说法使人阅读后感到十分滑稽可笑；因为那时根本没有国家的存在和国家概念的产生，反倒是证实了68万年前这种高鼻梁、深目特征的猿人在中华大地就存在，它极有可能是中华土著“白种人”和世界其他区域“白种人”的祖先。这样的推断和结论，比争论不休的“夏娃理论”准确的多。金力教授的研究团队认为，现代人类是单一起源并来自非洲观点，越来越被学界证实不准确。他们搞的“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即大约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妇女，是今全世界人的祖先”的结论，以及所谓的“夏娃理论”都一直难以让中国人接受。首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吴新智院士就认为：“不是所有的古人类死后，骨骼都会变成了化石并且能够保存，而且能够被后人发现的”。即便是发现了，每一个遗传位点，只会捕捉人类历史的一小段，只有对足够多的遗传位点做了研究之后，才能得出人类进化的正确结论，才能达成一个共识。许汉奎研究员也针对《中国古人类神秘消失 中国人祖先是纯正非洲人》一文中观点明确指出：“‘用检测DNA来推测人类历史，可信度要打折’。早在1974年，国外的专家就在澳东南部一处距今约六万年前的人类遗骸中，成功提取了线粒体DNA。当时的结论是：它与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现的、据认为是源自非洲的早期现代人类的古老DNA在遗传上没有联系。这一结果表明，在澳大利亚出现的早期现代人，其演化路线独立于非洲古人类之外。这个发现质疑了学术界流行的‘走出非洲’理论。对于从化石中提取DNA进行研究，许汉奎研究员还认为有不妥之处，‘化石在地下埋了那么多年的岁月，DNA虽然具有稳定的特征，但作为有机的东西，它遇到水后会分解。从骨头到形成化石的过程中，一定是有水在参与。化石形成后，其中的氨基酸链条早就断了。’换句话说，化石中DNA极易受到污染。据介绍，美国曾在地下600多公尺下挖出恐龙的骨头，作了详细的DNA分析，结果却被德国证实样本早已被污染。许汉奎研究员认为，到目前为止，也只有琥珀里的小昆虫的DNA测定，是可以确定其遗传问题的。” 因此，用检测少量的DNA法去推测人类的历史，其结论一直让学界怀疑。针对“夏娃理论”的观点，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吴新智院士有不同的研究结论。笔者曾经与吴新智院士有过电话交流，吴院士坚持认为，中国本土古人类从未灭绝，他们进化成了现代中国人。换而言之，现代中国人是一脉相承的。学界大多数学者都认同他的观点和科学结论。
（1）中华大地迄今考古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有：湖南衡东发现的亚洲德氏猴头骨化石（5500万年），江苏发现的“中华曙猿”（4500万年），山西垣曲发现的“世纪曙猿”头骨化石（4000万年），云南开远发现的“腊玛古猿”头骨化石（1500万年），云南发现禄丰古猿头骨化石（800万年）， 云南昭通发现古猿头骨化石（610万年），云南发现蝴蝶古猿头骨化石（400万年）。
（2）中华大地迄今考古发现已进化发展到直立人阶段的有：东方人/250万年（另有：建始人），巫山人/200万年，元谋人/175万年，蓝田人/133万年，郧县人/100万年，陈家窝人/60万年，北京人/50万年，南京汤山人/35万年。
（3）进化发展到早期智人阶段有：金牛山人/28万年，安徽和县人/25万年，桐梓人/24万年，大荔人/20万年，长阳人/15万年，重庆奉节人/14万年，广东马坝人/13万年，丁村人/12万年，许家窑人（另有丽江人）/10万年。
（4）进化至晚期智人阶段有：广西柳江人（另有：内蒙古河套人）/7万年，西畴人（另有：昆明人）/5万年，左镇人/3～2万年，资阳人/2万年，北京山顶洞人/1.8万年，兴义人/1.2万年，东胡林人/1万年。
以上是中华大地“多地多点”所发现的人类遗址与人类化石，它们不是单一性的，而且是一脉相承的。它比那些只获得“单一”遗迹的考古资料和数据就下结论的要可信和科学得多。我们从上面众多的考古信息中得知，距今35万年左右的南京汤山人，也是一位额头低平、眉弓粗壮、眼窝深凹而宽，高大而挺的鼻梁、薄薄的嘴唇、纤细的骨骼使她成为名副其实的南方白种“资深美女”。其它考古资料中，本人相信还有这样的考古资料和信息，只要逐一查阅相关考古资料，就会找到答案。这一切充分证实了中华大地所发现的人类遗址与人类化石的年代最早，数量最多，是地球上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
2.近代以来发现的相关考古证据
1934年，新疆小河墓地有了重大发现，其发现者是中瑞联合科学考察团的瑞典学者贝格曼。在新疆小河墓地，贝格曼惊讶于“小河公主”的美貌，他在《考古探险笔记》称是“一个美丽的她”；“一具女性木乃伊面部那神圣端庄的表情永远无法令人忘怀!她有高贵的衣着，中间分缝的黑色长发上面冠以一顶具有红色帽带的黄色尖顶毡帽，双目微合，好似刚刚入睡一般。漂亮的鹰钩鼻、微张的薄嘴唇与微露的牙齿，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微笑”。1980年新疆考古发现了“楼兰女”；1980年在新疆楼兰地区发现木乃伊，距今约3800多年，发现时已成一具典型的木乃伊，与马王堆辛追尸体明显不同，属典型干尸。尸体保存完好，发现时脸面清秀，脸庞瘦削，尖尖的下颌，深目微闭，直而尖的鼻子，薄薄的嘴唇。古尸皮肤、指甲、毛发都保存完好，皮肤呈褐色，头发是黄褐色，蓬松地散披到肩上，尸具有土著古雅利安人种的特征，应是中国古代一位少数民族妇女，死亡年龄在45岁左右，身长约有1.57米。此女虽然已过中年，但仅从木乃伊来看，也可知道她生前很漂亮，是一位典型的美女。1988年10月2日，中国和日本组织了一支联合探险队，到达沙漠之中的楼兰遗址，目的是解开这个在丝绸之路十字路口消失了的神秘古国之谜。这个与土著白种古羌人有着渊源关系的强悍小国，这个千年小国当时在西域丝绸之路上作为中华内地与波斯、印度、叙利亚和罗马帝国之间贸易的中转站，当时曾是世界上最开放、最繁华的城市之一；除路过的商人外，其本地族群应该属于鹰钩鼻的土著白种人无疑。
2015年在新疆南疆的阿拉尔市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所在地又有新的考古发现。据国际人类学权威机构鉴定，该古墓群距今最远时期已有4600年的历史。此古人类遗址中最久远的居民极可能是白种古羌人。如果结合碳14测定结果，确定该墓地的主人主要是古羌人的话，与古文献有关西羌在塔里木盆地活动的记载正好对应。遗址中发现多架两米三以上的高大尸骨，随葬出土的棺木长达两米八。塔里木大学教授、西域研究院院长廖肇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道：“墓地出土尸首头发金黄、颧骨高耸、脸庞狭长、腿骨粗壮，整体呈现欧罗巴人种特征。墓葬群中完整的头骨不少，一些连接着头皮的头发金灿灿的，煞是好看。” 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一座西周墓所出文物中，有一青铜鼓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白种人特征。1980年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蚌雕人头像，雕像高鼻、狭面、深目的特征十分明显，其中一个头顶上还刻有一个“╋”字（这是中华古夷族群最初认识阴阳与静态太极文化的标志）。
我们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以及长江流域的各种文化中都能看到一些与印欧人陶器纹饰是完全一样的信息，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有大量的事实证明古雅利安人——白种人曾经是在中华大地生存繁衍。本人的观点是基于中华大地上的考古资料、文献资料和相关器物的发现而得出的。白种人的祖先最先是居住在金沙江流域、雅砻江流域的，他们在部落（部族）争战中一直是向外扩张的，他们除向南迁徙至印度恒河流域等区域外，还由南向北方迁徙，向大西北方向迁徙，新疆的小河遗址就是最好的证实，新疆的吐火罗人与雅利安人是同种分支，他们都是从长江流域发展起来后为了生存向外迁徙的，因为远古时期的吐火罗人已在甘青一代生活了，这是有考古资料证明的。在我国祁连山区域，敦煌等区域有许多考古资料证实是吐火罗人留下的文化遗址和遗迹。徐文堪先生在其《雅利安人与汉人的关系－－评余太山关于塞种渊源的论文》一文中介绍道：“印欧语各族本身就是在现今中华境内形成的，比如印度学者A.K.Narain先生就主张：月氏从远古时代起就住在黄河以西和以北的中国中亚地区，实际上不仅是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的一支，而且也是最后迁出他们故乡的。有些‘最初的’印欧人可能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就已经离开家乡，他们包括像赫梯人和说centum语言的其他民族。这些运动覆盖了公元前第三和第二千纪。我们必须基于自然和人文事实，把这些迁徙具体分成几批和几个阶段。这些西迁的‘最初的’印欧人——在他们都是说centum语言的人的意义上，扰乱了在其途中遇到的其他的印欧人，他们都说satem语言，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二波’的印欧人。他们总是居住在‘最初的’印欧人之西。这些‘第二波’的印欧人包括各种伊朗人和印度—伊朗人，以及塞人。后者又包括Cimmerian、古波斯铭刻和印度资料里的塞人、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和后来的塞种、Sarmatians和其亲属部族……考古学正开始确认这个已从历史以及传说为人所知的过程。”
（二）科学（DNA）测试中华大地早有白种土著人生存发展
我们认为，早期的古夷系人、古羌系人在上古时期即有可能将本地的族群文化带到中亚，包括印度和伊朗等区域。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的古人骨骸具有明显的欧洲人的特点，中国北京大学的测试人员把2500年前的山东临淄人的DNA作了测试，其结果与欧洲人极为接近，甚至有的欧洲人认为就是雅利安人。山东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和中国古生物分子遗传学研究所，通过对山东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山东临淄古墓群中古人类遗骨中提取的DNA样本所做的检测，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晚期，当地人的人种特征都是明显的古雅利安人（白种人）。到了隋唐时期，当地具有古雅利安人特征的白人种才逐步与蒙古尼亚人种混合。
（三）白种人从中华迁徙境外的研究成果佐证
余太山先生1992年出版了《塞种史研究》的大作，之后又发表了《说大夏的迁徙 ——兼考允姓之戎》和《有虞氏的迁徙——兼说陶唐氏的若干问题》两篇学术论文。余先生的重要成果，通过对我国上古众多部族来源和迁徒的考证，说明白种（印欧人）是从大中华文明区迁徙至境外繁衍起来的。他认为，允姓为少昊之裔，原居若水（长江之金沙江流域），后迁往鲁北穷桑。少昊氏之裔有迁往瓜州者，除若干内徙外，余种西走，抵达伊犁河、楚河流域，成为塞种（Sakā）之一种。余先生还认为，公元前七世纪末以前西迁的有虞氏，其祖为颛顼，始居若水（长江之金沙江流域），后迁穷桑，取代少昊，至舜始率所部自鲁北迁晋南。后一支北迁，发展为月氏；另一支经河西亦到达伊犁河、楚河流域。中亚史上著名的贵霜帝国也是由西迁有虞氏建立的。塞种为印度欧罗巴人，故以上允姓之戎、陶唐氏和有虞氏都属印欧人，在我国古史中均可归入黄帝系统。学界同于余先生观点的成果较多，并有大量考古资料和相关文献做支撑，并得到学界证实，可信度极高。
炎帝、黄帝、颛顼帝、尧帝、舜帝、大禹帝等本来就带有“白民”（白种人）的血统，是地地道道的土著白种人。据一些中国学者考证，他们都是具有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特征的民族，而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各民族基本上都属于白种人；而且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了我国的夏商朝时期。古彝文文献《彝族源流》记载，已有不少中华“白民”（白种人）经华北区域逐步迁徙至境外生存，因为在殷商时期的祭祀坑中发现了有中华“白民”（白种人）的头骨；大约也就是在同一时期，有一支印欧人（雅利安人）也迁徙到身毒（印度），融入到前期迁徙去的古夷族群之“糯人”中。古彝文典籍《物始纪略》第一集（第二卷）172页也记载：“白翅鹤部落的殡葬情况，远古时候从古夷人中的确分出一支白民部落，他们部落的图腾标志是白翅鹤”。到了周朝时，来源于含有大量古雅利安人基因的西戎（说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人，也沿着先辈路线继续向今中华境外扩张迁徙。大家知道周朝人的始祖名为弃，号为后稷，其母为姜（姜与羌史上曾同源），系出自古羌人部落，《说文》曰：羌从羊，意即牧羊人。而古羌人为西戎的大支系。周朝人直到灭商朝全面入主中原之后，才实施“贬戎狄之俗”逐渐摆脱古羌人游牧生活与古羌文化的影响。商朝时期，政教不分，即有很浓烈的宗教信仰和宗法制度。这一点也正是古代印欧语系的古雅利安民族各分支共同的特征。来自古羌戎的周人，信仰太极、阴阳、五行八卦，这与印欧语系民族最早的宗教文化很相近。
乌克兰的“特里波耶文化”中，最醒目的文化标志就是太极图，这显然是古雅利安人的先民传袭了伏羲的太极文化。在雅利安人创立的吠陀文化、吠陀教与古蜀（三星堆）的宗教信仰文化有着惊人的相同和相似。古蜀文明（泛三星堆文化）中，有成千上万的文物可以证实古蜀国人中具有土著白人（古雅利安人）的基因，古夷（彝）人的文献中也有十分清楚的记载。我们从众多的古蜀国（泛三星堆文化）文物上雕刻的人物来看，大多数人物为高鼻梁、鹰钩鼻，所以才有 “三星堆是杂交文明”和“外来文化”的怪论和猜想。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包括他们的分支吐火罗人，塞人等族群分支的先祖，是从金沙江流域、雅砻江流域一路北上，从中国西南地区向北途经河西走廊、阿尔泰、新疆，到达中亚等区域。另一条更早的迁徙路线是从云南经缅甸等区域，到达中亚、欧洲、北非等地区的。古夷族群、古羌族群都是游牧民族，他们中的“白民”雅利安人自然也是游牧民族，他们从祖族先辈那里继承了驯养马、牛、羊的技艺，从古巴蜀地区和云南等地传承了青铜冶炼技术，战车制造先进技术等等；所以古雅利安人在侵入印度后就能创造吠陀文明，创立了吠陀教。所以3500--4600多年以前的中华古雅利安族群的大迁徙，为后来世界上各主要古典文明区域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流波先生经过20年的研究后也认为，“长江流域糯民分化成夷，夷再分化为百越百濮，又在此基础上分支细化产生后来中华并世界众多民族。那么，白种、黑种又是怎样从中华黄种衍生出来的呢？在这里，我们有一种基本的动物繁衍常识，如黑色母猪一胎生下几头猪崽仔，大部分与母猪同色，但由于基因的变化可能其中有一条白色的猪仔；同样，草原上的常色黄母马也可能生下黑色的或白色的马驹来。白种、黑种人来源于中华黄种的道理也与此类似。中华史料记载的白种（白民）、黑种（昆仑人）十分常见，只是我们后来将其解读有误而已。”
（四）关于古夷人与古雅利安人的历史渊源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一些西方学者也根据传教士们带回去的信息来到中国西南地区，他们进入彝区后，被彝族人的五官和体形所吸引，从那时开始，西方学术界一直有学者认为彝族是雅利安人（高加索）人种，这就是所谓的彝族“外来说”。所以，彝族历史的研究长期存在“北来说”、“东来说”、“西来说”、“外来说”等多种说法，一直无法定论。到了2009年全国彝学会在贵阳召开时，大会主持人才透露《中国彝族通史》的最权威解读：“彝族土著说”的最后定论。西方人用了100多年的时间研究彝族，虽然我们已有了“土著说”的最后定论，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认为，夷（彝）人从体质上所表现出的高大体格、高鼻梁、鹰钩鼻、深目、有的蓝眼、古铜肤色等特点应是西方雅利安人（高加索人）的基因特征。尤其是他们认为，过去彝族人与雅利安人的社会形态中都有“四个”森严的等级，由古雅利安人带入印度的四等种姓制度与彝族社会成员在等级划分上极具相似。在西方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人亨･理･戴维斯（DAVIESV･ H･R）和法国人吕真达（LEGEND･A･P）。戴维斯从1894年至1900年间，先后4次到云南进行徒步考察，其中也深入到当时的凉山彝族地区。在其1911年所著的《云南——连续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一书中提到彝族：“我们越过4000英尺高的山峦抵达左曲倮倮村，村里的倮倮人（对彝族的他称，同时云南有的彝族自称‘倮倮’）可说是我在南方所见过最优良的类型，个子长得很高，鼻子笔直，面貌清秀，显然与四川独立的倮倮人同源，不同源的倮倮人之间身材和相貌不同。这种差异可以归因于气候，部分为南方支系与其他支系混血的结果”。法国学者吕达真在其《倮倮人的人种学研究》、《建昌倮倮》一文中提到彝族“是一个被战败的优秀人种”。“法国学者托雷尔对我国彝族的人种体质进行实地考察后，在其《印度支那人类学志》中说：‘在中国南方，属于高加索人种的野蛮人——黑罗罗孤零零地住在群山之颠。他们的脸形、衣着都与印度―欧罗巴人相似。首先人们发现他们与波米尔人相似。众所周知，波米尔人的祖先是印度人，但是黑罗罗与波米尔人的区别在于，他们已完全定居下来，从事单一的劳动。’在我国云南省的彝族，主要具有中国北方人的特点，但其中思茅、保山、大理等地一部分彝族人确实是有些不同，如鼻较突而轮廓分明，眼眶较宽，头发卷曲，胡须较少，内眦褶较少等。前苏联人类学家罗金斯基等便曾据此认为，这些彝族与中印半岛的色登人较相近。” 俄国人顾彼得先生在《彝人首领》一书中写道，他是1919年来中国的，是为了寻找他的“我们彝族”而追寻至大渡河流域和凉山彝区的。这本书我认真阅读过两遍，还专门撰写和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首先顾彼得是带着非常强烈的彝民族认同感在寻找他心中的“我们彝族”。他在书中多出记述道彝族的五官和体形，“他们身材高大，.....他们肤色一点也不黑，而象黑白混血儿，呈现奶油巧克力色，他们大眼睛亮晶晶的，总是炯炯有神，他们的相貌鹰钩鼻几乎象罗马人。他们头发漆黑，稍微卷曲相当柔软”。对于彝族妇女的穿着及五官长相，顾彼得又记述道：“她穿了一条褶边的黑裙，一件丝绸的束身外衣和一顶缎子做的帽子，一对长长的耳环垂到肩膀，这是用珠母做成的耳环。她们都打着赤脚，除了没有戴帽子，女孩也同样打扮，在她们的辫子上系着一块用蓝布做的盖头”。“她们个子高，举止优雅，穿着深蓝色、暗红色喇叭花状的裙子和粉红色、绿色的外衣，黑色的带子从宽边的黑色丝帽子上一直垂到肩膀上，她们的脖子上戴有银雕的项圈，她们戴的长耳环是用椭圆形的珠母做的，另外还戴银手镯。她们的长相相当的俊俏，都长着秀美的深色面庞、鹰钩鼻子和明眸的大眼。她们停下来，用威严和傲慢的眼神看着我。对我来说，她们就像是意大利古时候的公主…” 。西方旅行家和西方学者100多年来一直根据彝族人五官长相和体形认为，彝族是来源于西方或至少带有西方雅利安人血统的民族。所以我们认为，彝族“外来说”是一个百年来的老话题。
四川大学教授冯汉骥先生与希洛克（美国人）曾在凉山彝区实地考察后也有这样的说法：“现代倮倮中，黑白两个群体是有体质上的差别。黑倮倮体格高大，有人说比欧洲人还高些。他们有鹰钩鼻，隆起的鼻脊与蒙古里亚型是十分不同的。”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说：“黑彝有几个特点与汉人稍异，诸如皮肤黯黑，鼻多钩形，耳叶特大之类”。的确是这样，彝族中的鹰钩鼻，深目蓝眼睛现在都还能看到。2014年10月本人带着课题组到了凉山州甘洛县田坝的斯补勒拖，在胜利村调查到74岁的彝族村民蒋日机几，他的鼻子虽然不是很明显的鹰钩鼻，但是他的眼睛却呈：深目蓝眼。凉山州18个县（市），乐山的马边、峨边两个彝族自治县，攀枝花市也有盐边、米易等彝族县，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九龙县的彝族中都能找到不少高鼻梁，鹰钩鼻，深目，蓝眼睛的彝族人，本人在一年一度的火把节上见到和拍摄的这样类型的彝族人比较多的。在本人的家族成员中，这种体形高大，高鼻梁，鹰钩鼻，深目宗族长辈和兄弟还有数十位，其中还有女性侄女也是高鼻梁，鹰钩鼻的。曾经有人在彝族地区做过彝族人的DNA检测，结果是彝人确有雅利安人（欧罗巴）血统，据说检测结果不便公布，被压了下来。所以至今没有官方正式的现代基因学依据。官方层面担心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些研究搞“民族分裂”，所以一直不便直接和公开的讲这类问题。实际上随着当今众多学者对古巴蜀文化、古夷（彝）文化、古羌文化，尤其是对古蜀国文化遗产中“古佛文化”部分的集中研究，以及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都能证实彝族不是从西方迁徙来的雅利安人的混血；彝族古文献《彝族源流》中，很清楚的记载着古夷人中有白民，而是100多年来，西方学者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弄反了，现在才进入到正本清源的时期，即雅利安人祖源地在中国金沙江流域、雅砻江流域，他们是从这里迁徙出去的，其血脉中流淌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血脉，其文化更是传承了伏羲和炎黄文化，特别是太极文化、古佛文化。
二、古雅利安人的宗教文化与古蜀文明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
（一）等级制度与古籍文献存在着文脉关系
古雅利安人从中华分批迁徙到达身毒（印度）等地后，他们带去的宗教信仰文化也就逐步在身毒（印度）等地推广开来，最先是将长江、黄河流域传承的文化扩散至身毒（印度）各阶层，所以在他们侵入身毒（印度）之后，逐渐产生了吠陀教、婆罗门教、古印度教以及后来释迦摩尼创立的佛教。吠陀教最早的经典是《梨俱吠陀》，这部经典是雅利安人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从其记载的内容来看，其原始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较多，与其有文化渊源关系的其他雅利安人支系（古希腊人）多神论的神话传说，有极大的相似性和相同性，均为多神崇拜时期的文化。这与仍居中华西南片区祖源地的古夷族群各支系仍然保持着相同性。在《梨俱吠陀》的末卷，首次提到社会地位不同的四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说明雅利安人迁入印度后“四等级”种姓制度开始在异地继承性的实施。但是，吠陀文化中没有出现强烈的一神崇拜的宗教，而是逐步发展成为婆罗门教、古印度教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泛神论的宗教。在古印度的《梨俱吠陀本集》中，记录了身毒（印度）人将蛙作为生命繁衍的象征而大力加以歌颂的诗篇；而在彝族的史诗《勒俄特依》里，蛙与人一样，也是属于混沌演化出水后，再演化为：无血的植物五种，有血的动物五种。蛙与人都是这五种有血生物中一员，是有生命的繁衍物，所以，凉山彝族先辈一直保持着“不食蛙”的宗教习俗，而且还把这种与人类同源诞生的蛙作为讴歌对象。三星堆文化中出土的黄金蛙就是将蛙作为生育繁衍的象征物；而且这一文化习俗一直被彝族传承了下来，至今彝族妇女还在佩戴这种生育繁衍象征物的银饰。在印度的《梨俱吠陀》中，有阎摩、阎蜜兄妹在巨大的灾难之后成婚的记载；这与古夷族群各支系记载，人类遭遇巨大的洪水泛滥后，人口极度减少，为了繁衍人类迫使兄妹成婚的记载完全相同。印度、西亚、北非等地有关的宗教神话，是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古夷族群（糯民）迁徙到那里后带去的文明因子。在古印度教的经典《摩奴法典》中，记载说混沌之神首先以意念造了水，这与中国古夷（彝）人至今还保留和传承的《扎摩特依》（即民间的《母史典籍》和《公史典籍》）、《勒俄特依》等文献基本相同。不仅如此，我们只要用希腊的神话传说与《犁俱吠陀》中侵入印度的雅利安人的宗教神话相比较，就能见到其中极大的共同性和相似性，都是对宇宙诸神的崇拜之情，特别是对太阳神、黎明三神、朝神、火神等的崇敬；甚至古夷人文化中对火的崇拜，火祭仪式早已被雅利安人带到身毒，并渗入到其他人群中。西方学者麦克斯･缪勒的理论认为，整个雅利安人都是宗教神话和语言的共同起源和源头。那么古糯族群（夷人各支系）的宗教神话和最初的哲学思想就完全是雅利安文化源头的源头。
（二）古雅利安人的宗教文化与长江流域古蜀文明圈的历史渊源
前面本人已经表述过糯夷向外迁徙的历史背景，大量的事实可以证实糯夷中分化出的雅利安人不是最先到达身毒、西亚、北非的先民，他们之前已经有糯夷支系迁徙到那里生息和发展。公元前1500年左右，后期迁徙去的雅利安人进入身毒（印度）时，他们还是游牧民族，在文化上和经济上，不一定就高于先期到达的糯夷支系和当地从其他大中华区域迁徙去身毒的居民，因为游牧民族不可能带着沉重器物、工具迁徙；而先期到达的糯夷支系等已经进入农耕文化时期，许多宗教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都认为，宗教冥想与产生人生解脱愿望和想法，应该是农耕时期的民族才有条件。而古雅利安人还是游牧民族，游牧中的人群难以进行冥思，他们必须行动快于思索，否则，难以生存。所以，我们认为，印度婆罗门教中，有关宿命、业力和轮回的思想，极有可能是与先期到达印度的糯夷支系、和当地从其他大中华区域迁徙至印度的先民两种文化交融后才产生的。同时经过对吠陀文献的研究分析，主力古雅利安人群到达身毒（印度）后，他们结合先期当地的糯夷族群的信仰文化，也做了大量的更新，否则难以成为该区域的强势文化。
在中华古巴蜀区域，历来把治国纲要定位于“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最高层面。宗教祭祀活动与规模在那时应该是最宏大的，不然怎么会在古蜀国出现，9.6米、7-8米、5-6米大的祭祀玉器，还有三星堆博物馆里3.9米的青铜祭祀重器？在我们的观察与研究过程，发现的古佛玉器、青铜器、金器等数量上千，其间蕴含和体现的宗教文化与雅利安人在身毒创立的吠陀文化相同和相近之处更多；然规模就无法与古蜀国的宗教祭祀器物相比了。与古印度恒河文明相比，古蜀文明更显示出浓厚的哲理性和宗教文化气息，不仅如此古蜀国在当时的科技领域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如天文学、物理学、几何数学等方面均领先世界。无论是哈拉帕，还是摩亨佐• 达罗都没有像古蜀国（泛三星堆）那样的大型祭祀玉器、青铜器、金器和成套的通天礼器。中国发现大量的古蜀国玉器、金铜器表明，古蜀国泛三星堆的文明史至少被低估了二千年以上。古蜀国的这些玉器里，不但有新石器时代常见的圭、璋、琮、璧等小型礼器，甚至还有高达3.9米的青铜器物，也有50-70公分的鼎、罍、尊、鼓等青铜时代才出现的大型礼器。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古蜀国青铜文明之前，还存在一个对应于伏羲、黄帝时代的古蜀国（泛三星堆）玉器文明时代。而古代身毒在这方面的器物相对就少得多，倒是在他们至今犹存的一些吠陀文献里留下了零星的线索，例如，《罗摩衍那》中提到“中国人、显贵的中国人(Cinanparamacinangsca)、吐火罗人、巴拉巴人和缀满金色莲花的甘蒲”。在《摩诃婆罗多》之《备战篇》描述东辉国（阿萨姆地区）的国王Bhagadatta赠送般度的对手难敌“一支aksauhini军队（包括21870头大象、21870辆战车、65610匹马和109350名步卒），由Kirata和Cina士兵组成，看起来好像身着金子，那支无敌的军队如Karnikara之林一样迷人”。在文献的另一处，俱卢君主狄多罗史德罗说：“我将献给克利须那1000张中国产的鹿皮”。在《森林篇》中，《薄伽梵歌》的讲说者克利须那对尤帝斯提尔说：“我看见匈奴人、中国人、吐火罗人和信德的人民，被邀请参加你们的献祭，尽招待食品的责任。”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英雄阿周那征服了那迦兰Nagaland，并娶了那迦兰公主Ulupi和曼尼普尔(Manipuri）公主Hitrangada。那迦兰位于印度东北角，临近缅甸，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战略中心之一。另外，古蜀国三星堆正是一个崇拜太阳轮的国度。身毒阿萨姆地区历史上也是一个崇拜太阳的小国，在他们的一部星相学著作Vrihat Samhita中，频繁地提到中国和中国人，并将其与古婆罗多之地的其他地域相提并论。书中叙述道：假如在6-7月遇一次月食那在Gandhara、克什米尔、pulinda和中国就有灾难，如果在7-8月发生月食，那么在克什米尔、Pulinda、中国、Yavana、Kuruksetra、Gandhara和中央省就有灾难。又如当土星在magha星座，那么Balhika、中国和Gandhara将卷进麻烦，当土星移到Visakha星座附近，Trigarta、中国和Kuluta的朱砂、紫胶和庄稼就会歉收，太阳是下列国家——Prggjyotisa（阿萨姆）、中国和甘蒲的统治者。古雅利安人进入身毒（印度），首先争取的是宗教祭祀的权利和地位。有了祭祀的神权地位后，便有了话语权，接着就有了政治地位，就可在当地发展壮大起来。从古巴蜀区域的政权来看，和平时期宗教祭祀的权势大于军事的权势，国人都认为军事权势与实施军事战役具有暂时性的特点，而宗教祭祀的神权则有长期性的统领特点；这一传统也被迁徙至身毒的雅利安人所继承。在古代身毒婆罗门教中“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尊”三大纲领的创立意义重大，是雅利安人在宗教思想领域的一次创新，同时也是为了延续他们的社会、政治、宗教地位而不得不谋划的具体策略。即婆罗门宗教职业者们首先宣布：他们自己（属婆罗门）是神圣的，记录自己（雅利安人）游牧农耕时代的神话是天启，各种姓与灵魂有关的各种问题都得靠婆罗门祭祀来解决。不用刀剑，只向外传教和推广种姓制度，就最终控制了整个印度的意识形态。主张用四种姓制度规范社会各个等级的社会职责。其中完全执掌宗教事务的为‘婆罗门’，执掌军政大权的为‘刹帝利’，从事生产活动的为‘吠舍’，为这三个等级服务的平民及奴隶是‘首陀罗’。经过他们的渲染和谋划，四种姓是神造的，不可变更。婆罗门是人中之神、世界之首，他们力图用这种说法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婆罗门的特权地位。并将婆罗门教传入印度恒河中、下游佛教早期活动的中心地区。这里的居民有的接受了婆罗门教文化及其社会模式，有的则持激烈反对态度。反对者形成强大的社会潮流，反馈到它的西北产地，引起连锁反应；而婆罗门教仍继续向南流传，为一些权势者所接受，持久不衰。婆罗门推行种姓制度，最后在身毒又发展成为古印度教。古印度教民崇拜成千上万个神明，在这种宗教信仰中，有高度发达、深邃的哲学思想，也有原始的崇拜形式，可以用杂然并存来形容。身毒的这些宗教文化与中华长江流域古巴蜀地区的宗教信仰文化相比较，显然存在着直接的历史渊源关系，但是就其年代来看，身毒在这一领域的文化形成较晚，而中国长江流域的巴蜀地区，根据中国科学院的相关考古资料证实，重庆地区早在14万年前就有了祭祀文化和祭祀器物。
三、结语
通过上述众多的科学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证实，中华民族的血脉自古以来就是一脉相承的，不存在断裂问题。本文的另一中心问题是详细阐释了中华大地从68万年或35万年以来，就一直世居着白种基因族群，时光进入到伏羲、炎黄时代中华大地的土著白种人更是唱着历史大戏的主角。之后，中华土著白种人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分期分批的向国内外大迁徙，这样的大迁徙促成了血脉与文脉的大融合。因此，那些认为自己不属于炎黄子孙的少数人，应该好好反省，千万不能继续错认自己的祖先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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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贾银忠：《发现三星堆王族后裔——古蜀国鱼凫王后裔今昔调查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7月，第3-4页。
3.http://www.china.com.cn/news/2014-02/14/content_31466458.htm--中国网新闻中心。
4.流波《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第8页。
5.（俄）顾彼得著、和铹宇译《彝人首领》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92、120页。
来自：中国视频新闻网http://videosnews.cn/view.php?d=147083&from=single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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