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8期P82—P83
作者：吴晓求 何青 方明浩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摘自《财贸经济》2022年5期，梁华摘
如今，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面临三个方面的需要，一是日益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二是提升市场财富管理功能的要求，三是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战略转型的需要。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既要向创新驱动战略转型，推动产业升级，又要维护供应链、产业链安全，构建起强大的内需体系。与此同时，中国要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一方面，必然要顺应金融“脱媒”的趋势，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另一方面，在中国长期以银行体系主导的社会融资模式下，仍需要有效利用信贷资金的规模优势。由此，中国正在探索出一种与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市场与银行“双峰”主导型金融体系下的资本市场发展新模式。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是与国家经济转型战略深度耦合的，正在形成有别于美、德模式的第三种资本市场发展模式。这是由中国经济规模、结构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所决定的。吴晓求等从经济发展路径角度分析发现，虽然市场主导和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都能在金融资源配置上做得很成功，但是市场主导型国家可能在创新技术、新兴产业上更成功，比如英国和美国；而银行主导型国家在学习和推广成熟技术产业方面效率更高，比如日本和德国。相比于资本市场，商业银行更侧重于满足低风险产业的融资需求，更有助于传统成熟产业的发展。但资本市场更能适应科技创新所具有的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等特征，并在未来时期给予与风险相匹配的市场回报。由此可见，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战略之所以是市场与银行“双峰”主导型金融体系下的新模式，是因为中国既会像英国和美国那样发挥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又会类似德国和日本那样借助银行来保持工业的持续繁荣。
除了与经济战略的耦合，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模式还有两个典型的特征：一是重视顶层设计；二是基于大陆法系构建与英美法系融合的法律体系。在顶层设计指导下，这种模式的精髓在于，通过吸收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展历史中所形成的一般性原则，适度地引入国家战略意图的引导作用，改变了原有法律结构的某些约束，从而有效地吸收了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独立董事制度、特殊投票权制度等英美法系元素，使资本市场的法律规范走上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融合”之路。
由此可见，中国资本市场要发展的第三种模式是基于中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和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是一种能与经济体量相匹配、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市场化模式。中国模式不仅依赖于银行提供的大量信贷资金对整个经济稳定运行的支持，也需要资本市场风险分散机制下的投融资功能对科技创新的推动。在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道路一定要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坚持建设大国金融下的现代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目标，持续推进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同时，中国资本市场要继续发挥顶层设计优势，充分考虑本土性因素，更好地促进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融合关系，将弥补法制和透明度建设不足作为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重点。
**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在透明度方面的建设，先后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批示。2019年2月22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把好市场入口和市场出口两道关，加强对交易的全程监管”，明确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做出了重要部署，指出应“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只有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特别是以透明度为核心的法制建设，才能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和效率，从而促进中国资本市场新模式的发展。
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一套完整的市场基础设施，包括统一的信息披露规则、严格的证券立法和有效的证券执法体系、高质量的会计准则、高效率的结算支付体系等。资本市场秩序的核心是维护市场透明度，这是因为市场透明度是资本市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资本市场功能得以有效发挥的必要条件。因此，基于法制和透明度融合而成的市场完整性，是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