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军网
《1944：龙陵会战》封面
《1944：龙陵会战》后记
■余戈
松山、腾冲和龙陵，是1944年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对日军实施战略反攻作战的核心战场。以滇西战场的胜利为先声，中国对日本八年抗战也拉开了胜利的序幕。这段用血与火凝成的光辉历史，曾经不为公众所熟悉。我自2004年开始接触这一题材，历时12载，先后推出了“滇西抗战三部曲”：《1944：松山战役笔记》（2009年）《1944：腾冲之围》（2014年）《1944：龙陵会战》（2016年），为读者了解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提供了一份“导游手册”。
我所写的是“微观战史”——这是对历史观和方法论合而为一的一个概括表述。形象地说，就是在“显微镜”下看历史，尽可能提供“像素”最高的历史。在这一努力下，历史有可能变得“接近于无限透明”，显出细腻丰富的肌理，这就挤压掉了“演义”和“戏说”的空间，也让很多高蹈虚浮的历史成见变得似是而非。
一般认为，我们中国人是有战略天赋的，孙子兵法自不必说，单说抗战中就有《论持久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白崇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蒋百里）这些高人高论；事实证明这些战略判断或预言也都应验了。
也有人反驳说，抗战能胜利不是我们有多厉害，而是站对了边。但这不正证明了我们厉害吗？提前四年多就“押宝”，最终给押中了，这还不厉害？
总之，有战略思维、战略上强这一点，争议不大。
但说起抗战，为啥总觉得有口气憋在心里出不来呢？为啥会有“惨胜”这个说法呢？因为战术太差。或者说，战场上的“小比分”太差。扒拉手指头，正面战场的22次大会战基本为输局或平局，只是消耗了对方多少资源的差异；滇西、缅北战场是全胜，代价又实在太高。总之，吃亏吃在具体的作战过程中，丢分都丢在战术层面。
这里不准备重复综合国力比较这个套话了，总拿“器不如人”来说事儿，最后就成了一个万能的借口，找不到真正的病根儿在哪里。其实器比人强、或者大体持平的时候也不少，比如“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军，淞沪会战时期的“德械师”，特别是反攻阶段得到美式装备的远征军/驻印军，但还不是觉得憋气吗？
吃亏吃在战术层面，这个大结论应该是成立的。
为啥这方面就不行呢？原因可以列出N多，但有一点最关键：作风差。作风即态度，核心一点是认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能说出这一句话的就是伟人。“认真”几乎可以概括日本之于我们所有的优长，比如本分、负责、严谨、工匠精神……等等；而“不认真”也可以概括我们之于日本所有的短处，比如漫不经心、大而化之、马马虎虎……等等。
补上“认真”这个短板，加上天赋中的战略头脑这个特长，与日本继续比赛下去，我们是不是会赢？我觉得一定会。
这个检讨和结论，在当年远征军参战部队的几十份战报中，都早就做过了，结论高度一致，一点儿也不新鲜。我只是从故纸堆里重又翻腾出来了而已。
——问题也就在这里，特别善于总结找到问题症结，但之后很快付之高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而所谓进步，就是跟这个“本性”较劲并克服之，因艰难、反复而迟缓、漫长。
也许“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但真正要对付的敌人其实是自己；若战胜了自己，最终将无敌于天下。
战争，从近处来看，好像是将军们智慧和性格的博弈，或是官兵们勇气和血性的较量；稍微后退一步而观，就发现是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比拼和消耗。在写作本书的几百天里，我仿佛置身于龙陵上空俯瞰，看到每天敌我双方的兵员和物资，经由同一条传送带——滇缅公路，输送到这个小城来“火化”。在燃起的滚滚浓烟中，敌我双方都咬牙切齿地彼此凝视着，看谁能耗到最后。
在这些麇集而蠕动着的人群中，只有寥寥数位意识到自己正在书写着一段历史，比如辻政信这样的战事“操盘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们，均毫无自我意识地为命运（命令）所摆布，在这一秒或下一秒进入并熔化于火炉之中。所有有姓有名的鲜活生命，都按火化的时间段攒在一起，被计为一个概略的阵亡数字……
终于，有一方因消耗不起要后退了，后退之前往往会如回光返照般进击一次，付出最后一拨儿血肉之躯，显示其集团意志并非退却，而是已达成意愿后的自主“转进”。此时，往往夜幕和大雨同时降临，遮掩掉了得意者和失意者的神色，让胜利者不明就里，让失败方减轻心理负担。次日，龙陵的烈日依旧照耀山川，整个坝区静谧安详，仿佛一切不曾发生。你这才发现，所谓历史的遗忘，原本不需要等到很多年以后。
为什么这片土地如此肥沃？因为滋养它的都是有机肥料！
这正是让我惊心、动容而难以自已的景象。自2004年第一次走近松山，最让我难以忍受的就是：如此重大的战事，竟找不到一个像样的读本；曾经覆盖了整座大山的血肉和白骨，竟被遗忘得好像从未发生过。
但是，我同时意识到，我不能仅仅矫情地感叹一番就撒手而去。中国的事情，必须是谁遇到了就亲自动手做起来，并尽力做到最好，这才有可能影响到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一起做，才能走出“人人抱怨，却依然如故”的古老困境。
我承认自己所*是个良心活儿，是在做一份功德，但这首先是做给自己的，因为这段历史让我偶然撞到了。虽然我并非历史专业出身，但却是现役军人和以文字为职业者，若像普通游客那样闪身走过，我将一生心理难安。
做良心活儿，就得有做良心活儿的态度、方法和标准。经过12年的摸索实践，就有了对于“微观战史”的种种思考和感悟。
“微观战史”的操作，首先是对于战史资料的发掘和考证。70多年来，中日各方的材料都散落在那里，特别是网络时代为搜寻资料提供了极大便利，但还是很少有人能下决心以“囊括”为目标去搜集，更少有人投入耐心去仔细拼接。而这正是爱好历史收藏的我极有兴趣并比较擅长的事。因此，这份晚做了几十年的“战史拼图”工作，让我在面对大量第一手资料，且对敌我双方全知的新鲜视角上，体验到了“再造历史”的感觉。
但是，战争实在是过于特殊。作为人类大规模的暴力活动，战争的原始记录本身就存在先天缺陷，比如极为凌乱和不准确，且敌我双方记述差异极大。为了尽可能逼近真相，“史料批判”的工作就比其他题材复杂得多。你会发现，更多的情况是需要完整呈现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不是单纯去证明一个清晰的观点；有时模糊数学所研究的“混沌”状态，恰好是战史表述所需要的“精确”。
战争的“第一现场”是战场，因此“微观战史”所记述的一切必须能够“落地”。在案头工作之外，构建在军事知识、地理知识基础之上的战场田野调查，也显得极为重要。这类似于军事活动中的“参谋旅行”，对我是极有吸引力的事情：眼前是硝烟炮火，脚下是河流山川，敌我双方浴血搏命的一幕幕场景，枪林弹雨中倒下的一个个身影，在冥冥之中呼唤引领你穿越时空，将纷乱复杂的人间壮美大剧拼接还原并再现……
上述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达成高标准的史实重建。
史实重建，远比隔着时空发表高论更重要，前者应是史学的真谛，后者常常是自作聪明的臆测和饶舌。古代的历史因为史料所限，很难做到微观境界；但近现代史的不少题材，因了史料的细致丰富性，是可以做到微观的。只有在微观境界，你才能真切感到史学其实具有数学、物理学的某些特征，才有一些做“科学”的体会。但是，史料越是丰富，就越是杂芜，泥沙俱下；“史料批判”工作的挑战性就越大。甄别还原历史细节，就如同刑事侦探，寻找和确认证据，成为这一工作的核心；同时，对于世道人心的体察、想象能力等，也成为构建“事理逻辑”至为重要的功夫。这时候，所谓文科和理科的分野早就不存在了，逻辑能力和想象能力缺一不可。
面对多到令人眩晕的材料，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
一团曾经的泥丸，打碎成千万颗沙粒，你耐心观察每一粒泥沙的形状，以及与其他沙粒曾经衔接过的茬口，脑海里一遍遍地想象重构，又一次次推到重来，直到“咔嚓”一声，它们完成了第一次成功对接，此时你直接得到的就是上帝造物时的原貌。此时，你甚至无意再向人复述和解释重建的过程，因为那简直要说海量的话……那个泥丸终于原样躺在你的手心，你打量着它，很有成就感吗？有一点，但极为短暂，更多更久的是身心的疲惫感。很快，巨大的空虚感再次袭来，逼迫你忘掉曾经完成的一切，尽快找到一个新题目——这不是在说瘾君子的故事，而是在说一个痴迷于事的人都会经历的正常状态。
因此，关于我的研究和写作的介绍就此打住吧。
在从搜集材料到调研写作的过程中，众多师长和朋友提供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原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史研究中心发起人崔永元先生，多年来投入巨大精力和财力从海外搜集购买中国近现代史相关资料，建起了藏书浩瀚的资料馆。本书所涉及的日方史料，多数为崔永元先生慷慨赠予；其中有不少是我开出书单，他亲赴日本帮我买回来的。不仅如此，崔永元先生还资助了我部分经费，用于支持史料翻译工作。对于没有官方立项的个人研究，这无疑是雪中送炭。对他的热情支持和有力帮助，我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经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先生热心引荐，得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马振犊先生大力支持，使我获得了数量颇丰的远征军部队战斗详报，这些第一手史料大多数为首次引用。
在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先生介绍下，我有幸结识了陈明仁将军的嫡孙陈湘生先生，得到了由其精心保存的陈明仁将军日记抄本。在龙陵会战中，陈明仁任远征军第71军军长，是这段历史重要的亲历者，其日记的历史价值可想而知。据了解，陈明仁将军于戎马倥偬之际一直记有日记，后来因种种原因未能面世。经我动员，陈湘生先生与95岁高龄的伯父和兄弟姐妹们商议后一致同意，将陈明仁日记交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深圳越众历史影像馆执行馆长黄丽平女士和中缅印战区历史专家晏欢先生，分别遴选了与本书内容相关的数十张历史照片相赠，让文字记述的战史获得了直观的影像佐证。越众历史影像馆收藏的数万张历史照片，均为当年美军照相部队官兵所拍摄，由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在深圳越众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应宪先生鼎力支持下，由章东磐、晏欢、牛子、戈叔亚等有识之士拷贝回国，近年来以此出版相关图书、举办展览，影响巨大。本书所选照片的说明文字，均由晏欢先生和我的同事陈京蕾女士帮助翻译。
经由战友宋轩先生、曹舒雅女士、俞海燕女士热心联系，张丰帆、程国兴、杨雪丽、乔宝成、谢家媛、杜聪聪、高畅、王彦天、郝夏茹、李奎乐、李国帆、付晓瑞、顾立鹏等朋友分别承担了全部日文资料的翻译工作。他们均出身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名校，且多数拥有丰富的军事知识，译文质量出色。因了他们的大力帮助，本书的写作进程得以大大加快。
在写作期间，我曾多次赴滇西龙陵、芒市实地考察，保山军分区李英玉司令员、德宏军分区邹强政委、龙陵县委宣传部长董斯璇等领导同志，予以热情支持并提供了种种便利。龙陵、芒市的朋友饶斌、邱佳伟、刘翀辰等，陪同我寻访战迹、核实地名，期间翻山越岭不辞辛劳，此后又通过微信频繁沟通交流，使我获益良多。
我的同事陈祥京先生是一位优秀的美术编辑，“滇西抗战三部曲”中全部的作战地图，均经他与其弟陈祥浪以旧资料图重新修图调制，其工作之复杂繁琐非局外人可以想象。阅读战史离不开地图，相信陈祥京、陈祥浪兄弟为此付出的心血也将赢得读者的称道。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本书疏漏、缺憾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界同仁及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笔者的电子邮箱为laoyuge@sina.com，新浪微博ID为@余戈-龙陵会战。
作者2016年9月21日于北京平安里
《1944：龙陵会战》专家推荐词
滇西抗战“微观战史”三部曲套装书影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贺新城：
早在2002年，军史专家郭汝瑰、黄玉章在其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作战史》中，充分肯定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胜利的巨大价值，认为这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第一次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而随后与中国驻印军并肩作战歼灭缅甸日军，更是“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援助盟邦进入异邦国土作战并获得胜利的一次大规模作战”。然而，在长期以来为西方主导的二战史叙事中，中国战场始终处于被刻意贬低和忽略的地位，尽管在美国对日本开战前，中国已独立对日抗战四年有余。即便是经由中国率先倡导缔结对日军事同盟而最终形成的中缅印（CBI）战区，中国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与美英进行军事合作，赢得了该战场的巨大胜利，但仍然长期未得到来自盟邦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中缅印战区的战争，主要包括中国驻印军暨中国远征军的缅北、滇西战役，及英军收复其旧殖民地缅甸的战役。在西方的历史叙事中，对于后者的记述和评价远远在前者之上，以至于很多西方读者不知道在这一战场还有中国的贡献。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极为复杂，主要是由于“史迪威事件”导致中美关系濒临破裂，使得战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均对该战场的军事合作采取了刻意冷落或贬低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大陆方面对于该战场情况不了解，加之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对这段历史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关注几乎处于“冷藏”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大陆方面以开阔的政治胸襟，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学术研究和政治评价日益客观公正，赢得了广泛赞誉，但列在正面战场22次大会战之外的缅北、滇西战场，纯粹因为学术研究条件因素制约，公众认知程度仍然较为落后。需要注意的是，不少人仍然囿于惯性思维，认为抗战中这段辉煌历史是被中共有意“遮蔽”，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政治误区。而台湾国民党方面基于岛内“去中国化”思潮的压力，非但不敢宣扬自己在大陆的这段历史，反而对不明真相者对大陆方面的误读，狭隘地采取了暧昧态度，甚至予以迎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大陆解放军现役军人余戈潜心十余年，以独创的“微观战史”研究方法推出的“滇西抗战三部曲”，就对这一政治“误读”予以了有力回应：既然“去中国化”势力乃至“台独”势力淡忘历史，那么就由大陆作家和大陆最好的出版社把书写、传播这段“中国史”的历史责任担当起来。
评论家、《解放军文艺》副主编殷实：
《1944：龙陵会战》是余戈继《1944：松山战役笔记》《1944：腾冲之围》之后，创作的滇西抗战“微观战史三部曲”的收束之作。此前的两部作品分别获得第六届文津图书奖、“2014中国好书”、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殊荣；《1944：龙陵会战》则更上层楼，将作者首创的“微观战史”这一理念和研究方法推到了新的高度。
在作者的“微观战史三部曲”之前，国内几乎没有典型的战役史专著，业界著述多为宏观军史、战史；对于战役、战斗的叙事则以“纪实文学”垄断市场。作为人类重大历史活动的战争，若无学术高度上的微观历史叙事，不仅是军事历史学术之缺憾，甚至会带来政治层面的尴尬，如近年甚嚣尘上的对我军英模事迹细节的质疑之风，不管其隐藏的动机如何，首先是对战史研究领域缺乏微观研究著述的恶性反诘。由于种种原因，国内战史的微观研究极难开展，其中既有权威档案利用极难的瓶颈问题，也有军史研究职能部门“宜粗不宜细”的观念束缚，及地方历史研究人员缺乏军事学背景等困难，造成这一领域的微观研究著述长期付诸阙如。诚如杨奎松先生近期撰文所指出的，“从余戈2009年《1944：松山战役笔记》出版以来，中国大陆一批中青年业余战史爱好者已经捷足先登，陆续开始推出一批颇有分量的战史著述”。因此说余戈的研究带动了一个方向，推动了一种历史著作“品类”的兴起，诚不为过。
《1944：龙陵会战》叙述的是1944年滇西抗日反攻的主战场战事——中国远征军龙陵会战及收复芒市、遮放、畹町之役，及与反攻缅北的中国驻印军会师芒友、打通中印公路的过程。此战可谓我国抗日战争中*为辉煌的胜利，对于推动抗战全面胜利，及战后奠定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等，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如此重大的历史题材，长期以来却不在中国抗战正面战场22次大会战之列，公众对其了解认知之薄弱可想而知。也正是余戈的聚焦一个战场深钻、吃透式的研究，才使得学界和社会有了在精确、细微的条件下观照这段历史的可能。该书中仅利用南京二档中的远征军部队战斗详报、作战机密日记就达20余份；对于日军不但利用了其公刊战史，还包括全部参战部队的内部战史、主要将领回忆录和官兵口述史，这样规模的档案史料利用量及对敌方史料的“互参”比对，在国内以往战史著述中也是找不到第二例的。此外，龙陵会战中因了中美军事层面的深度合作，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空前规模的步炮空协同作战，战争过程中的军事活动经验、教训极为丰富，大部分对于当下实现强军目标所进行的深层军事变革不乏启示之效。因此本书的价值就不仅是叙述了一段往事，而具有相当的现实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