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伪知青”，即采取“投亲”形式、貌似落户乡下，空担知青其名、徒享知青之惠，未经下放之苦、不曾扎根农村，如我一般“是又不是，不是也是”的知青一代。处在知青下放岁月的末端，只是将户籍迁往农村，人却原地不动，未住一宿于“广阔天地”，未历半日之田间劳作，就是我“伪知青”生涯的真实写照。1974年，我还在上着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姐姐已经进入高中毕业季了。那时的街头，时常看到写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宣传画；“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是作为伟大领袖教导我们的“最高指示”而深入到社会各阶层的。印象中，每每有应届的高中毕业生下放到农村，无论是主动申请还是被要求的，政府都会举行盛大的出行仪式。看着他们穿着或黄或蓝的军式服装、肩起背包、手提网兜坐在大卡车上的样子，感觉是一次光荣的奔赴。为此，接到通知的工厂、社区和学校，往往组织工人、居民和学生们，走到划定的街头区域，欢送一批批知识青年去“上山下乡干革命”。当时学生下放农村的政策是：家中独生子女毕业后留城，等待分配工作；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则按照“二三留一、四留二”的原则自主确定。具体走谁留谁，由各家商定后，将结果报备至所在公社（即居委会），到时由政府知青办统一协调安排下放至相应的公社（乡镇）村队。人是环境的动物，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便会形成一种习以为常的惯性。而习惯就像一座没有城墙的围城，虽然肉眼看不见它，却分明能感到它的无处不在，并且于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在城市环境中生活习惯了，倒也并不觉得有多少优越和伟大，日子就这样在简单和平凡中回环往复。可一旦走向城市之外，昂着首去靠近农村，便会觉得城市虽拥挤但很温馨，虽琐碎却有滋味。如此一比，作为“城里人”的高大和骄傲的形象，就清晰在言行举止里了。那个年代，生在城里，有了城市居民的户口，再俯视郊外的农村时，想不自以为是都难。何以至此？因为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城里的大人们虽然每天八小时在工厂商店里辛苦地工作着，却有着固定的工资，到月就能关饷，就可以买一些生存必需品，生活也随之润滑了起来。而乡下的大人们却要从早到晚地冒着风吹日晒、雨打霜侵，几乎是要没日没夜地躬身在农田里劳作。而且没有每月的固定工资可领，日常的家用全靠一年日积月累的劳动工分换取年终分配的有限收入，且用以支撑着全年的开支。所以就能省则省，能少花绝不多用。城里的孩子们从小就入托儿所、进幼儿园、上小学中学。平素还有或多或少的零花钱可用；还有或稀罕或简单的零食可吃；星期天或节假日还可以有看电影、逛公园的休闲娱乐。而乡下几乎没有令人羡慕的托儿所和幼儿园，乡下的小孩子就像小草一样在野地里疯长。即便长大了上学也要跑到很远的学校，还要帮助大人做些捡柴禾、打猪草、拾稻穗的活计。而且一般农村家庭的孩子很少能念到高中的，往往小学或初中一念完就告别了学校，就被家里的劳动力和田里的农活需要着，上高中就成了一种奢华。如果硬要说有休闲娱乐活动的话，那只能将在沟坎里抓鱼摸虾或光着屁股下河洗澡算在其中了。“农业落后于工业，乡村落后于城市，体力劳动者在文化技术水平、劳动和生活条件等方面落后于脑力劳动者”，这就是存在于近现代人类社会的“三大差别”。这在我们一代始有记忆就有了依稀的认识，并随着日后的上学读书、参加生产和社会实践活动，就愈益地清楚和深刻了。我的母亲、三婶、四婶都曾生长、生活在农村，都以嫁给家境并不富裕的我父亲、三叔、四叔为荣。纵身一嫁而跳出了“农门”，迎接她们的将是梦一般美好的未来。虽然依旧简单与清贫，但那毕竟是城里人生活，自带着无数光环。六十年代初中期，虽然还没有“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背景，但“下放”一说已然存在。其主要是城市里的那些有历史问题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举家被迁徙到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记得小时候，我家附近薛家巷头开茶水炉的四妈妈家，东圈门12号的周先生家，以及双忠祠10号的江家，好像都是一夜之间从我们市井生活中消失了的，大人告诉说是全家被下放到兴化去了。上初中时，读了施耐庵的《水浒传》，才知道所谓“下放”，其实就类似于“有罪之身的发配”。门口的上述几家看起来都是好人，不知获了何罪？转而想想《水浒传》里被充军发配的，又有哪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坏人”？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十年，即1968年-1978年，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运动了，共计八千万“知青”大军席卷广阔天地，可谓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后来知道是那时的经济不发达，创造不出更多的就业岗位。而知识青年却如雨后春笋一般一茬接一茬地冒出来，使整个城市变得拥挤不堪，社会空间日趋促狭。与其静待蜂拥而出的知识青年在城里难作为甚或乱作为，不如令其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于是英明领袖发出英明号召，芸芸知青便成群结队、乖乖地“上山下乡”去了。如此一来的成效有目共睹：还城市以既有的宁静与平衡，还社会以有序的稳定与安生。
对于那个年代由城市“下放”到农村去的知青生活，其实我是没有直接感知的。如果设想将自己代入式地体验一把，或许是会像飞出鸟笼的小鸟一样，一下子解除了家庭家人和学校老师的束缚，呼吸着满满自由的空气，该是多么地舒爽和畅意。可这种新鲜的美好和放纵的自由，维持不了很久，旋即就会为举目无亲的孤寂、田间地头劳作的辛苦、以及事无巨细的自力更生而稀释成一锅的清汤寡水。最要命的是面对农村简单频繁的生产和日复一日的辛勤劳动，如何咬着牙在茫茫无期中说服自己试着隐忍、学会坚持。我居住的那条街巷中，也曾有六八届、六九届毕业后下放到乡下的家庭。那时候还没有知青返城回乡一说，一旦户口转到下放的农村，其身份立马就摇身一变为“乡下人”了。起初的几个月，中途或有回到城里的家中探望的，父母和家人都捧着极大的热情嘘寒问暖，好吃好喝地招待着，令其有备感关心的温暖。后来不知为何，就渐渐地变成了半年或一年才回来一趟。有时到了端午、中秋节日，也不见回家团圆的人影。我隐隐约约地感到，那是一种不同既往、难以言状的家庭氛围，尤其是兄弟姐妹言语的亲昵和投诸的眼神，在悄然无声地发生着改变。那种改变就像家中出现了乡下来的亲戚，就像突然多出一个人来分锅中羹。平素的大大咧咧，由于身份的置换而变得异常敏感，能从兄弟姐妹不经意的话语、声调和眼神中读出什么来。于是，就渐渐变得沉默寡语、不苟言笑了，就变得来去匆匆、“没有大事不登门”了......对此，我是有生活的，绝非一厢情愿地罔顾事实，或似是而非地神经过敏。小时候或有爷爷的农村表亲偶来看表哥表嫂，提半篮毛桃、番茄之类的；或有奶奶在杨庙胡庄的亲眷，为着家长里短的纠葛来请奶奶断个是非曲直。每当此时，爷爷奶奶自是准备比平时好些的饭菜，毕竟一年到头不常来。殊不知那些香喷喷的鱼肉蛋之类美味佳肴，不仅他们乡下很少有，就是我们城里平日饭桌上也少见。尤当这些我叫做三表爹二嬢孃的筷头在荤菜盘中盘旋的时候，心中就会生出余悸来；如果是第二、第三次伸筷出击，心中就会莫名地疼痛；遇到爷爷奶奶夹菜给他们，心中竟会暗自怀恨。以至于其后他们再到家里来的时候，甚至就厌烦得不再予以理会了。现在想来，真的嫌儿时的自己实在没出息，为了一己口腹之欲，不惜将内心的丑陋进行到底。带着这种儿时天性的丑陋，便试着去观察对门的老大和斜对门云姐从乡下回来的情况，好像他们家中这些我所熟悉的孩子，其言语神态的诸多表现，也大抵与我内心的不洁不善有些相仿佛。但愿我只是个别人家孩子，是个了无教养的另类。其实，人家兄弟姊妹感情好着呢，对下放农村的大哥二姐们，心中满是同情和怜惜。对其关爱尚且恐有不至，岂能无视血缘亲情而自顾猥琐地打着灰暗的“小九九”？姐姐到了高二下学期，就面临着毕业后的去向问题。或者下放农村，或者留城待业，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那时我们这一代大多数是三四个子女的家庭，更多子女的家庭也不少见。比如黄家园巷头东的谭家兄弟，分别生了八九个丫头；比如三祝庵中西段的刘皮匠和郭裁缝家也分别养了八九个孩子。因此，很多家庭面对自己子女的去留问题，都会面临着选择难、难选择的困惑与尬境。摆在当下，孰去孰留确是两难的选择。可在当时，好多人家几乎是一顿饭的工夫就交上了自己的答案。甚至有的都不用想，落笔就是自然而然。按照传统的习惯思维答题，自然是留男不留女，因为男子是家族的命脉，女子是泼出的盆水，无须多虑。按照年龄错落顺序排列，“留长走次”或“留次走长”（一般根据长次的性别来定）。这看起来是公道公允，儿女们也语塞，因为是自然的排序，想换位都不行。而政府对此往往不加干预，只要下放的指标落实到具体的人头就行。至于是谁戴了下放的帽子，家长缘何这般安排，干他鸟事，才不“咸吃萝卜淡操心”呢！我们家中有四个子女，就这么一姐一弟地相间出恰好。扬州有长女长子，山西有次女次子。山西那边是其次的，面临选择还有较远的距离，暂且不论罢了。姐姐当年就毕业，选择已是眼前的严峻，如何徘徊也终究绕不过去。也许是女孩子心思缜密活泛，也许事到临头不容不想，最终的结果是姐姐留城了，达到了她的所愿。对我们家来说，姐姐留城分配工作，家人似乎并没有被两难的困惑纠缠着，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
虽然事后父母曾流露过当时姐姐写过一封寄往山西的信，表达了自己身体不好、吃不了农村生产劳动的艰辛、想先行留城的诉求。但我知道，即便没有姐姐那封山西去信，她一样会留城分配工作的，这基于我们王家“重女抑男”的传统和父母正直坦然的为人。虽然间或听到过邻居家和家族其他成员对此有不同声音的异议，而在我来看，这一结果完全是势在必行的当然。因为“一切让着姐姐”观念意识，从小就耳濡目染后根植于心，并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就潜移默化成一种生活习惯，一种天经地义。1977年，轮着我高中毕业，也同样地面临着下放农村的问题。不同的是问题已不是难题，无需家人们再进行平衡和选择。那年的暑假我去了山西，在父母工作的晋华纺织厂做着临时工。在中学放假其间做临时工，于我已是一种常态。曾为日用棉织厂加工手套，主要是用钩针、缝被针绞指头和绑子，三分钱一副，一个假期下来交学杂费无忧；曾在扬州食品制造厂分拣过西红柿，用于装箱出口，一天可以挣上八毛大钱；曾在扬州印染厂做过专值夜班的守卫，值一夜班就有一块银子的进项。这应算得上是勤工俭学了。假期的打工所得，除解决学期费用和留一点零花钱外，其余全部上缴给爷爷奶奶贴补家用了。如此来看，我在青少年的时候，的确是个听话懂事明理的好孩子。其实，当我在父母的工厂做零时工的时候，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我的社会角色就已经悄然变换为下放知青了。这其中老叔叔应是帮了忙的，否则，我断然不会以“投亲”的形式，将户口落在邗江县六圩公社永安大队头筐生产队的。因为当时政策允许以“投亲”形式落实下放的地点，因为婶婶的家就在那个公社大队生产队，因为当时那里社队经济发展比较好，一个工分值可达五六毛钱（好多农村的工分值只有两三毛钱）。这在当时，确实退而求次后的上好选项。其间，还闹了一出小故事。当年下放的时候，需要将本人的户口转往下放的公社。可是在具体操作时，家人翻箱倒柜就是找不到户口簿，自然怀疑是我为躲避下放而将户口簿藏匿了起来。这种怀疑是想当然的，也是爷爷奶奶所深信的，因为它符合通常“获利者疑也”的逻辑。就连山西的父母也相信是我从中作的祟，任我如何撇清也洗不白自己。后来，我连解释都觉得无趣，干脆一笑置之，权当“无若有”了。殊不知，一个小小户口簿遗失岂能挡得住下放政策的执行到位？难分明是我的天真还是家人的无邪？我的户口最终还是丝毫无碍地落在那个公社大队生产队里了。从山西回来后，我知道自己已是寄居在那个叫做“东圈门1号”的家里了，虽然爷爷奶奶和已经工作的姐姐并不这么看，但这无妨我内心的认知。虽然当时还没有知青回城的任何风声，但有关知青政策规定较过去已经相当宽松了：一是政府每月给每个知青发放生活补贴10元钱，每半年领取；二是公社每月给每个知青发放稻米30斤，无需付钱；三是不必定期到下放的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想在原来住地的家里待多久都行。77年10月，广播里传来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就像一场十年不遇的海洋风暴，一时间呼啸在多少中华儿女的胸膛。作为在十年动乱的浑浑噩噩中惺忪成长的应届毕业生，我们有幸被列入可以参加的范围，算是最年幼无知的浮在浅表的一层了。几乎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文化知识，就连简单的语法修辞、历史朝代的演变、祖国山川河流的地理都没弄明白，又几乎没有时间且不懂得如何去复习备考，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走上了考场。如果说对自己浅薄的文化底子还有点清醒的话，记得那年底我报考的是中专，选择的志愿是“徐州铁路师范”。这般选择，不知道是否与三叔有关，因为他是商专毕业，在徐州百货站工作，还因为读师范是免费的。俗话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我们这一代人如同滚滚投考洪流中的泡沫，自然就被冲刷到岸边的沙滩上。从瓜州回来的晚上，一身空空如也的落寞，似已预知着结果的渺茫。那一年高考中榜的，绝大多数是老三届下放农村的知青，因为他们文化基础来得扎实，还未及受到“文革动乱”的影响，并且参加高考几乎是他们从“广阔天地里”抽身而出的唯一希望。而我们这群“被耽误的一代”，能侥幸在浑水中摸到鱼虾的，可谓是寥寥无几。奇怪的是，落榜后，包括家人、同学和邻里，既没有人来继续鼓励，也没有人为之扼腕叹息，更没有人嗤之以鼻，当然也没有人痛悔难过。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一样的烟火生活依旧在那条熟悉的街巷里缓缓流动。这是否因为我居住附近百米人家没人参考？还是因为整个社会几乎没人知道我的参考？也许正是这样，因为我已是一名通过“投亲”方式下放的知青，除了家人外，再没有其他社会人关注我的存在了，包括我下放的社队，包括我熟悉的邻居。或是由于每月有着政府的知青生活补贴，还有着公社每月定额供应的知青口粮，即使赖在家中不到乡下劳动，也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所以，我并不是“坐在家里吃闲饭”的，当然也就不会有“冷言白眼、脸色难看”的“被羞愧”了。
为了备战1978年的高考，好像七五届以后的很多青年都在秣马厉兵地复习功课，有一种清风始来的感觉。当时，除了高中课本以外，几乎没有现成的复习资料，都在既有的教科书上下功夫。记得一次偶然路过国庆路上的新华书店，见有人在南侧的小门买书，近前一看是上海科技出版社再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赶紧买了一套，如获至宝。后来市内中学纷纷举办高考补习班，每晚七点至九点由各门老师进行讲大课，头二百人坐在礼堂内，很有一种“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豪情壮志。由于在上学阶段老师没有很好地教，学生也没有很好地学，“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便将文化知识积贫积弱的青年一代打得七零八落、狼狈不堪。如今，相距第二次高考也只有半年的时间，要想在半年内将文化基础参差不齐的学生回炉再造，可谓是难如登天。那时面临着一大堆需要补习的各科文化内容，面临着也是匆忙上阵的老师“填鸭式”地上大课，除了死记硬背一些概念、定义、公式、定理外，几乎没有更好的学习方法，更谈不上懂得和理解。四年半的初高中学习生涯，我们是一路连玩带学中走过来的，没学到正儿八经的文化知识，玩得却很尽兴。尤其那时实行的开卷考试，只要临考前抖一点小机灵，开卷时能很快地翻找到书上现成的答案，速抄疾写往往就能考到很不错的高分。“分数高，学习就好”，这种全社会认知上的偏颇，也强化了我们在学习上投机取巧的钻营心理。那种“读死书、死读书”的努力与踏实，反而遭人诟病。于是，在家里迎考自学和补习班上课后，才猛地发觉自己无论是哪一科，都停留在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的混沌阶段。老师曾教过的内容，能留在记忆中的，仅仅是一些残缺不全的知识碎片。正如夫子所言：“学，而后知不足”。越学越觉得自己无知，越学对自己越没有信心，越学越感到生活的孤独。带着这样的状态迎考，想要创造出“死鱼翻身”的奇迹，除非脑海中“忽有一道灵光闪现”。记得那年本地高考录取线是300分，老叔叔查了我分数说是288分，除语文、政治、历史，其他科目均在及格线以下。此后的接连几天，虽然家人和同学并未说过什么，但我的内心开始有了失落和无助的空虚，同时也开始有了“流浪在城市边缘”的索然，甚至有了想要一头扎到乡下去、远离熟悉的人群和街巷的冲动。恰在此时，有个要好的同学前来问我，说是其堂兄在某小学当校长，该校三年级语文老师因病住院，是否有意前往代课？学校在解放桥以东，距离不算远；月薪30元，收入也不错；代教小学三年级语文课，自忖“力所能及”；生活为之充实，还能走出“落榜有闲，无事生非”的阴影。于是，我便应了。大概是同学的父亲是校长的叔叔，在其面前说了些溢美之词。因而我未经试课，前去领了教材、备课本和笔墨之类的，就直接走上了三年级教室的讲台。当了代课老师才晓得，原来老师手中除了课本以外，还有对应的教学参考书，那上面每一课的生字、词解、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课时要求等什么都有，实际上就是一个书面老师。即便不会教书，照着上面的提纲去做，亦能勉强为师。难怪我们中学打篮球出身的班主任，居然又是教政治的主课老师，又是教语文的兼课老师呢！记得我走上讲台教的第一课《歌唱祖国》，好像是歌词。我在上面津津有味、滔滔不绝地讲着，一帮学生坐在课桌后张着眼睛、似懂非懂地听着。你还别说，那一刻初为人师的我，还真有了当初我们班主任老师的感觉，俨然一种神圣的奇妙。估计校长有意无意地在教室外听过我的课，感觉我讲课的声音甚是洪亮，普通话也比较标准，板书也很漂亮，讲解还算得法。否则，同学的父母怎会见面时对我褒奖不已呢。做代课老师的日子里，无论是校长与校工、同僚与学生，见面的问候或闲聊，必先冠以“某老师”的称谓，喊得人心中暖暖的。回到家后，我也乐意将上课的情况、校里所见所闻、家访的情形，以一种自豪的口吻复述给爷爷奶奶听。见我津津乐道地说得有礼有节、声情并茂，他们总是放下碗筷像学生一般认真倾听，而后点头称道：不错，我们家孙子长大成人了，是个小老师了。其实，此时称我老师是不够准确的，忽略了一个“代”字。从本质上讲，我只是小教队伍的“替补队员”和“临时工”而已。缘于我是校长介绍而来，教学表现也还不错，与同事相处比较谦和，加之因病告假的那位近期返岗无望。种种迹象表明我是可以较长时间“代”下去的，甚至有可能去掉“代”字（当时师资力量明显不足，在编教师严重短缺）。循着校长有条有理的分析和话语间透出的期许，我开始有了边教边学、再征明年的决心。因为不管是纳入“编制”的可能，还是努力复习再次应考的坚定，都是摘掉“知青”帽子、实现“农转非”的有效途径。于是生活的云层里，渐渐折射出希望的光芒来。那年深秋的一天，无意中在黄家园居委会门前看到了部队冬季招兵的横幅和标语，像是久埋于内心深处的一丝被触碰到了。此刻，我猛然醒悟，原来当兵到部队曾是深植我内心的一种*，可惜苦于一直没机会去实现它；原来当兵到部队也是摘掉“知青”帽子、实现“农转非”的第三条路。于是，闪身进去，稍加问询，知道自己完全符合应征入伍的条件；于是，同什么人也没说，便驱车前往下放的公社着手报名。接下来按照征兵程序，进行登记、审核、体检等，一切都很顺利。而我却像无事人一样地照常去学校讲课备课、批阅作文、作业和试卷、有重点地实施家访，履行着一名老师应尽的职责。一直到《入伍通知书》发放的那一刻，家人和邻里同学才知道我即将去服兵役的消息。虽然家人对此感到比较突然，但似乎也找不到好的反对理由。当然“生米已煮成熟饭”，反对亦无济于事。其实，家人早就知道这个孙子心里有事是不会和他们商量的，他们更知道自己给不出有用的意见。所以，孩子大了，自己的事情就由着他自己做主去吧。接到《入伍通知书》后，立即写信告知山西。父母对我的告知好像还是持支持的态度，毕竟当兵虽然要吃苦，但能锻炼改造人，这对于年轻的我来说，未必不是件好事。再说，打小我就独立惯了，他们相信我会很快适应部队艰苦环境和纪律约束的。真正对此高兴无比的还是我本人，其程度不亚于接到《大学入学通知书》，心情就好像穿越到了1949年。因为从此后，我将告别下放的农村，摘掉“知青”帽子，实现“农转非”身份的回归；还因为是我自己选择的“第三条道”，而且这条道靠着我自身努力已经走通了；更因为当兵是我冥冥之中的理想曙光，而这曙光如今已经照耀在我身上。我要走了，朝着北方的军营，向着未知的美好。于是，我骑着车子一路奔向落户一年多的公社、大队、生产队，为了感谢和告别。因为这里并没有想象中起早贪黑、稻田劳作、举目无亲、内心孤寂的悲凉，有的只是照顾、理解与宽容。我要走了，朝着北方的军营，向着未知的美好。于是，我最后一次来到代课的那座小学，也是为了感谢和道别。因为在这里我实现了从中学回到小学的一回反刍，实现了从学生转为老师的一次升华。虽只有短短的一百多个日子，却是我青少年芳华的一段美妙绽放，也是我步入社会后的一个干净而有力的起点。我要走了，朝着北方的军营，向着未知的美好。于是，我满怀诚恳地来到了左邻右舍的家里，还是为了感谢和道别。因为这里的街坊，这里的街巷不仅见证了我的成长，还给了我们一家老小许多的亲热体贴和关心照顾，让我感到了邻里之间的平和融洽和街巷烟火的脉脉温度。我要走了，朝着北方的军营，向着未知的美好。于是，我依依不舍地来到了爷爷奶奶面前，也还是为了感谢和道别。因为他们用与生俱来的质朴和善良滋润了我的童年和少年，尤其在我“非转农”的时光里，让我觉出了岁月温暖如初。惟愿离开我的日子后，他们继续葆有着安详与健康。我要走了，朝着北方的军营，向着未知的美好。于是，我满含深情地走进自己的小屋，依然是为了感谢和道别。将这十五年时光悠悠和熟悉的小屋四周悉数装入行囊中。当然少不了觉醒的书笔和文艺的口琴；少不了少年的吃苦耐劳和自强独立；少不了干净整齐的习惯和严于律己的自觉。因为，我执著地相信，未来的日子里，这一切都用得着。
简 介欣春，微名新春快乐，江苏广陵人。乐山乐水乐远野，且行且思且涂鸦。闲有捉笔时，聊表方寸心。若是因山因水、因人因事，由感而动，则想让文字发出自己的清音，竭力不染纤尘，是以慰藉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