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的标题写成《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大会上的发言最差的是莫言吗？莫言的发言不是真的“菜”，而是有些“坏”》，可能更符合本文内容。受标题三十字的限制，只能去掉一些词和“菜”、“坏”的引号了。本文所称的“菜”字，取菜鸟的菜的意思。而已“坏”字的意指，请大家看完自行确定了。】
一般而言，赞美之词是个“面”，因此赞美一个人很容易，可以八面栽花，从容兼顾。批评之词是个“点”，需要重点突出，针针见血。因此批评一个人不容易。尤其所欲批评的是众所周知的“大人物”——莫言。自从看了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大会上的发言，就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愿直面其难，只为让我们更清醒的认识这个社会的暗波涌动、认识所谓的一些“名人”，带给我们国家的伤害。
为什么莫言在诺贝尔颁奖大会上的发言是最差的呢？俗话说得好：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莫言在诺奖上的发言也是一篇文学作品，因视界的不同，会有不同的价值、偏好的判断，标准难以统一，因此称该文“最差”，似乎有些武断。
然而，不同世界观的人达到共识，就很能说明问题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没有事例更能说明问题。下面我分两组参照系，来“证明”给大家看，莫言在诺奖上的发言是不是“最差”，发言内容不但“菜”，而且反应了其人格和世界观、价值观的“坏”。
第一组是“文学组”，对照同为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其他作家的发言。为了更有典型性，我还抽取了二战的元凶，给亚洲人民带来罄竹难书罪恶的日本获奖作家。这能让我们认识到莫言在文坛是如何“菜”。
第二组是“中国组”，对照屠呦呦女士、丁肇中先生（中国人或者华裔身份）获得诺奖的发言，会让我们认识到莫言不仅是“菜”，更是“坏”掉了。
2012年12月10日，莫言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面对世界的关注，莫言自称喜欢讲故事。于是，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讲的他和他母亲捡麦子的故事，引发中国社会上的一场辩论：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我的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的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不是一个人。
无需质疑莫言讲的和他裹足的母亲捡麦穗的故事的真实性，因为这是既无法“证真”也无法“证伪”的一件事。除了莫言和他母亲，以及那位守田人外，并无其他证据。如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历史时钟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莽撞、甚至流氓的村民欺辱的妇人。即使事件真实发生，在当今世界各地、人类历史各个时代也是经常发生的不幸事件。换言之：剥离出当时的情形要素，这是一件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打架事件。因此，如此一个偶然事件，实在不值得议论。
哪个民族没有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美国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彻底废除奴隶制度。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不会知道：二十世纪初，中华民国已经建立，在英国贵族的庄园里，锦衣玉食、叼着牙签无所事事的贵族可以手持猎枪，任意射*在其庄园里捡蘑菇的贫穷妇孺，而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作为一个作家，莫言当然知道任何一句话、一个故事，在不同的语境中讲出来所代表的不同意义和价值，更代表了讲述者的主观态度。
这就是莫言的发言被评为“最差”的主要原因：他将一个偶然的、不具有代表性的治安事件或者说社会管理案件，嵌入到新中国六十年代，误导听众将其视为发生在落后、野蛮的中国普遍的政治性行为；进而赋予其虚无缥缈的空间或者说强行注入价值因素，强行扭曲人民正常的价值判断，迎合西方国家对中国敌视与污蔑。
在西方社会的民众听到这个故事，不会去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集体的财产也不容侵犯；看守人忠于职守，与众多“侵掠”者进行斗争。莫言把他们带入的思维空间是：贫穷的中国、饥饿的农民、捡麦穗的老妇人、穷凶极恶的“统治者”，残暴的伤害手段……
莫言的获奖感言讲述了很多故事，这里面既有引发巨大争议的他和他母亲捡麦穗的故事、还有一个初闻令人匪夷所思、然而细思极恐的故事：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了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匪夷所思的是：恐怕连三岁的梓童都会知晓，在汉语的语境下，这就是正常的问话。就像中国人碰面问“你吃了吗”，这句话只是打招呼，没有人理解为对方有请你吃饭一样普通正常。然而莫言为什么要“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已经成年并且入伍的莫言是智力不及三岁的顽童吗？
——若用探针刺进莫言的内心世界，这将是一个细思极恐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在任何场合、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发生的事情。然而请注意莫言布置的空间要素和词语：部队（人民解放军）、老长官（带侮辱性的中国解放军从来使用的称谓）、难道我不是人、面红耳赤、尴尬而退、英勇的斗士……
这是一个在西方国家的颁奖会上、在西方价值观搭建的舞台上，面对西方人讲述的故事。莫言的获奖感言想向西方世界传达的信息和价值观呢？请大家细想一下。
回到本文主话题，同为亚非拉国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大会上说了些什么呢？对照莫言的发言，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让我们从最熟悉的拉丁美洲第一位获得诺奖的作家、《百年孤独》的作者——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起。马尔克斯的作品影响了中国一代作家的（据莫言称，他的作品也深受马尔克斯的影响）。1982年，马尔克斯诺贝尔奖获奖演说：
正是拉美这种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只是它的文学表现。这一现实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它每时每刻都决定着我们每天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干涸，充满灾难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
为什么认为先进的欧洲人试图在他们的国家实行的社会正义不可以成为拉丁美洲在另一种条件下以另一种方式奋斗的目标呢?不！我们历史上遭受过的无休无止的暴力和悲剧是延续数百年的不公正和难以计数的痛苦的结果。
然而，面对压迫、掠夺和孤单，我们的回答是生活。无论是洪水还是瘟疫，无论是饥饿还是社会动荡，甚至还有多少个世纪以来的永恒的战争，都没有能够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牢固优势。
在跟今天一样的一天，我的导师威廉姆·福克纳曾站在这个地方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面对这个从人类发展的全部时间看可能像个乌托邦的令人惊讶的现实，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的寓言创造者感到我们有权利认为，创建一个与之对立的乌托邦为时还不很晚。那将是一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在那里，谁的命运也不能由别人来决定，包括死亡的方式，在那里，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幸福有可能实现，在那里，命中注定处于百年孤独的世家终会并永远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
——马尔克斯的获奖感言说了什么呢？
1、拉美祖国给了他创作的源泉，祖国万岁。（因为历史上拉美各国联合起来反抗西方国家的殖民，拉美各国的知识分子经常将拉丁美洲作为自己的祖国）
2、拉美的贫穷、落后是西方国家野蛮残暴的殖民统治导致的。但是拉美的人们会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西方企图将他们的社会制度强加给独立后的拉美国家必将失败。
3、人类将会有美好的未来。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已经展现在人类未来的天际线旁。
1986年，世界迎来了非洲的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来自尼日利亚被称为“来自黑非洲的眼睛——沃莱·索因卡。他的发言主题为：《这一段过去必须诉诸现在》，在发言中，他首先提到：“这奖金不是发给我个人的，它是奖给我所代表的文学的。而我是非洲整个文学传统的一部分。”
沃莱·索因卡说：“非洲的艺术家和作家都了解,我们不要当悲观主义者，也不要当乐观主义者。我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我们很多时候很难辨别人类行为和野兽行为的区别，这是从负面去看人性的方法，我想说一个现实的看法：不管什么时候，人性往前迈几步，才能够达到人们所认可的崇高的尊严。”
——沃莱·索因卡关注了与他祖国共命运的非洲。在祖国的话语语境中，关注了人性，关注了人类的尊严。
1994年，大江健三郎成为二战以后日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在颁奖发言词中，大江健三郎也是讲述自己的“故事”，在他的故事中深刻地反思了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后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上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 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然而，日本为重新出发而制定的宪法的核心，就是发誓放弃战争。这也是很有必要的。作为走向新生的道德观念的基础，日本人痛定思痛，选择了放弃战争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