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厂里亏损问题，褚时健带着厂里的员工们从产品质量入手，狠抓烟叶的种植源头，进一步完善了企业管理模式，硬是靠着脚踏实地挽救了玉溪卷烟厂的命运。
过程中，褚时健打破了国家对烟厂产量的控制，从而使玉溪卷烟厂的产能得到提升。
但最终，褚时健的做法仍得到了当地省政府的支持。毕竟，他用18年的时间将这个卷烟厂打造成了亚洲最大的烟厂，为新中国创造了991亿的利税神话。
九十年代初，国家的政策改革，褚时健将玉溪卷烟厂的生产基地建到了新加坡，把销售部分交给了中华烟草国际有限公司，而他自己也加大了玉溪卷烟厂在云南的规模，此时的褚时健早已经从原来默默无闻的亏损企业厂长，跃升为“亚洲烟王”。
产品销量上来了，钱也就越来越多。眼看玉溪卷烟厂的银行账户后面的零越来越长，褚时健开始为企业的下一步做起了打算。
就这样，日后为中国税收做出巨大贡献云南红塔集团被建了起来，褚时健担任了那里的第一届董事长。
1995年，红塔集团的业务已经覆盖了能源、交通、金融、医药等多个领域，可在褚时健看来，想要让一个集团更具竞争性，那就必须让其越来越壮大。
本着这个初衷，褚时健果断将玉溪卷烟厂和红塔集团整体了起来，于当年九月成立了云南红塔集团、玉溪红塔烟草集团。就此，这个顶着“国字”号的传奇企业就在褚时健十几年的经营下，应运而生。
这时，褚时健不仅是玉溪红塔烟草集团的总裁，还兼任董事长，国家也在他办烟厂期间，将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模、“五一”奖章、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一系列殊荣授予了他。
可是，与这些听上去很厉害的头衔、名号成反比的是，十八年的无私奋斗，褚时健的工资却始终与烟厂里的普通工人一个价，十八年的总收入不过60多万人民币。
这种巨大的收入落差，促使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企业家们几乎是一面倒地为褚时健鸣不平。
毕竟，在市场大潮之下，多少个体户和小生意人都吃到了国家红利，成为先富起来的那波人，而褚时健这个为国家建设付出半生的优秀企业家，到头来竟仍是“两袖清风”，这才是褚时健案引发巨大争议的关键之所在。
2001年，由于表现良好，外加糖尿病的缘故，褚时健被允许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居住养病，并且活动限制在老家一带，期间家中宾客盈庭。当时坊间传闻，政府曾为其预存了几十万的治疗费。
2002年已经是74岁老人的褚时健，选择远离喧嚣，种起了橙子，把果园视为自己一生遇到的最干净的土地。
而褚时健即便身陷囹圄也没有人走茶凉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做事公平。大营街大队支书任新民就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