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周朝到唐朝的两千年历史之中，以农耕产业为基础的华夏文明始终以关中平原与河洛平原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长安（及其前身丰镐、咸阳）与洛阳各自位于关中平原与河洛平原之上，实现大一统与北方一统的王朝也往往将其帝都选在长安或洛阳，这种摇摆于“东西两京”之间的周秦汉唐定都规律，其实正是关中与河洛在周秦汉唐时期位于整个华夏文明战略中心的体现，甚至即便官方没有授予长安以西京的称号，民间也会在习惯上称呼长安为西京或西都，这种习惯甚至影响到了宋元时期，著名元曲大家张养浩的一句：“望西都、意踌躇，宫阙万千都做了土”，便是明证。
“东京”变“西京”：五代北宋时期的洛阳后梁政权取代唐朝之后，便以首都开封为东都、以陪都洛阳为西都，而后虽有后唐政权再度以长安为西都，但取代后唐的后晋、后汉、后周乃至北宋，则先后把位于南北大运河枢纽的开封当做首都，并称其为“东京”，与东京相对的西京则被安排给了洛阳。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要知道洛阳在唐末以前的历史中，总是以“东京”“东都”为其京号的，却因为关中与中原地区在唐宋之际的持续衰落，而变成了五代政权与北宋政权的“西京”。
除了北方的五代政权有设置西京外，南方十国之中的南唐、吴越两国也有设置“西都”，南唐国的西都便是国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市，与南唐陪都东都江都（今扬州）并称东西两都；吴越国的西都则是首都杭州，与吴越陪都东都越州（今绍兴）并称东西两都。所以，金陵（今南京）与杭州也曾短暂做过东南割据政权的西京城。
北宋政权实行“四京制”，分别设置东京开封府（今开封市）、西京河南府（今洛阳市）、北京大名府（今大名县）与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市），而洛阳作为北宋的陪都，保有了“西京”的名号，洛阳在当时甚至成为中原士人的文化中心，二程在此开创“洛学”，司马光在此编著《资治通鉴》，如欧阳修等文豪又多有在洛阳任官创作的经历。南宋偏安后，只是以杭州为“临安”，在理论上并没有放弃已经被金国所占领的北方四京，可以说，洛阳依然是南宋政权在名义上的“西京”。
与两宋政权同期存在的北方辽、夏、金政权，也学着中原政权的模样，设置了西京。辽朝与金朝的“西京”，都是大同府，也就是今日的山西省大同市。大同由于始终处于辽金版图的西部重心地带，所以获得了两百年左右的辽金西京地位。与宋辽金并立的西夏，以其首都兴庆府为“东京”，以军事重镇西平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为“西京”，从而模仿中原政权形成两京并列的形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