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坊制度
自秦汉而下，中国古代的大城市有两个基本特点：
1. 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由政治权力推动建筑，在布局与管理上完全遵从权力的意志。
2.城中不存在独立的市民群体，也没有独立的经济结构。城中的农业、手工业、服务业、商业全部依赖城中贵族的消费而存在，是政治权力的附属品，从业者与行业俱受到政治权力的严格管控。
号称最能体现盛唐气象的长安城也不例外。长安共计108坊（唐高宗龙朔至唐玄宗开元间为110坊，唐玄宗开元之后为109坊）。其中西54坊由长安县管辖，东54坊由万年县管辖，两县统属京兆府。全城呈规整的棋盘式布局。
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化的布局，其设计思路的出发点是为权力服务，而非便利城内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日本学者妹尾达彦的话说就是：“长安城的建筑原本就不是以居民生活为出发点的，而是根据6世纪末到7世纪初王都的理念，设计建成的一座宏伟的理想都市。”
“宏伟的理想都市”追求的是凸显皇权的神圣性与保障皇室的安全。这种追求对普通市民而言往往意味着束缚、禁锢与不宜居。布局上，街道纵横笔直，坊区四四方方，全方位的整齐划一追求的是神圣性。管理上，实施里坊制度与夜禁制度，严格控制城内居民的人身自由，追求的是安全。
唐长安城布局示意图。/《增订唐两京城坊考》
里坊制度源于秦汉时代的闾里制。所谓闾里制，简单说来，就是在城内用围墙圈出许多方块状的“闾”或“坊”。居民住在墙内的房子里，不许临街开门，不许临街起楼，只能从官府设置的坊门出入。坊门设置有“弹室”之类的机构，配备了“坊正”“里正”之类的管理人员，用来监控居民的进出。
北宋定都开封后，里坊制才被抛弃——并不是赵宋王朝不喜欢里坊制，而是开封的自然环境不允许，取而代之的是《清明上河图》中那种较为开放的“街坊制”，城市居民不再被官府用高墙禁锢。及至清代，爱新觉罗氏入关后欠缺自信，用栅栏将北京城的居民住宅再次分割、封闭。据《大清会典》记载，清初，北京内城有大小栅栏1100余道，外城有大小栅栏440余道，栅栏门晨启昏闭。直到清代中叶栅栏才渐渐消失，“大栅栏”的地名则流传至今。
夜禁制度
再说夜禁制度，简单说来就是，长安城的外郭城门、宫城城门、皇城城门与坊市之门会在入夜前定时关闭，形成三层封闭结构（长安城—宫/ 皇城—坊），以控制城内人员入夜后的活动半径（坊内之人只能在本坊内部活动）。
为将夜禁制度落到实处，唐朝皇帝想了很多办法。具体包括：
1. 若有人不守夜禁出坊，严厉追责坊正。
2. 设左、右街使（由左、右金吾卫中郎将担任），左、右巡使（由殿中侍御史担任）。
3. 左、右金吾卫上街夜巡，遇到犯夜禁之人可以毒打、砍*、杖毙。
4. 于城门坊角设“武侯铺”，由武装兵士值班，巡查周边区域，兵士少则五人，多则百人。
5. 京兆府、长安县、万年县须参与夜禁的落实。如此层层落实、级级追责，目的当然只有一个：调动尽可能多的资源来防范城中居民夜间行动，以满足皇权对安全的追求。
这种防范既针对底层百姓（使其散沙化，无力酿成群体性事件），也针对城内显贵。比如，唐肃宗时设有特务机构“察事厅子”，由宦官李辅国掌控，用以监督城中官僚、贵族，“官吏有小过，无不伺知”。武则天时代，为了控制李唐皇室，又将包括李隆基在内的诸多李唐皇室成员控制在兴庆坊内集中居住。晚唐皇权落入宦官之手，宦官又将这种做法继承了下来。有唐一代，长安城内先后出现过五王同坊、十王同坊、十六王同坊乃至“百孙院”。
里坊制度与夜禁制度为上述监控与监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但监控与监管也并非一成不变，其强度的大小取决于皇权的兴衰。皇权兴，打压显贵游刃有余，监控的力度就强；皇权衰，不得不笼络权贵以维系统治，监控的力度就弱，对突破坊墙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出台过政策，允许皇室及三品以上官员临街开门。比如，安史之乱后，长安城的里坊就出现了许多穿墙破洞的现象——显贵们不愿绕道走官府铸造的坊门，更喜欢在自家临街的墙上破洞开门。唐代宗下诏命京兆尹李勉严查“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的现象，要求一律拆毁私开的门，并予以重罚，但并无太大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