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段炳德
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方针战略的提出也反映了近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
首先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化。2020年注定是一个要载入史册并留下浓重一笔的年份，这一年发生的重要事件可能会对未来的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第一个重大事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暴发。截至8月10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接近2000万例，达到19988503例。其中，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感染人数达到52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16万人，疫情还在继续蔓延。第二季度美国真实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下滑32.9%，这是1947年以来的最大降幅。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虽然较早在国内暴发，但是现在成功控制住了疫情。受此影响，上半年中国经济下降1.6%，其中一季度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
实际上，本次疫情因为时间长、跨度大，在多个重要经济体迟迟得不到稳定控制，它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将会在今后一段时间逐步显现。因为抵抗疫情而采取的居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使经济活动停滞，在疫情期间只有关键性、基础性行业与产业在继续营运。在现代经济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服务业受到的冲击尤其剧烈。疫情还对全球产业产生重大影响。为抑制疫情，各国纷纷采取限制人员流动的政策，国际航班大幅减少，人员流动急剧缩减。通过国际贸易实现的物资流动，也深受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深受疫情冲击。
其次是逆全球化趋势抬头。疫情暴发前，逆全球化趋势就有所抬头，疫情暴发之前，随着大量人流物流的减少，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就更加严峻。
国内大循环是以提高国民福祉为依归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经济实现腾飞。这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融入全球分工链条并在国际价值链上不断攀升的过程。虽然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今年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数千万人的脱贫。但是经济发展还有不平衡不协调，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新的物质文化需求。因此国内经济大循环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契机。
为什么要提升优化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在国际大循环的背景下，全球市场为中国产能提供了广阔市场，对国内市场的精耕细作略显不足。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越来越逼近极限。与此同时，人民对干净的空气，安全营养的食品和洁净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企业对法治化、透明化、制度化、高效化的营商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也具备了一定的有利条件，我国的大市场、健全的工业门类、综合实力等是其中关键因素；中国有14亿人口，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由全球最全的工业门类，制造业比较发达，近年来，在价值链持续攀升，一些高技术产业在全球取得领先地位。
提升国内大循环的途径，一是在消费侧，在消费一端大力提高商品消费品的质量，大力提高服务业产品的质量，使消费者可以享受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这需要在商业流通，零售和批发和物流，等等，甚至是产品制造的几个环节，大力提高质量。像一些民生行业在这次疫情当中会体现出来，一些食品加工运输、物流生产都是民众生活的必需行业，这些产业也决定群众生活的质量，无论疫情暴发前后，都是民生离不开的产业。二是在供给侧，大力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除抑制生产率提高的一些制度性的因素，努力提高这个企业的技术水平，努力地畅通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使之更加的高效润滑。
国内大循环为政策制定提供了转圜空间。因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导致的全球供应链危机，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再依赖外需，将会因为需求的萎缩导致严重的经济收缩甚至是陷入到衰退当中。因为主观逆全球化思维的存在，一些大国秉持损人不利己的贸易战措施，对经济全球化形成双重挤压，动辄实行制裁和关税大棒，使外部需求充满不确定性，如果不能畅通国内大循环，势必会使经济遭受双重打击，而放大经济周期波动，导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要重视创新。新一轮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依靠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深度改变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科学技术依然是第一生产力，插上新一代信息技术翅膀的经济能够更好满足人民的需求和供给端的效率提升。中国随着宽带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信息需求激增，一些高科技公司具有全球竞争力。但是必须看到，我们的信息技术不够强，特别是在底层关键基础设施部分，操作系统、半导体、存储等核心关键设备依赖国际供应链，遇到主客观逆全球化冲击，都会累积高风险。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要持续制度变革。更好的营商环境，更高效链接的公共服务制度。加强要素市场改革，破除阻碍经济发展的“肠梗阻”和事实垄断现象。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要真正实现消费者为中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典型的通过改革更好满足需求的政策导向。更发达的商业性服务业的发展。
全球化与国际大循环进入新阶段
全球化传统阶段的大循环，是劳动力富裕国家、资源型国家和资本型国家的国际分工和全球大循环。传统阶段的全球化是消费、投资和制造的大循环。新阶段的全球国际大循环，可能需要跳出传统国际化全球大循环的窠臼，在新的信息技术的助力下实现全球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大循环。
这种国际性大循环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了一些新的特征和因素。首先是国际大循环的引导力量，从之前的资本和消费引导，制造跟进，带动资源消费的传统模式，逐渐过渡到更加平衡的发展。这归因于英美发达国家的自身经济发展复苏不畅，又遇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冲击，陷入了新的经济泥淖。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一带一路”项目，把基础设施输出和供给端的产能输出相结合，畅通消费品国际循环的渠道，成为一种新亮点和新的模式。这种新模式成为新阶段全球化的推动力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与之前几次的疫病流行就有较大的不同，这次疫情的持续时间更长，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在一些国家没有缓和的迹象；它的影响特别广泛，深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疫情将深刻改变全球经济发展轨迹。
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关系及政策应对
国内大循环的水平提高越快对国际市场的吸引力越大，越能在全球化领导力下降的今天，发挥我国对全球化的一种引导能力，使中国的市场对全球经济和国际企业更具有吸引力。国内大循环的水平越高，越能促进我们而融入全球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在全球化市场当中提供更高效的产品和服务，为全球经济大循环提供新的触媒和推动力。国际经济大循环虽然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但是全球化分工的长远趋势，不会中断，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我们还是要鼓励企业走出去，鼓励市场主体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主动融入全球分工和全球经济，但是以更高质量、更高标准、更高效率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中。
从各个国家特殊货币政策的角度讲，目前财政货币政策的转化率低，在一些经济发达体的财政债务水平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持续攀升，已经不能够在经济刺激方面提供更大的力度的财政支援。为应对上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各个国家出台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疫情暴发之前各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逐步地退出。但是为应对这次疫情大流行使各个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余地已经到了耗竭的边缘。国际主要经济体的财政货币政策的余地有所减小，这也加快塑造新阶段全球经济循环的新模式新特点。对我国经济体系的启示意义就是要加强跨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和协调，完善宏观调控。
基于此，国内大循环为主着眼于提高国内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公平，国际大循环逐步进入全球化的新阶段，更好地分工协作，及应对人类共同难题。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格局逐步形成，大国经济才能做到行稳致远。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要坚持创新发展，加快有助于效率提升促进公平的制度变革，尽快形成新的全球化伦理，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