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汉柏写生原稿》（1974年）
四古柏中，遭遇雷击、躺伏在地，却时时昂首腾跃的怪柏，是吴冠中构图的基石，也是刚刚从农场劳作中解脱出来的画家的内心映照。他写道：“站立着的魁梧身躯予视觉以强烈印象，魁梧的身躯跌倒在地则予人更强烈的印象，甚至近乎一种刺激。”三张高丽纸被拼接成三米长卷，承载了吴冠中最大的一幅素描作品《汉柏写生原稿》，此后30年里，这都是他重要的创作母题，汉柏在他心中就像屈原，是民族之魂。慢慢地，树木的轮廓在他的画纸上变得模糊，挥洒的墨线和淋漓的泼彩色点越来越张扬恣意，“不再着眼于躯体的复活，而想表现精魂的苏醒。”
吴冠中《苏醒》（1994年）
古柏之动人，始于“形”，终于“神”，那是田汉说的“暴雨飙风总不移”，也是刘海粟写的“风火雷霆劫不磨”。庙宇毁坏又重建，但树始终在那里，一身傲骨如初，如吴冠中所说，“我并不关心是谁手植，是谁命名，只祝愿它们顶着风霜雷击仍永远顽强地活下去。”
白公桧：思其人，敬其树唐宋年间，柏树多有种植，庙前森森、园中郁郁的场景已十分常见。在苏州州宅的后花园里，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种下一棵柏树，人称“白公桧”。“桧”，就是圆柏的别称。
那是824年，来苏州任刺史后，白居易搬进了专属的“市长府”，它位于古城内偏东南位置的子城中，即现在的五卅路、锦帆路一带。与许多建筑相同，州宅的格局是“前堂后寝”：南部为官府及各厅司，北部为住宅区，更北侧的小园林则成了刺史大人“避世”的好去处，白居易“常爱西亭面北林，公私尘事不能侵”，有时还“独抱一张琴，夜入东斋宿”。
圆柏
为官生涯中，白居易治水修路、作诗写文，亦常常植花种树。“白公桧”种在州宅木兰堂后、池光亭前的北池中，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白居易在苏州任刺史不足两年就抱病离开，但此后的每一位地方官，都将收获与这棵柏树有关的“共同回忆”。“树从居士池边种，香入苏州句里来”，袖里是先人写下的诗，眼前是先人种下的树，入住州宅的主人又怎敢不见贤思齐、勤于政事呢？
北宋景祐四年（1037年），苏州人蒋堂回到家乡任知州，在州宅的庭院中增葺池馆，与他的副手、苏州通判梅挚吟和道：“池上有奇桧，青青岁纪深。”成书于元丰七年（1084）的《吴郡图经续记》记述说：“池中有老桧，婆娑尚存，父老云白公手植，已二百余载矣。”又过了数十年，苏州词人叶梦得自述在政和初年见过这棵柏树，“已槁瘁，高不满二丈，意非四百年物，真伪未知也。”
然而就是这样一棵“真伪未知”的柏树，或许因声名在外，或许因姿态优美，未能逃过被“窃取”的命运。北宋末年，朱冲、朱勔父子大兴花石纲，将“白公桧”与太湖石一起运往京城，叶梦得说，“（朱冲）闻槁死于道中，乃以他桧易之，禁中多不知。”
柏子仁
很快，北宋覆灭，苏州城几乎面目全非，“白公桧”的实物彻底消失不见，但这个名字的意义仍未完待续。南宋《吴郡志》记道：“（池）西有桧，郡守洪遵访故事植焉。”
补植柏树的同时，这位南宋知府洪遵还在子城中纪念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三位唐代刺史的“三贤堂”内加入了北宋官员王仲舒和范仲淹的肖像，将其更名为“思贤堂”。南宋平江府教授仲并在《三贤堂记》中形容，韦、白、刘几位刺史“乃接踵来临，岁月未远。声名风采，炳乎其辉。一时盛事，他郡所未有也。”以至于三四百年过去，人们怀慕不衰。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桧柏是否为白居易亲手所植，对苏州百姓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南宋苏州文人龚明之这样说，“白乐天为守时，恩信及民，皆敬而爱之。尝植桧数本於郡圃，后人目之为白公桧，以况甘棠焉。”《诗经》中有一篇《召南·甘棠》，借着对甘棠树的赞美，来表达对召公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