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雅理读书（yalipub）
毕业致辞：
你终于如预言中所说的无语而来，无语而去了吗，年轻的神？
演讲人|樊传明
2020年6月23日，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举行了2020届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毕业典礼。本文为樊传明老师在毕业典礼上掏心窝的的致辞！
各位同学，下午好！
当沁怡老师联系我参加毕业典礼并且发言时，我一开始拒绝了。因为作为授课老师，我愿意和你们在课堂上相遇，不愿在其他什么地方告别。而且毕业典礼是一个多少有些伤感的场合，这不仅因为告别，还因为你们要去碰触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很多人会发现，理想就像田雷老师、任海涛老师以及于浩老师一样，而现实就像我一样——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但是如果不来参加毕业典礼，我就要在家看孩子。权衡了一下，我决定参加毕业典礼。
我知道，自己资历尚浅，讲不出多少可供你们思考的道理——实际上，我掌握的道理不比遇到的困惑多。所以我就回想在我的学生时代我的老师们的毕业致辞或者临别寄语，有没有哪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现在仍然闪烁在我的脑海中，就像天空中最亮的星，指引我前行。大部分话都随风而去了。但是，有几位老师说过的几句话，让现在的我不断品味，记忆犹新。
我想把我的老师们说过的话，转送给你们。当然，有时候，人们的悲欢并不相通。那些感动过我的，未必会感动别人。要不，我们试一试？接下来我会省略这些老师的名字、职务等信息，因为他们或许并不想出现在别人家的毕业典礼上。
我读本科的时候，临近毕业，在最后一门课的最后一堂课上，任课老师发表了很长的感言，以至于拖堂了半小时。他说的话我现在只记住了一句。他说：“等你们毕业，进入法律行业工作，我希望你们有很好的收入，能致富，否则你们不要回来看我。”当时，我对这句话非常不屑。谈钱，多伤理想。多年之后，我发现，不是钱伤了理想，而是理想伤了钱。现在的我觉得这位老师的话或许另有深意。
我们以法律为业，而法律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世俗化的行业。衡量这个行业繁荣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或许就是执业人员的收入状况。最可能使执业者个人利益与行业利益相统一的因素，或许也是收入这个因素。当一位老师祝福临别的学生，而且同时要祝福这个行业的时候，还有什么话比“希望你能在这个行业里致富”来得更实在呢？当然了，应取之有道，一切都要合规。
现在，我打了两份工，一份是在法学院教书，一份是在律所打官司。我发现，在这两种法律职业中，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收入，都是个不太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当你严格采用法学院里传授的方法的时候。我曾经对此很气愤。但气愤往往是一种不够深刻的情绪。直到有一天，我的父亲的一句话，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一点的情绪。
我父亲是一支建筑队的领队，他带领十几位我的叔伯辈的人，在农村盖房子。周边村子里的很多人家，住着他们盖的房子。他们的收入，大约每人每天在150-200元之间。这远远低于现在的我的收入。我想，假如收入所反映的是一个人的工作成果的合理对价的话，那么，我是否可以很自信地说，我的工作成果远远好于他们的工作成果呢？有一年夏天我回老家，附近村庄的一个人“慕名”来找我——我说他慕名前来，一点也不夸张，因为这几年通过我妈持续不断的宣传，我在几个村子里还是有点名气的——他说，要请我做辩护律师，因为他卷入了一个刑事案件而且附带民事侵权。他问我收费多少。我参照上海律师的标准，又适当拔高了一下姿态，给他报了一个不菲的数字。听了这个数字之后，他头也不回地走了。看着他逐渐消失在远方庄稼地里的身影，在一旁的父亲疑惑地问我：“他找不找你做律师，最后的结果差别很大吗？”我笑而不语。我的微笑掩饰了尴尬，也藏着一个秘密：在这个案件里，律师并不能做太多工作，很难实质性地影响审理结果。既然如此，我又凭什么要求一笔高昂的代理费呢？
实际上，这是在很多案件中律师的困境，甚至也是其他法律职业人士的困境。我们希望获得一个理想的收入，但是受限于很多因素，包括体制的、制度的、文化的、技术的因素等，我们所能提供的法律产品是有其限度的。如果你相信市场的调节作用，那么现在法律职业人的收入情况，恰恰反映了他们所能施展空间的局限性，或者说这个职业群体所能提供的产品的局限性。再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位老师的临别寄语，他说，希望你们能致富，否则不要回来看我。此时我将他的话解读为一个真诚的祝福：希望法律职业人能够有非常广阔的施展抱负的空间，同时基于他们精良的法律服务而获得合理的对价，这样就既实现了法律职业的利益，也促进了个人的福祉。我把这个祝福转送给你们——请注意，这仅仅是一个愿望，并不包含实现该愿望的路径，路还得你们自己走。
前几年，我回到自己读书的学校，听说这位老师已经退休了。我估计他的退休生活可能很孤独，因为很多学生不能回去看他。
我读研究生毕业的那年，参加了大大小小好几场典礼或送别仪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老师的简短致辞，他说：“我对你们要求不高，只希望你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不要陷害忠良！”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几年，刑事冤假错案频发，经常成为舆论热点。有一些清白无辜之人，被错误地定罪判刑，失去了几十年自由的光阴，甚至失去了生命。所谓“陷害忠良”，只是一个比喻，指的是错判无辜者有罪。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错案呢？在有些错案中，我们能够清楚地找到某个或某些贪赃枉法、渎职裁判的司法人员，然后我们在纠正错案的过程中也惩处了贪腐渎职之人，伸张正义，大快人心。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错案，我们是找不到具体责任人的。我们将案件输入到司法机器中，一些错案就那么顺理成章地产生了。
让我们泄气的是，回溯当时的情况，考虑具体的语境，所有办案人员的行为都大致合规合理，而错误仍然产生了。此时，我们手握正义之剑，却茫然无措，不知道该把剑挥向谁。导致这种困境的，既有一些非常宏大的时代因素，也有一些微观的法律技术因素。法律是一门技术，是一个精致的用于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
法律工作者们总有这么一种危险性：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法律的工具理性，而疏离了那种最朴素的关于正义的观念，久而久之，成为法律机器上的一枚不加思考的螺丝钉。
再回到这位老师说的话。他说，我希望你们不要陷害忠良。我想，他应该包含了这么一层意思：希望将要成为法律职业人士的你们，不要失去朴素的情感和批判反思的能力，尤其是对那些站在你们面前的当事人，要有共情式的关怀；否则，那些精致的法律规则与技术，反而会沦为发生错案时的借口、托辞。
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仅仅凭着情感和热情行事。情感是不稳定的，热情是不长久的，它们应当受制于刚性的规则和系统化的方法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我们法律人不像诗人那么自由超脱，但是却比诗人多了一层高贵的悲剧精神，因为我们不仅无限渴望天空，而且始终带着大地泥土的重负。
读博士毕业的时候，在离校的前一天，一位老师请我吃饭，为我送行。他点了三盘涮羊肉，还有一瓶56度的二锅头。席间，说了很多话。其中有这么一句，我至今铭记。他说：“毕业了，老师送你一句话：要学做事，先学做人；要学做人，先学喝酒。”说着，他望了望那瓶二锅头。几年过去了，我选择性地抛弃了他的后半句话，因为我真的不能喝酒。但是前半句话却经常浮现在我面前，尤其是当我为一些事情而纠结的时候。
他所说的做事与做人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也就是行事的规范与为人的规范之间的关系。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某些方法会让你做事更有效，但是这种方法违背了做人的规范。做，还是不做，这经常是个问题。如果依从了做事的规范，你会陷入某种道德上的焦虑感；而如果依从了做人的规范，你可能失去做事的有效性。让这个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的是，总有一些人看起来轻易地依从了前者，于是给你营造了一个“沉舟侧畔千帆过”的假象。
在法律职业中，这一对紧张关系会更加明显。我们需要遵循法律职业理性与技术性规则，这是一种做事的规范，同时我们也要遵循道德伦理标准，这是一种做人的规范。有些行为并不违背前一套规范，但违背了后一套规范，或者相反。例如最近的一个性侵案件，大家都在讨论辩护律师是否越界了。或许他并没有违反法律职业的技术标准，但是在社会道德规范的层面，颇受指责。
再回到我的老师说的话，他说，要学做事，先学做人。我想，他应该是预设了后一种规范相对于前一种规范的优越性，并且想把这样一种态度传达给我。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和观察，人们在做这种选择的时候，很少会那么从容。我甚至觉得，这两套规范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实定法与自然法之间的关系——如此微妙，如此复杂，如此难解。
以上就是我想和你们分享的。请注意：这几位老师的话，启发我注意到了一些紧张关系。在法律职业的给予与所取之间，在朴素的正义观念与法律的工具理性之间，在做事的规范与做人的规范之间，在法律职业伦理与社会道德伦理之间，充斥着这种紧张关系。但是如何解决这些紧张关系呢？抱歉，我无力提供一个快捷的答案，我也怀疑任何人能够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
我很喜欢钱钟书在《读伊索寓言》里的这一段话：“时代愈古，愈在前，它的历史愈短；时代愈在后，他积的阅历愈深，年龄愈多。所以我们反是我们祖父的老辈，上古三代反不如现代的悠久古老。”如果钱钟书说的是对的，那么，既然你们工作和生活在比你们的老师稍晚一些的时代，你们将会有更多的阅历去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上一代人的经验和教训都会成为你们的垫脚石。所以，对于这些我自己并无确信答案的问题，我真诚地希望你们有更好的解决之道。
多年之后，当你们回来看老年的我——我声明一下，不管你们能否致富，都可以回来看我——请带着一瓶二锅头，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兑在酒里，灌输给我。
最后，作为结束语，我把何其芳的诗歌《预言》中的一句话送给你们：
“你终于如预言中所说的无语而来，
无语而去了吗，年轻的神？”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