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丽娟
1924年，一位26岁的年轻人编写了中学地质教科书《地质学》。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丁文江评价此书“不能不算是教科书中的创著了”。
这位年轻人是谁？编写教科书的任务为什么会落在一个年轻人的身上？“教科书中的创著”有什么特色？由教科书《地质学》的编写，我们又能看到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科学教科书发展的哪些趋势呢？
隔膜影响之苦民国时期各界人士都非常关注科学教育问题，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有过深刻的思考。
如物理化学家、教育家张江树认为中国科学教育之弊端主要有三，即办学者对于各种学科常识不足、教授者不明科学教育之方法以及学校所用科学书籍大多不合于中国社会之需要。
其中科学教科书存在的最大问题，便是大量的教科书为外文教材，或是外文教材的中文译本。
科学家、教育家任鸿隽曾对民国时期理科教科书做过调查，发现大学一年级和高中二三年级的教材，多为外文教材，“国人自编之中文科学书籍，既不为学者所重视，亦且寥寥可数”。
地质学教科书作为科学教材的一种，自然存在上述问题，早期地质课本往往译自国外，或以多本外国教材为蓝本编译而成。翻译课本，问题颇多，“译述西书，撷录成作，因少研究上之亲切经验，辄不免有隔膜影响之苦”，加之编译人员自然科学素养有限，教科书往往存在谬误之处。
尽管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地质学教科书存在的问题，但编写好的教材颇为不易。
地质学家翁文灏认为，中学教本最难编译，因中国地质工作者大多专精一隅，无暇从事地质知识普及工作，而编译教科书所需专门材料散见于各种刊物，编译者须有极强的科学素养方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
丁文江指出，地质学是一门区域性很强的学科，地质学课本需符合中国地理环境与地质资源之实际。地质学同地理关系密切，中国学生的世界地理知识较为薄弱，若把外国地质学教材译成中文，则“满纸是面生可疑的地名”，学生们开始即失去学习地质学的兴趣。
此外，教科书知识以浅近为主，但越是普及型的教材越不好编写，编译者除了对本门学科知识有相当的了解外，还需要进行独立的研究，且有教学的经验，否则“不是对于本科没有亲切的发挥，就是不知道学生的苦处”。
谁是合适人选？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高等地质教育蓬勃发展，但中学课程中地质学所占比例反而缩小，所教授知识又多肤浅谬误，各民营出版社所印地质学教科书，“或称实用，或矜新知，而究其实质，则视十年以前所出诸书，虽有进步，究亦无多”。
有鉴于此，中国科学社与商务印书馆协定出版科学丛书以弥补科学书籍之不足，中国科学社负责编辑，商务印书馆负责印刷与发行。
如前文所述，地质学教材编写颇为不易，谁能担此大任呢？
职业地质学家、地质调查所年轻学者谢家荣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也是丁文江口中“好读书，能文章”“中国地质学界最肯努力的青年”。
谢家荣
谢家荣（1898~1966），字季骅，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1916年他于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后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后赴美留学，1920年获威斯康星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29年赴德国地质调查所及弗赖堡大学研究煤矿和金属矿床，1930年回国后任沁园燃料研究室名誉主任，并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任教。1955年，谢家荣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插叙一个小故事。1934年翁文灏在杭州遭遇车祸，重伤住院，时丁文江亦在协和养病，病中嘱咐胡适代为转告农商部，倘若翁文灏有生命危险，地质调查所万不可随便委派他人担任所长，如有必要，可让谢家荣代理所长一职。地质调查所为中国地质学界同仁多年心血所系，危难之时愿托之于谢家荣，足见对谢家荣能力的肯定。
彼时，谢家荣已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他还是1922年创立的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会员和首任*。
谢家荣兴趣广泛，博学多才，著述颇丰，在地质研究所求学期间即是佼佼者，颇受丁文江、翁文灏等人赏识。
谢家荣长期从事中国地质考察工作，足迹“东北到独石口，西北出嘉峪关，东到山东、江西，西到湖北、四川的交界，南到湖南的郴州、宜章、江华”。他又是中国地质学会的*，熟知中外地质最新成果，得到地质学界专家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1870~1946）、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的指导。
有地质调查经历，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及科学素养，了解国际研究前沿和地质学研究热点问题，且有一定的教书经验，作为职业地质学家的谢家荣，当然是教科书编纂的合适之选。
鼓励研究之兴趣1924年，《地质学》成书，条理清楚，内容详实，丁文江为之作序，评价《地质学》“不能不算是教科书中的创著了”。
《地质学》封面
《地质学》版权页 杨丽娟供图
《地质学》编撰体例仿照葛利普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编写的教材《地质学教科书》。全书先论地球之组成成分、矿物岩石之性质分类，后论各种动力现象与产生之结果，最后述及地质构造及矿床概论，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希冀读者易于了解。
在“地质学发达史”一节中，作者以精炼的语言回顾了中外地质学发展历史，这是以往教科书所没有的。又因地史学为地质学的基础，古生物学尤其重要，而对于非地质专业的学生而言，“既无暇习古生物学，自未易骤习地史学”，因此《地质学》书末附“地史浅释”一章，以便使学生了解“地球发育之端，生物进化之迹”。
《地质学》所用地质、矿物及岩石等专门学科名词，遵照地质调查所董常编撰的《矿物岩石及地质名词辑要》，以期统一。
书中插图，大半是地质调查所历年研究考察所得，如介绍水成岩层次时配以谢家荣拍摄的西宁的砂岩和页岩图片、介绍地震时配以甘肃固原城外地震后折为两截的董福祥神道碑图片。
凡是我国调查成果，可作为教学之用的，皆编入教材。
作者在“例言”中说明：“地质教科书之教材，理论之外，尤重实例。实例之选择，首重本国材料，盖既便读者记忆，且足以鼓励研究之兴趣。我国地质调查，方在萌芽，搜集材料，颇不易易，乃就目下所知，而足为教材之用者，咸为采入；其为本国所无或犹未发见者，如火山、喷泉等等，则仍不得不取材于异国。”
地质学习，尤重实习，寻常地质教科书，只讲理论知识而无方法介绍。《地质学》为了弥补此类缺点，文后附上地质测量及中国地层表二章，略述地质调查方法，以便野外旅行参考之用。又结合我国特有地质情况，讲述黄土之成因、我国黄土分布、黄河流域之变迁及水患成因等。
职业地质学家的优势如果说教科书的知识体系能体现编纂者的知识水平及科学素养，参考书目能体现作者的学术鉴赏水平及对国际学术前沿的把握，那么教材案例及材料则最能体现作者本人的研究经历，也是职业地质学家编纂教材最明显的优势。
我国早期地质教科书均译自外文，例证亦多为外国事实，不足为中国之用，饱受批判。中国地质调查的开展逐步弥补此缺。
《地质学》所用例证及书中配图，大多为地质调查所多年研究成果，书中亦不乏中国各地考察照片，“就目下所知，而足为教材之用者，咸为采入”，保证教材科学性的同时又增加了书籍的可读性，较之国外译著，《地质学》读来更有亲切之感。
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出生的中科院院士、地质学家王鸿祯上学时就读过谢家荣专著的教材，认为此书帮助他加深了对地质科学实践性的认识。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后，除了谢家荣编写的中学地质教科书《地质学》外，还有不少职业地质学家参与了地质教科书的编纂校订工作。地质教育家王烈编写了矿物学教材《矿物学》，翁文灏、章鸿钊等人亦参与部分教科书的校订工作。
这是因为与清末民初教科书多译自外文教材不同，这一时期教科书的编写者认识到科学教科书不能单纯翻译外国书籍，需结合中国教育需要编写教材。
职业地质学家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及科学素养，多有地质调查经历，了解国际研究前沿和地质学研究热点问题，对教科书理论知识把握更为准确。部分职业地质学家执教于高等院校，具有一定教学经验，有能力选择经典教材，并能结合自身教学经验或考察经历编写适用于学校教学的教科书。
而职业地质学家参与科学教科书的编纂校订，也进一步推进中国地质教育的发展及地质学知识的普及。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