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风吹，阳光照，红小兵起得早，起得早。
整整齐齐排好队，大家来做广播操。
伸伸臂，弯弯腰，踢踢腿，蹦蹦跳。
认真锻炼身体好，长大要把祖国保。”
上海市广灵路小学学生在做广播操
1971年的一天，去上海无线电九厂上班的糜佳乐路过一所小学，听到喇叭里放的是成人乐曲，操场上是准备做广播操的小学生。他心里一动：小囡做操，应该有自家的儿童歌曲。进厂后，他边开会边一气写成《大家来做广播操》的歌词。他把歌词给了曾与他合作过《*去安源》组歌的作曲家舒惊涛，舒谱曲后，投稿给《红小兵报》。
1972年，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30周年，国务院文化组在全国征集新优秀歌曲。《红小兵报》社在张家宅小学组织试唱《大家来做广播操》：八位同学，一位老师手风琴伴奏。糜佳乐和舒惊涛也到场。一曲唱罢，大家都觉得不错。就这样，这首歌进京与各地推荐的上千首优秀歌曲竞争。经初选、审听、座谈，《大家来做广播操》与其他81首新创优秀歌曲，还有19首革命历史歌曲，一起编入《战地新歌》。
糜佳乐最早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的《大家来做广播操》。这首节奏明快，充满童趣和活力的《大家来做广播操》，很快流传开来。1978年，随着少先队组织恢复，歌词中的“红小兵”改为“小朋友”。糜佳乐说，“家里有张《大家来做广播操》的唱片。是1980年《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曲金月苓辗转找到我后寄来的。”
借鉴日本“辣椒操”
1950年底，北京王府井南口一栋小楼。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秘书杨烈向筹委会递交报告：建议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让更多人参加体育锻炼，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
杨烈
那年8月，杨烈随体总筹委会副主任徐英超所率的新中国第一个体育代表团出访苏联，苏联的全民体操运动给杨烈印象深刻，尤其是卫生操在早间跟着广播或自行放音乐进行，这种体操使人民得到身体锻炼并易推广。
杨烈，1933年就读于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后赴日在东京体操学校和文部省体育研究所深造。1939年到延安，任延安体育会主任、延安新体育学会理事、陕甘宁边区体育运动委员会成员等。她曾在1942年9月10日《解放日报》发文《谈谈女同志的体育运动》，号召女同志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请来在港做地下工作的杨烈，使她成为第一个进入国家体委的女干部。
杨烈的报告很快得到批准。当时，中国人平均寿命35岁，预期寿命40岁左右。新中国急需通过全民体育运动来提高人民体质和竞技水平。但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史无前例，杨烈去找同事刘以珍商量。
编操从何入手？刘以珍想起了日本的“辣椒操”。她是在北师大读书时学的“辣椒操”，教授的老师是长得像意大利人的日本人石津诚。
广播操起源德国，后从美国传入日本。1928年，日本第一套全民健身操问世，因是跟着广播电台放的音乐做操而称之“广播体操”。传到中国，因日语“广播”发音似中文“辣椒”，国人把广播操叫“辣椒操”。
刘以珍说：“全民健身操的目的是让人们简单地活动一下身体。对学生来说，上午上了两节课，中间需要休息一下。”她编操由此出发：做操时间不能长，动作不能难，但要让全身得到锻炼。
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由此诞生。共10节，只需5分钟左右。第1节原地踏步“下肢运动”和第2节弯腿伸臂“四肢运动”，皆为热身。运动强度从第3节“胸部运动”起渐加大，弓步扩胸练四肢。第4、5、6节分别是“体侧运动”“转体运动”“腹背运动”，锻炼部位移至腰腹部。其中最难的是“腹背运动”，要身体前屈、膝关节伸直、指尖触地。第7、8、9节依次为“平均运动”“跳跃运动”“整理运动”，第10节“呼吸运动”借鉴“辣椒操”，收于呼吸运动。
相比编操，刘以珍觉得为体操写说明更难。广播操挂图的文字要准确易懂，就说“举”和“振”，“举”是硬动作，“振”是依次经过身体不同部位的摆动过程。那时掌握的体操术语太少，刘以珍借助了日本的体操术语词典。挂图模特是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的儿子马启伟，广播操作曲者是以创作《新四军军歌》闻名的何士德，由北影管弦乐队演奏、中央广播事业局人民广播器材厂制成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