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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试图统一货币。其办法是废除战国时混乱的币制，规定货币分为两等：黄金称上币，重一缢(二十两)；铜钱为下币，重半两(十二铢)，重如其文。但在一般民众中多用铜钱，所以铜钱成了通用的货币。
一、五铢钱诞生前的故事汉朝建立后又改革币制，上币黄金重一斤(十六两)，又认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民间铸的这种铜钱称为荚钱或榆荚钱。榆荚钱按规定重三铢，后来越铸越轻，有的甚而实重不过一铢(24铢为一两)。因为钱的方孔大，圆周像四片榆荚，薄而小，故称之为“荚钱”或“榆荚钱”。钱铸得越轻价值就越小，对铸钱者越有利。
货币减重，再加上当时物资匮乏，商人囤积居奇，导致物价暴涨，“米每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因币轻难用，所以高后二年(前186)，“行八铢钱”，因八铢钱太重，铸造货币用铜太多，又禁止私人铸钱。因此，从财政需要出发，高后又为货币减重，高后六年(前182)“行五分钱”，即半两十二铢的五分之一，重2.4铢。民众也称为荚钱，虽禁止民间盗铸，实际依然如故。
文帝五年(前175)，因为荚钱太多、重量又轻，价值小，为方便使用，又改革币制，铸四铢钱，币文为半两，实际重量为半两(十二铢)的三分之一，所以又称三分钱。文帝又“除盗铸令，使民放铸”。
贾谊在谏词中指出，让私人铸钱，祸害太多，祸害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犯罪的人太多，法律规定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等作伪者，犯颗罪，然而不夹杂者就无利可图，夹杂铅铁之类虽少，但“利甚厚”，所以犯罪的人越来越多，禁止不了；二是各郡国铸的钱轻重不一，彼此换算麻烦，有的地方对太轻或太重的钱不予接受；三是社会发生了弃农而去采铜铸钱的现象，即所谓：“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多)，释其来耨，冶熔炊炭，奸钱多，五谷不为多。”因此，贾谊要求政府把铜收归国有，禁私人铸钱。文帝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国家允许私铸、开放铸钱，为分裂割据势力和某些官僚提供了可乘之机。文帝开放铸钱，吴王濞就在铜山中铸钱，壮大了经济势力，富等天子，最后发动了叛乱。邓通是个佞臣，由于文帝把蜀郡严道(今四川荥经县)铜山赐给他铸钱，发了大财，财过王者。国家开放铸币权，获利最大的是他们。
由于国家放弃垄断铸币权，危害甚大。这种情况急需改变，景帝即位后，以“盗出微(边境)外铸钱”罪抄没邓通全部家产，又平定吴王等的叛乱，消灭了两个铸钱大户。景帝中六年(前144)“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即私铸钱和伪造黄金判死刑，禁止采黄金、珠玉作货币使用，景帝后三年(前141)诏：
“吏若征发民众采黄金珠玉就如同雇佣工采黄金珠玉一样，坐臧(赃)为盗，二千石(郡守)听者，与同罪。”
这说明景帝试图通过严厉打击制止货币制造方面存在混乱现象。
二、币制改革与“五铢钱”法武帝即位后，承汉初继续进行币制改革，一共进行了六次。
1、建元年间的两次改革：
建元（公元前140年）年间有两次币制改革。第一次发生在建元元年。《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行三铢钱”。师古曰：“新坏四铢钱，造此钱也，重如其文。”
第二次是建元五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师古曰：“又新铸作也。”《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建元五年行三分钱”。后人认为所谓三分钱即半两十二铢的三分之一重，故称三分钱，实际是重四铢。文帝时所发行的四铢钱，其文半两。所以，这次武帝的“行半两钱”(一两为二十四铢)，实际是恢复文帝时四铢钱。
《史记·平准书》说：“今半两钱法重四铢”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次改革由于盗铸的缘故又未成功，盗铸的办法是铸重量轻的钱或磨取四铢铢钱的铜屑再用而铸新钱，这样就发生了“钱益轻薄而物贵”，“远方用币烦费不省”，所以，不能不进行新的币制改革。
2、元狩四年的第三次改革：
元狩四年(前119)，在卫青、霍去病分道北击匈奴，又迁关东贫民于关以西七十余万口之时，财政严重困难，汉武帝进行了第三次币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内容有以下几点：
(1)发行新币“白金三品”：所谓“白金三品”是以银与锡白色合金铸造的三种货币：一种是龙文币，重八两，圆形，名“白选”，值三千钱；第二种是马文币，重六两，方形，值五百钱；第三种是龟文币，重四两，狭长形，值三百钱。据吴慧先生计算此时银一两值三铢钱四十二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