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政府却规定，白金龙文币、重八两，值三千钱；马文币、重六两，值五百；龟文币、重四两，值三百钱。这些都大大超过了它的实际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盗铸白金币，自然会获厚利。所以发生了《史记·平准书》所说的“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史记·酷吏列传》也说，当时“民为奸，京师尤甚”。发行“白金三品”的目的本来是为“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
在“吏民”如此“盗铸”的情况下，这一目的自然无法达到。后来政府稍为降低了白金币的作价，民众并不重视、使用，政府以法令强制无用。所以又过了一年多，到元鼎二年终于废除了。
(2)发行白鹿皮币：以一尺见方的白鹿皮作皮币，价值四十万。
王侯宗室朝见天子聘享献礼时，要用皮币垫着所献的币才能行通。
造了皮币后，武帝与张汤问大农颜异，异回答说：“现在王侯朝贺用的是苍譬，价值数千，而垫着它的皮币反而要四十万，璧是主要礼物，皮币是陪衬，这不是本末不相称吗?”颜异后因此被张汤判处死刑。然而，皮币价格之不合理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后来也被废除。
(3)“销半两钱(四铢钱)，更铸三铢钱，文重其文”。这时之所以要销熔半两(四铢钱)，更铸三铢钱，是因四铢钱已被磨损减重近于三铢，所以不如更铸三铢，以求一律。至于钱上所刻铸“半两”二字已无意义，不如取消。更铸的三铢钱，就把三铢二字也刻铸在钱上面，名实相符，重如其文。
更铸三铢钱的另一目的是为了让它和标价高的白金币共同流通，彼此相补。虽然如此，三铢钱仍然出了问题，问题出在盗铸者为三铢钱减重，或盗铸时杂以铅锡，或销熔旧“四铢钱”铸比三铢钱轻的三铢钱。在这种情况下，法定的三铢钱维持不下去了。所以，有关机构陈言：“三铢钱轻，易奸诈”，需要进一步改革币制。
3、元狩五年的第四次改革：
元狩五年(前118)，“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这是第四次改革，其特点是铸钱技术有了显著改进，就是以往铸钱只一面有文，背面无文，可磨取无文的背面铜屑铸钱。这次规定背面再加铸一道边，使人无法磨取铜屑，再熔铸新币。这是防止盗铸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措施。虽然如此，但因这次铸钱是令各郡国铸，郡国官吏多铸奸钱，钱轻，所以又出了问题。
从造白金币和五铢钱以后五年中，赦免官吏和民人因盗铸金钱被判处死刑的几十万人；那些没有被发觉因争利互相攻*的，无法计算；因自首而被赦免的又有百余万人。然而自首的人还不到盗铸金、钱人数的一半；天下有许多人都在盗铸金、钱。犯法的人太多了，官吏无法尽诛，于是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路巡行郡国，检举、弹劾郡国守、相中兼并土地的非法谋利之徒。
4、元鼎元年的第五次改革：
元鼎元年(前116)，武帝进行了第五次币制改革。《史记·平准书》云：“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在这种情况下，公卿请下令，“京城铸造钟官所铸的‘赤侧(边)钱'，一个‘赤侧(边)钱'等于五个旧铜钱，交纳赋税和官用的非用‘赤侧钱'不行”。赤侧钱发行后，白金币价格减贱，过了一年多，白金币废不行。过了两年，“赤侧钱”贬值，想了种种办法使用，还是不便，就被废除了。
5、元鼎四年的第六次改革：
元鼎四年(前113)又进行第六次改革，这次在废“赤侧钱”的同时“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武帝在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其属官有均输、钟官、辨铜三令。
武帝在这次币制改革时主要采取了二个措施：
一是完全禁止地方郡、国铸钱，专令上林苑三官铸钱，三官一般认为就是均输、钟官、辨铜三令。这说明铸币权完全收归了中央或皇帝。二是下令天下非三官钱不能流通，地方郡国以前所铸货币全部作废销熔，其铜转归上林三官。
这样，国家就完全控制了货币的铸造权。由于上林三官铸的五铢钱成色好、分量足，又难于磨取铜屑，私人盗铸这种钱不合算。所以出现了《史记·平准书》所说的“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这是说基本上制止了盗铸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