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在敌人阵地的四位一等功臣，从左至右：宋飞，马治军，郭继额，李国胜。
由于167高地的特殊地形，强攻必然会造成巨大伤亡。任何战斗都不能只考虑胜利，必须先考虑代价。
因此，夺取167高地的最佳方案，是派出潜伏部队，堵在敌屯兵洞口。在战斗爆发的瞬间，先敌动手，这样就能发挥最佳的战斗效能。但这又谈何容易。
战前侦查，167最前沿有2个天然石洞，没有越军驻守。潜伏分队要秘密摸进这两个石洞，作为出发阵地。
1月4日至5日，工兵破障分队利用炮击和夜暗的掩护，秘密开辟了从我军156阵地通往167高地的两条安全通道。其中一号通道，开辟在敌我阵地的鞍部，整条道上杂草丛生，全长约95米左右，靠我方一侧要下一个70多度的陡坡，中间则是一片无遮无拦的开阔地，靠敌方一侧则是一道近80度的陡坡，翻越陡坡才能到达167高地一号和二号洞。
中越战争打了8年，双方都越打越精。10月14日的蓝剑-B行动前，47军举行过盛大的出征誓师仪式，结果多多少少被越军获知，有了警觉和准备，必然会增加我军的伤亡。兵行诡道，所以1月6日凌晨四时三十分，潜伏分队只在兵营悄悄喝了壮行酒后就出发了。
潜伏分队指挥员是突击队副队长四连排长马玉革，带领十名队员。
我军156阵地距离越军167阵地虽仅有95米，但我方阵地一侧那个70度的下坡、越方阵地一侧80度的上坡，以及中间几乎全裸的地表，让11名勇士感觉有如万里长征般遥远。工兵严树军始终爬在最前面，他爬的有点缓慢，几乎是一寸一寸搜索着前进。虽然之前破障分队对这条通道进行过排雷作业，但谁也无法保证不会有漏网之鱼存在，万一触雷，绝对是灭顶之灾！因为越军的轻重火器早就标定好射击诸元，别说雷响，哪怕有一点不正常的动静，就会招来一个标准的火力覆盖。
而且每人背着70余斤的弹药和武器装备，又绝对不能发出任何声响，再加上精神高度紧张，所以每行动一步，都对体力消耗极大。
越军知道我军最近可能要采取行动，只是不知哪一天，这种情况最折磨人，所以越军时不时放点冷枪、冷炮壮壮胆。
我军刚往下坡爬，越军的炮也响了，枪也响了，子弹贴着头皮飞过，队员们当场傻眼。但定定神后，发现是越军的壮胆枪，于是继续前进。
爬到越方一侧的山脚下，工兵严树军贴着耳朵根儿向马玉革报告，此地距敌已极近，前进速度必须慢下来，要避免发出任何声响。马玉革的心里则急成了一锅粥，至多一个小时天就发亮了，在这鸟地方多担隔一秒都是在拿这十一条人命和整个战斗任务开玩笑，但现实又让他必须下令放慢前进速度，这很无奈，也很残酷。
沿着工兵严树军清理好的道路，每人背着70余斤的武器装备，用搭人梯的方式，悄无声息攀上了越方167阵地那个80度的陡坡。
翻上徒坡，不远处就是早已标定好的藏身点一号和二号洞，这次真的是胜利在望了，松了口气的马玉革指挥队员就地隐蔽，在他的眼里那黑糊糊的洞口，好像野兽张开的血盆大口，令人有种毛骨耸然的感觉，这让他放弃了直接进洞的想法。 时针已指向凌晨六时二十分，爬过这条不足百米的通道竟然耗费了将近一小时五十分钟。
虽说，战前侦查说一、二号洞没有敌人，但此时谁也不敢保证，没有人提供答案，只有靠绷到细丝的神经去承受，用碰运气。好在最终证明一、二号洞没有越军。因为一、二号“洞”其实只是不大的岩石裂隙，不具备长期驻扎的条件，所以越军放弃了，只是对一、二号洞保持警戒。
我军潜伏队在一、二洞内潜伏下来，用电台向后方报了平安。他们将在这里潜伏一天一夜，接应后续部队，并将这里作为出发阵地，攻击167。
钻在石缝里的队员们，被黎明的冷风吹的难受，好几名队员感冒了，此时想打喷嚏的大有人在，可又都不能出声，只能捂着嘴，或者撕开急救包，用三角巾勒住了嘴，将喷嚏一个接一个的咽下去，硬是没发出一点声音。
漫长而又紧张的白天平安熬过去了。
战士们出击前留下的照片，可以看出有一丝紧张，这不是怯懦，而是本能。
1月7日7时，是计划攻击167高地的日子。
凌晨三时，我军前指接到了突击分队以及各保障分队完成战斗准备的报告。
五个战斗小组顺序出动。
三点三十分，第一突击队第二小组组长马治军带领段世杰、侯丙勤携带一部电话机率先跃出屯兵洞，沿一号通道向敌１６７高地摸进。 四时二十七分，马治军小组进至１６７高地一号洞与我潜伏分队会合，并秘密架设了一条通往指挥所的电话线。
一切都在秘密的进行。马治军钻进洞内，向连指挥所报告了情况，而在二号洞待机的潜伏队长马玉革在收到先遣小组顺利到达的讯息后，迅速指挥队员霍卫军回到一号洞，将洞里的都延成等四人接到二号洞继续潜伏，为后续大部队腾出隐蔽空间。
凌晨六时整，第一突击队队长郭继额带领指挥组的宋飞、郑武军、付志宏秘密到达一号洞。
至六时二十五分，其余三个战斗小组也顺利到位。由于一、二号洞容量有限，除了郭继额率领的指挥组，和马治军的第二小组，其余三个小组只能在洞外出击阵地潜伏，这就直接暴露在越军的炮火下。
我们说过，8年的边境冲突，双方都打精了。什么潜伏、强攻、拦头、截尾，这些战术对双方都不是秘密，而且越军用的一点不比我军差。譬如，这个167，就是越军从上一个轮战的济南军区手里夺过来的。拔点、摸哨啥的，并不是我军专属，阵地易手也是兵家之常事。
越军知道我军要动手，最近神经绷的很紧，也做好了打大仗、恶仗的各项物资及战术准备。譬如，越军也知道，凌晨是人最容易放松警惕，也是最适合进攻的时间。而且也知道，潜伏阵地离攻击目标多远才合适。所以，6点45分，越军向他们认为可能的潜伏阵地，打了三发冷炮。
听到炮弹的爆炸声，突击队都非常紧张，虽然没听到叫喊，不知道情况如何。战后，指挥组的通讯兵宋飞清点伤亡，在越军冷炮的落点，发现三具并排的尸体。中间的一个他一眼认出来了，是宋飞的兰州老乡郗文华，因为战前剃头的时候，郗文华被多推了一推子，头上有一个明显的白道。宋飞发现郗文华被炮弹炸空了半拉肚子，腿都掀到了后背上，含泪将郗文华的肠子搂进他的肚子收殓了他。另外两名牺牲的战士是甘肃文县的战士董永安、李秋平。董永安中炮的时候没有当场牺牲，为了防止因忍不住疼痛发出声响，硬是将光荣弹包裹着手帕塞进嘴里，牺牲时因剧痛两手都抠进土里。
四、战斗
中间为一等功臣马治军，右为一等功臣侯炳勤。
凌晨7时，战斗准时打响。我军的炮火首先覆盖预定目标。
第一突击队出击。因为战前的任务分配明确，谁负责哪个区域，哪个屯兵洞，大家分头扑向自己的目标。
越军的反应也很快，炮弹很快劈头盖脸地砸了过来。炮弹一是落在167高地表面阵地，打击我第一突击队。一是打在我军后援通道。第二突击队在冲击途中，遭到越军炮火覆盖，伤亡惨重。而且越军炮弹很多是空爆弹，也就是安装了近炸引信的炮弹，炮弹感应到离地面一定高度，象天女散花一样在空中爆炸，没有躲藏的死角。对我军造成很大的伤害。
炮火密度大到战斗打响20分钟，我军所有的有线通讯全部被炸断。
但我军在战斗开始仅仅半小时，就破译了越军电台，使得整个战斗具有了主动性。
越军准备的很充分，还在于，第一突击队队长郭继额发现，越军使用了无线电干扰，急切之下电台无法使用。而此时，急需一线作战人员引导火力队打向特定目标。情急之下，郭继额命令指挥组的通讯员郑武军用旗语和火力队联络。
由于我军156阵地和越军167高地相距不足百米，三面都是越军高地。阵地情况，越军和我军看的一样清楚。郑武军拿出旗子刚指挥两下，越军的一排炮弹就飞了过来，郭继额眼见着郑武军被冲击波掀的飞了起来，当场牺牲。
郭继额还没从眼前的情景中回过神来，突然被身边的爆破手付志宏猛推了一下，出于条件反射回过头来问：“你推我干什么？！”转眼已见付志宏倒在了血泊中。付志宏牺牲时年仅19岁。战前，团首长告诉付志宏，除了完成作战任务，他还负责保护郭继额的安全。付志宏表态:“放心好了，就是我死也要保护郭副连长的安全。”一语成谶。郭继额对付志宏的牺牲极为内疚。19岁的付志宏在部队喜欢黏着24岁的郭继额，分享自己的爱情秘密。付志宏的未婚妻还要来部队看望他，被郭继额否决，说纪律不允许，打完仗回去再说吧。但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班长李国胜带领马占福等人，冲向越军两个相邻的防御工事。炸掉一个，炸第二个的时候，爆破筒被推出来了，又推进去。不知哪里打来了一梭子子弹，打到马占福身上去了，流血了，一看就不行了，李国胜正打着呢，听到马占福喊了一声：“班长”。李国胜头一转过来，爆破筒就响了。受了重伤的马占福一直用身体顶着爆破筒，和越军同归于尽了。
李国胜班里的机枪手侯炳勤，不幸被弹片击中身上多处负伤，胳膊冒血，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一直在哭。此时满天的炮弹，钢盔早在近乎疯狂的战斗中被甩掉了。李国胜一看实在不行，就把侯炳勤背在身上，两人用手护着头，一点一点往下爬。按照李国胜的说法，他班里的战士已经牺牲一个，很难受了，他不想让他们再牺牲。
云南前线208指挥部一九八七年元月七日的作战室记录：11点33分，接到报告从167高地上下来一个人，身上还背着一名伤员。这应当是李国胜背着侯炳勤。
都延成和工兵严树军同时被一发炮弹击中。都延成腿部中弹，无法站立，而严树军却奄奄一息。严树军对都延成说，你一定要把我背下去。都延成答应他，背着他往下爬。严树军当时还清醒，使劲抱着都延成的脖子，但没多久眼睛翻了两下，几秒钟，不到一分钟，全身冰凉了。
当都延成爬到伤员集中点的溶洞内，已经几近昏迷的都延成，看到了令他无比震惊的一幕。31名第一突击队的敢死队员，大多躺在了这里，就像房子那么大点的地方，人的尸体横一个，竖一个，什么姿势都有，趴着的、躺着的、侧身的，血淋淋的。而且大部分没穿衣服，迷彩服都被炮弹的冲击波撕碎了。
都延成在凤凰卫视制作的一期节目中，谈到他见到溶洞内的情景时的复杂心情。但战争中很忌讳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怕影响士气。但人性总不会泯灭。
我在中越战争的有关记录中，见过两次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一次是，我军在一次进攻战斗中，发现敌人竟然是一名女兵，而且是一名孕妇。出于人道主义，我军多次向这名女兵劝降。但这名越南女兵拒绝投降，继续用各种火器向我军射击。战争有战争的规则，战士们最后不约而同地对准了女兵的脑袋开枪，没人打她的肚子。
还有一次，我军炮观，观察到越军阵地上有越南老师带着少先队员慰问前线越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问炮兵团长要不要打，被团长一句话骂了回去。战争固然有战争的规则，但和泯灭人性是两回事。
接近10个多小时的战斗。第一突击队的31人，9人阵亡，几乎全队伤残，只有6名队员自己走下阵地。
417团总共88人的战斗编制中，共牺牲28人（三分之一牺牲），其中突击队牺牲21人，其他阵地牺牲7人。伤残比例很高，战斗结束，只有8个人能够自己走下战场。
伤亡较大的原因，除了消灭167高地守敌外，还抵御了越军的七次反扑，以及越军在狭小地域内倾泻了大量炮弹，阻我撤退有关。
如果没有我军破译了越军电台，提前得知越军炮火覆盖167高地的时间，告知高地上的我军提前隐蔽，伤亡将更大。
但第一突击队的宋飞是非常幸运的，打满全场10个小时，毫发无伤。宋飞的母亲是个小学老师，战前曾给宋飞写过一封信，大意是：“孩子，再残酷的战争都有幸存者，希望你*敌立功，为家乡争光。”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就这么朴实。
战斗打了10个小时，直到双方炮弹全部打光，才告一段落。
1.7日战斗结束后，此时还有21具遗体没有被抬下去。417团政治处干事史正德执意留下等军工上来抬走，让烈士魂归故里。军医劝史正德离去，怕他被越军抓了俘虏。史正德为自己找了个理由留下。因为家乡的风俗是若有人离世，则需要有人陪伴，守夜。点上长明灯，驱赶蚊虫。今夜，史正德就做21个烈士的守夜人。次日，军工上来了。政治处主任见史正德回来，抱头痛哭。
五、战后命运
战后第一突击队的31名战友，除了副连长郭继额被提拔为连长，班长都延成被破格提拔成军官（因为提干，都延成将自己的一等功让给了后方的支援部队），留在部队外。其余的大部分战士，都选择了退伍回乡。
按照马治军的说法，下来的时候，和上去的时候想法完全不一样。我还活着回来了，比起那些残废了的，伤了的，死了的人，我就算太幸运了。什么比生命再重要，我不想干了。
1987年4月。马治军，宋飞，李国胜，带着一等功勋章，回到各自的家乡。各自奔向人生的战场。
现在的马治军
他们大部分被分配到国企和当时效益较好的单位。马治军，被分配到陕西榆林工商所。后来下海经商，生意越来越大，资产过亿。但马治军的公司招工时坚持为伤残军人留一席之地，保持一种对军人的特殊情怀。
李国胜被分配到建设银行担任保卫科长。但后来银行定岗、定员，保卫科这个部门被撤销了，双向选岗又没选上，李国胜下岗了。刚退伍的时候，一等功涨一级工资，现在也没了意义。但现在李国胜心情比较佛系。有关部门经常找李国胜，让他不要参与退伍军人上访。李国胜说他不会的，比起牺牲的战友他很知足。李国胜的意思，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先找点活干干，干不动了再说。目前在西安一家音像公司谋得了一个职位。
宋飞的经历也比较坎坷。退伍后，被分配到铁路部门，按说是铁饭碗，但后来不知什么因素也下岗了。因为弟弟生病需要他养活，宋飞下岗后摆地摊挣了点钱，到北京又开了一家兰州拉面馆。话说真不是每个人都有做生意的天分，宋飞在北京的拉面馆很快赔完*了，又回到西安。政府也曾考虑给他分一套廉租房，但他连5万元的首付都付不起。
宋飞说，现在就是找工作，40岁以后也没人要。还不如20岁的时候，在战场上早早死了，那时候年轻，当个烈士，死了一死百了。活着更难，（现在）这活着哪是享福，受罪哪这是。
都延成在部队干了16年，在老连队从战士干到副连长，赶上了1999年大裁军。他倒是想一直留在部队，但是上级对他说，他要是留在部队，年龄和职级不符合要求，必须走。后来转业到陕西渭南华县当了一名110巡警。
1991年，已经结婚生子的郭继额，不顾上级挽留，执意回家，转业回老家丰县，在县法制办谋得一个科员的职位。
2014年年初，郭继额召集第一突击队的战友在西安重聚。大家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战后创伤综合征。譬如有人晚上一睡着就梦到进入战场，被梦魇折磨了很多年。有人经常梦到枪丢了，急的满头大汗。有人一听到鞭炮声就产生避险反应……
聚会的时候，郭继额以当年第一突击队队长的名义，在烈士陵园的英烈名录前，对当年的31个队员挨个点名。先点了在场的人员名单，大家答到，点到牺牲的和缺席没来的战友，到场的代替他们答到，了却了31名突击队员团聚的夙愿。
实际上，幸存的战友中，有的已经去世，有的虽然在世，但拒绝和曾经的战友联系，有的则再也联系不上，消失在茫茫人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