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 徐诗瑜）在云南省昆明市东部的宜良县，有一所特殊的“丑小鸭中学”。在这里，八十多名孩子正准备迎接他们的“新生”。一些学生存在心理障碍，在精神科被诊断为中度焦虑、重度抑郁；一些学生存在行为问题，离家出走、打架、辍学……
办学之初，丑小鸭中学的校长詹大年希望营造一个对于“问题孩子”公平的学习环境，把他们身上的标签撕掉，让每一个“小天鹅”被世界看见。2021年，学校内部的一次心理测评发现，抑郁学生比例较高，詹大年再次意识到，孩子们内心的需求也同样需要被看见。
丑小鸭中学的名字是时任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叶菊取的。詹大年喜欢这个名字，他说，每个孩子都是小天鹅，丑小鸭们总有一天能飞起来。
在丑小鸭中学的操场，能看见一条红字的标语“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受访者供图
那个患有抑郁症的女孩，愿意吐露她的心事了
甜甜（化名）进入丑小鸭中学整整两周了。刚来的时候，她总是怯生生的，很少抬起头正眼看人。
父母跟校长詹大年交代，甜甜是确诊了抑郁症的。入学两三天后，心理老师李桂红请甜甜到心理室做心理测试。测试是看一幅风景构成图，问她在图上看到了什么，让她在沙盘上玩，画图、聊天。心理室的环境不像想象中那样严肃，有冥想室可以躺着，整个人躺平在上面，就可以看到墙壁上都被画满了图案。后来她才知道，整室的画都是同学们画的。在丑小鸭中学，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在任意一面空白的墙上涂鸦。到处都是学生的作品——奔腾的大海旁边紧邻着一整面朝霞，几只小动物牵着手守在田埂，准备回家。
她不用喊李桂红老师，她跟着大家喊“老李”。老李问她在风景里看到了什么，让她在沙盘上画一些天马行空的图案。老李就在她的言语中“捕风捉影”，建立对甜甜的了解。
丑小鸭中学跟之前的学校不一样。作为转校生，也作为一名抑郁症患者，初来乍到的甜甜是紧张的。她在之前的学校没有朋友，到了陌生的环境，是不是会更糟？但来了之后，每个人都笑嘻嘻的。老师和同学见面都朝她挥手，大喊着“甜甜好！”老师像是哥哥姐姐，可以直呼其名。教室后排有一张大大的课表，没有课程名称，只有老师的名字，他们的名字是：娟娟、波波、阿莉……
昆明的阳光总是很足。走过教室外的廊道，阳光就从竹竿的缝隙处漏进来，洒在脸上，暖暖的。走廊上有钢琴，有好多个书柜，还有一体机电脑。没有人会干涉，想弹钢琴就随时去弹，想看电影就打开电脑播放。到处都是书，任何有书的地方都是敞开的，可以随时拿去看，不用还。有一次，一位北方校长到丑小鸭中学参观，很惊奇地问詹大年，怎么图书馆里还有消毒碗柜呀？其实，那位校长说的地方是白天鹅食堂。丑小鸭就是这样的地方，是一个与普通初中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个食堂里也装满了书的地方。
为了迎接丑小鸭中学运动会，孩子们设计了专属的班牌。受访者供图
一天12节课，文化课6节，还有好几节活动课，心理、艺术、体育任选。交到新朋友不是一件难事，他们特意设计了很多心理游戏、交际活动，共同完成一幅画，共用一条板凳做游戏，共享一个线索解开谜语。在解谜的过程中，在游戏的协作里，人心很容易被绑在一起。八十多名学生，二十多名教职工，朝夕相处，很快就能认识所有人。甜甜就是这样一点点被环境融化的。
前几天，甜甜主动跑到心理室找李桂红，她愿意谈起自己的心事了。家里的长辈有时会贬低她，她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给大人造成了麻烦。到了家庭之外的社会，也觉得没有安全感，想缩成小小的一团，像乌龟一样藏进壳里。但现在，有人愿意听她的心事了。她也愿意从壳里探出小脑袋，认真地看看这个世界。
丑小鸭中学常常要接待全国各地的校长、老师的参观，甜甜也成了小小的接待人员。她会主动跑到陌生的老师面前，给他们介绍自己的学校。她的头总是抬得高高的，看着那些大人们。阳光洒在她的脸上，像照耀着一颗正在奋力生长的小草。
当年偏执的孩子，在这里学会了共情，获得了安全感
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在学校的走廊上坐着，走廊里也摆了不少书。受访者供图
詹大年自1981年从师范毕业后，开始教语文和时政。2011年，从教30年后，他想办一个不太一样的中学。丑小鸭中学的招生对象是初中阶段不适应传统教育的学生。詹大年说，丑小鸭中学的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加入学生会，可以随即成立社团，跳舞、弹琴、书法、篮球……
创立最初学校接收的主要是一些被普通中学拒之门外的“问题孩子”。杨昊明是在12岁那年被“骗”来的，是丑小鸭中学的第二批学生。说是骗，其实是没有选择。当时正是叛逆的年纪，他整夜都不睡，跑到外面玩儿，玩到天亮，就回家倒头睡到第二天下午。他爱打架，喜欢打架带来的刺激感。没有人跟他做朋友，他是别人眼中不能招惹的“问题小孩”。因为逃学和打架，相继被多所学校劝退。当时还缺乏到精神科看诊的意识，但昊明回想起当年的自己，有过激的暴力，也有偏执。昊明妈妈从朋友那里听说了丑小鸭中学，就决定让他试试。
想起十年前的初中生活，杨昊明告诉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他对丑小鸭中学的初印象是轻松，然后是温暖。来丑小鸭中学后，生活老师老飞手把手教会了他自己洗衣服、叠被子，还传授了他收拾柜子的小技巧。老飞当时也才20出头，“老”字是学生们给他的爱称，其实老师们都只是哥哥姐姐。
他们没有架子，跟他们讲话不需要顾及太多，不用担心被讨厌。在外面的世界，要拿到高分，要把背挺到最直，要答对最多的问题，才能获得一颗小小的糖。但在这里，只要开口，只要他们口袋有糖，杨昊明知道，哥哥姐姐们一定会给他。这就是安全感。当时的他只想着吃喝玩乐，他们讲的却是知识，他就想多学一点，快快长大，能变成和他们平等对话的大人。
周末的时候，老师们会带他们去村里赶集，去爬山，去买东西。一个屋檐下的舍友，一起洗衣服，一起叠被子，一起上课，一起打球，生活都是同步的，关系自然也很亲近。他毕业后常常跟别人讲起在丑小鸭中学的生活，他说，这是他最自豪的一段人生经历，那些日夜颠倒的日子，不用再过下去了。
入学七八个月后，杨昊明的心态和行为习惯都有了很大转变，爸爸妈妈又将他转回了普通中学。出去后他又开始打架，他现在回忆起来，解释说人的行为习惯还是有延续性，很难迅速转变。打架时对方受了伤，杨昊明看到对方的爸爸妈妈担心地聚在他身旁，才意识到对方也是和自己一样，被爸爸妈妈担心的人。他在丑小鸭中学学会了共情，是站在别人的位置上去思考。
一个月后，他又转回了丑小鸭中学上学，顺利毕业，考入了一所普通高中。高中的那几年不好过，但他在丑小鸭中学学到了宝贵的东西，他用老李教他的心理暗示法，反反复复对自己说：“熬过这几年就好了。”他想上学，他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放假的时候，他就跑回丑小鸭中学，见詹校长，也见其他老师。
谈起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人，他立刻说：“肯定是詹校长。”
詹大年说，我是来帮你们解决问题的。“问题孩子”只是被问题缠住了，一时不知道如何解决。詹大年是那个愿意帮他们解决问题的人，他信任詹大年，也信任丑小鸭中学。这里永远包容他，接纳他，帮助他。
“抑郁症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青少年抑郁症最关键的方案就是关系疗法。”詹大年认为，重点是让孩子们重建人际关系、接纳周遭环境，能从生活点滴中获得快乐。这些被贴上标签的少年们在丑小鸭中学学习文化知识、心理知识，参加社团活动，尝试重建自己的人际网络，也重建自己的生活。
在这里，很多曾经跌倒的“丑小鸭”们重新站起来了。
对于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教育或许能够提供一种解法
丑小鸭们的确在尝试飞翔。杨昊明人生中最好的朋友都是在丑小鸭中学结交的，他们每隔一年或者两年重聚一次。大学毕业后，他重新翻看初中的照片，对于中学生活的思念从心头涌上来。他立刻去了宜良，问詹大年，他能不能留在丑小鸭工作。他们是师生，也是忘年的朋友，詹大年就说，那来试试。
杨昊明开始了实习。好几年了，他再次见到了老飞。老飞结婚了，有了孩子，皱纹都长出来了，但还是跟当年一样，看见昊明就笑。昊明负责学校的招生工作，也协助老李开展一些心理课程。第一天跟老师们一起开会，他跑到门口喊“报告”，时间好像把他拉回了好几年前，他是个还在长个的毛头小子。
大家都笑了，昊明现在是老师了，不需要再大喊报告了。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喊他“明哥”，他也成为他们的哥哥了。
如今，杨昊明回到了丑小鸭中学，成为了一名老师。受访者供图
对于心理老师李桂红来说，看着孩子从低能量转变为高能量，就是最满足的时候。不过，一些孩子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病理性特征，如幻听、幻视等，对于有严重精神分裂、偏执型人格障碍的孩子，教育的问题已经无法解决，而更需要医生的帮助。丑小鸭只能通过教育，通过重建孩子们的人际关系和周遭环境，让他们重新拥抱这个世界。
办学十二年，培养过近3000名学生，詹大年持续进行长达数年的回访。他们中的一些人考上了名校，一些人已经工作，一些人结婚生子，他们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过着普通又幸福的人生。在詹大年看来，孩子们光明的未来是自由发展的结果，而少年所经历的痛苦与挫折，会让他们在往后的人生中，比同龄人更加坚韧，更加勇敢，更加能珍惜生命和时光。
近年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愈发受到社会关注。根据最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建立未成年人心理问题的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机制。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做好未成年人心理治疗、心理危机干预以及精神障碍早期识别和诊断治疗等工作。
如詹大年所说，对于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教育或许能够提供一种解法。而他们还在探索、尝试，让更多跌倒的“丑小鸭”们学会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