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礼这件事，看似稀松平常，难度却极高。在本期“苏氏漫谈”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荣誉退休教授苏锡嘉对这件“世间难事”展开了一番探讨。所谓宝剑赠英雄，香水送美人，送礼在于看人择物，轻重相宜。怎样才算礼尚往来？怎样才能送出千古美谈？让我们来看看苏教授是如何解读的。
世间难事，送礼大概可以算上一件。
送礼难，难在要想清楚：要不要送，送什么，怎么送。送好了，千古美谈。送不好，赠受双方都尴尬，甚至还会害人不浅。
清末出土的汉简中有位名奉的人（姓氏已不可考），戍守边关时给自己所爱的女子送去玉器一件并附短简：“奉谨以琅玕一，致问春君，幸毋相忘。”（见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两千多年前送礼所附的十四字短简，一出土便为世人所赞叹。钟叔河叹为“不朽的情书”，周作人还赋打油诗一首：“琅玕珍重奉春君，绝塞荒寒寄此身。竹简未枯心未烂，千年谁与再招魂。”礼不算重，却送出千古佳话，这便是送礼的最高境界。
多年前曾有学生为考试的计分争议托我代向主事者进言争取，我答应后学生问我送什么礼物为好。我回答说：我和那位主事者的交情，没有好到可以送礼，却也没有差到不送礼就不帮我办事的程度。于是就没有送礼，事情居然也办成了。虽然是书生迂阔，不足为训，却也证明送礼不是万能的。而且，不到一定的交情或相知程度，贸然送礼往往会显得十分唐突甚至冒犯。从那位朋友的角度看，身居要位，人情往来在所难免。但有我这样的学界朋友，相交如水，另有一番情趣，送礼或许反会让他感到疏远而鄙俗。
送礼难在要看人择物，首先是礼物要适合受礼人的需要，所谓宝剑赠英雄，香水送美人，各得其所。其次是轻重相宜。礼太轻可能会让人觉得诚意不足，礼过重则不免让人起疑，以为你要把月黑*人、风高放火的大事托付予他。
物资匮乏年代，随便一盒点心、一件衣物都会让收礼的人感激不尽。如今丰衣足食，即便是各地的风物特产在网上采购也是举手之劳，送礼再也没有了互补有无的作用，选择合适的礼品真正成了难题。
能不流于俗却还体面、实用兼有益的，莫过于送茶叶了。所以文人雅士以茶叶相赠是常事。“笋茶奉敬，素交淡泊。所能与有道共者，草木之味耳”（清·胡介），说起来格调高雅，品位尽显。我交友有限，加上生性慵懒，疏于交游，朋友似乎越来越少。饶是如此，每年还是会收到不少茶礼。爱茶之人，收到茶礼往往迫不及待，一尝为快。清朝大文人俞樾（号曲园）有次收到一小罐上好的碧螺春茶，特意带到杭州以西湖水泡来喝，喝完感叹道：“穷措大口福，被此折尽矣。”一罐好茶送给识货的人，算是物尽其用了。
另一件文人雅士喜欢送的东西是笔，以前是毛笔，后来是钢笔、圆珠笔，现在能充当礼品的基本上都是名贵的进口货。可惜，电脑时代键盘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笔的地位。即使要写字，一般也会选择轻便的墨水笔。如此，收到的名笔也只有束之高阁的命了。
送礼是表达谢意和敬意的有效手段。人情在，送礼便在，烦恼也随之而来。不甚恰当、不易使用的礼品，英文中将之形容为“白象”(white elephant)，意为大而无当、难以处置之物。旧时曾有朋友结婚，收到好几个又高又大的台灯，令人哭笑不得。我曾两次收到友人赠的电烤箱，其中一台还是进口的、需要两人合抬的大家伙。送礼人的爱心让我感动不已，但因家中已有一台烤箱，只好转赠他人，连续问了很多人才找到家中装修、正好需要的，这才如释重负。送女生香水，送男士领带，不管收礼之人是否需要，是否喜欢，至少不会有无处安放的苦恼。送书也一样，差不多是多多益善。但凡事都有例外。有次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获赠一套证券发行历史的纪念册，皇皇巨著，既精美又有极大的文献价值，其厚盈尺，其重如石，寒舍逼仄，无处安放，最后只有转送图书馆。
收到不称意的礼物能退回去吗？尽管听起来有悖常理，但却真有人这么干，而且还满带调侃地把送礼人数落了一通。清代文人随园老人袁枚年迈时收到一位年轻朋友致送的嫩鸭（雏鸭），打开一看觉得名不副实，“其哀葸龙钟之状乃与老夫年纪相似”。礼物退还之余还写了一篇传诵甚广的小品《戏答陶怡云馈鸭》，戏称如果这个鸭子是雏鸭，那一定是和你一样的少年老成，只能以朋友相敬，哪敢以食物相待？原璧奉还，“使此鸭投胎再生，而后食之”。陶怡云有没有再买一个真正的雏鸭重馈于随园老人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选择合适的礼品实属不易。犹记得孩子还小的时候，每年圣诞节几家朋友都要聚在一起，所以为每个小朋友挑选礼物是非常折磨人的任务。价格不能太贵，要令人喜出望外又确实有用，这个任务把几位当妈妈的折磨得每次都说，我们明年不送了好不好？精挑细选的礼物很可能过后被弃如敝屣，但拆开礼物包装时的期待和惊喜让你觉得为挑选礼物所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一件意外的礼物，带来了止不住的欢笑和发自内心的感谢，至今追忆起来还是满心的感动和怀念。
每个人挑选礼物都有自己的办法。我通常都喜欢送自己偏爱的东西，背后的假设是：人有同欲，我都喜欢，你还会不喜欢？内子比我高明，她通常选别人应该会喜欢但一般舍不得买的东西，如名牌英国茶具、高端乐高积木等。收到的人自然喜出望外的居多。
有关送礼，西谚还有一句颇有警示意义的话，“Don’t look a gift horse in the mouth”， 大概意思是：别人送你一匹马，你却掰开马嘴，检查马齿，看看礼物是不是真是好东西，太煞风景了。送礼人的好意应该得到尊重，而不是挑剔审视。收到礼品便不停地打听所值几何，送礼人要是知道了，难免心寒。一般而言，把收到的礼物转送他人是不礼貌的，也是对送礼人的不尊重。
但是，我以为月饼可以成为例外，因为送月饼的时间很集中，每一盒月饼又包含好几个，胃纳小的根本消受不了。所以，月饼转送是常有的事。最怕月饼转几圈，还是到我家。以前上海人过年流行送奶油蛋糕，连续收到几个的只有转送他人才能卸下重负。万一人家也有奶油蛋糕要消化怎么办？只好击鼓传花一样继续传下去，一直传到蛋糕发霉。幸运的是，现在似乎没有人无端送人奶油蛋糕了。我每年收到月饼也会转送，但一般不会成盒转送，而且一定会说清楚是转送的礼品。无奈之举，希望收到的人不会骂我。
送礼当然是不收钱的，但不收钱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回报。所谓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才能持续，来而不往非礼也。至于什么才算有来有往，学问就大了。有人奉行严格的对等外交，锱铢必较，分毫不差。需要送礼时翻出收礼记录，看看当时他们送了多少，如数奉还。在婚礼现场经常看到有核检礼金红包的，当场唱名报数，据实记录，像极了企业营业收入的内控流程。保存的记录，大概率会在以后的礼尚往来中发挥作用。据说还有红包开出竟是白纸一张，上写：礼金500元，暂欠，待下次我结婚时扣还。然后送礼人就可以大摇大摆进去吃一顿了。一般的人在往来礼节上都比较宽松，有来有往，表达出关怀念想之意即可。
送礼，有时是需要勇气的。约十年前，我回上海工作不久，家母不幸摔倒，造成脚腕骨折。医生诊断后认为需要动手术。朋友怕我不懂“规矩”，纷纷告诉我需要送礼，主刀医生和麻醉师必须打点，红包规格又应该是多少。我按他们的建议准备好红包，等医生来时却怎么也没有勇气递上红包。我想，站在我面前的都是有尊严的专业人士，我怎么可以公然侮辱人家？挣扎了几次，最后还是放弃。结果，红包虽然没送，手术仍然很成功，手术后的护理也很专业，一切完美。而且可能是因为没有送红包的缘故，我和医生的交谈非常轻松自如，彼此完全没有任何尴尬和顾虑。
我事后感慨，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走上手术台怎么可能还会想：“哎呀，这个病人家属有没有送过红包？”按常识判断，送不送红包对手术不可能有任何影响。但是，我们大家为了让自己的亲人得到最好、最安全的医疗服务，竟然齐心协力把我们的社会环境弄得污浊不堪。真是不应该啊。现在各地的医院都明确杜绝红包，对此我们应该举双手赞成，从而让社会风气回归正常。当然，要杜绝红包，医生的激励机制和医院的管理办法都要有相应的变革，这是题外话了。
最让大家深恶痛绝的送礼是行贿。中国人向来重人情，经商、管理企业也不例外，分寸的把握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为和德性。为获取超出常规的便利或好处而向掌握权力的人致送礼物，不管礼物多少，其实都是行贿；收下即为受贿，除非将礼物自觉交公。送礼送到行贿的程度就是害人，而被害之人一旦起了贪念，往往下场可悲。有一家金融企业的赖某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赖出身寒苦，靠自己的努力在中国金融界站稳脚跟，进而出人头地。从清白做人到受贿近18亿元，他的这条命可以说一半是自己糟践掉的，另一半则是被行贿人坑进去的。那个一次送6亿元现金的富豪，在赖走进刑场时会不会心有愧悔？
要知道，世界各国对企业经营的合规要求越来越高，合规处罚的力度也越来越大。要符合监管对企业合规的要求，传统上三大合规体系一定要建立并保证有效运作。反商业贿赂是合规的第一制度（另外两个分别是出口控制和数据安全）。有一家世界级跨国公司都曾因员工贿赂而受到8亿美元加4亿欧元的重罚，商业贿赂行为的普遍可见一斑。今天，企业经营者必须对监管和执法部门可能会关注的可疑支出，如赞助、咨询、招待、补贴等，保持充分的警惕，杜绝员工出于业绩压力而做出的行贿举动。
到中欧任教后，我收到最多也最实用的礼物是各种服装，校服、班服、会服、队服，不一而足。我自己穿不过来就让家人穿，一家人穿成了行走的中欧广告，煞是有趣。
岁月蹉跎，马齿徒增，近年来越发不可避免地“德高望重”起来，送礼和收礼的比例于是越来越不平衡。现在一年难得送几次礼，收礼却成了家常便饭，如何得体地表示感谢便成了伤脑筋的事。如今送礼，经常是送礼人直接通过快递送到家，收礼人收到后微信致谢，从头到尾彼此连见面都免了。在彼此不见面的情况下，致谢要怎么说才能显得充满感恩之意，显得不敷衍了事，大家不妨帮我出出主意。
明朝沈守正，收到友人送来兰花，回信致谢，只写了六个字：“蕙何多英也。谢。”（见钟叔河《念楼学短》）。寥寥数字的致谢却丝毫不显虚应故事，这是本事。我们能不能仿效？我想试一下。
苏锡嘉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此前，他是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苏锡嘉教授毕业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Concordia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1982年和1987年分别获得厦门大学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苏教授主要从事国际会计、审计、公司管理、中国会计与审计等方面的研究。其研究课题主要包括家族企业的公司管理、审计员的岗位轮换、审计质量以及盈余管理。
苏教授的研究发表于众多知名的期刊，如《审计：实践与理论》《亚太会计与经济研究》《会计与公共政策期刊》《国际会计期刊》《中国会计与金融评论》《国际会计研究》《国际审计研究》《当代会计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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