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行就公众关心的金融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易纲行长在谈到存款准备金问题时指出：“从国际比较而言，我们的存款准备金率在国际比较中是中等的，不算特别高也不算特别低，朋友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都说发达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特别低，就1%、2%，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其实，在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现在发达国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比较低，但是它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比较高。比如说这就是他们总准备金率的水平。”
看到这番谈话，一些媒体评论显得有些“异味”，一些言论认为：尽管欧美发达国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下简称法定存准率）只有1%、2%，但美国和欧洲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以下简称超额存准率）较高，法定存准率加上超额存准率高达12%的水平，而日本更高达20%以上，所以中国平均13%法定存准率并不算太高，并由此得出结论：降准没有多大空间。
理论上说，这样的说法极度错误，严重混淆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的不同性质。
首先，法定存准率是各国中央银行按照法定比例强制商业银行上缴的准备金，这个比例在发达国家目前只有1%到2%，而现在中国高达13%（最高时达到过21.5%）。法定存准被央行上收之后，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以下只谈商业银行）将失去对这笔钱的使用权或支配权，如果不是央行降低这一比率——所谓降准，那商业银行在存续期内（*之前）则永远也无法使用这笔钱。超额存款准备金则完全不同，它是商业银行自己的钱，为了流动性管理需求或备付需求主动存入中央银行账户的存款，这笔钱商业银行有完全的自主支配权和使用权。所以，同为存款准备金，法定存准和超额存准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
其次，理论上说，法定存准率越高，意味着央行紧缩货币力度越大，意味着金融市场流动性越少；而超额存准率越高，意味着央行宽松货币力度越大，意味着金融市场流动性越大。一般而言，央行对超额存准所支付的利率非常低。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联储把基准利率降至0到0.25%，但却提高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至1.15%，这给了金融机构无风险套利空间，而诱发超额存准大幅上升，而美联储使用金融机构的超额存准资金继续购买国内资产，如此滚动大幅增加了市场中的现金流动性。所以，当我们说美联储“大水漫灌”之时，我们需要看到这其中不存在失控问题，当然，美联储允许商业金融机构对美联储套利，这也是美联储需要付出的代价。但无论如何，美国超额存准率高实际代表的是货币极度宽松，而中国法定存准率高是否具有同样宽松的意味？恰恰相反。
第三，美联储货币发行更多依靠收购国债等国内金融资产，对应投放的基础货币都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现金，正是基于这样的基础货币投放，美国的货币乘数（1元基础货币能够创造多少元M2，）大幅降低，危机前，美国1元基础货币创造近9元M2，的近9倍， 2016年下降到不足3元，现在也不足4元。理论上说，这个倍数关系体现了全社会最基础的金融杠杆高度，过高则导致危机。一般情况下，债务危机就是杠杆过高的危机。我们说，中国基础货币大量被法定存款准备金占居，现金投放过少，以至于M0到M2之间形成18倍关系，远远高于欧美大致4倍的关系。这是不是中国最大的金融风险？所以，在降准受到外汇储备制约的情况下，中国央行应当加大现金投放，尤其是长期的现金投放，从而有效压低货币乘数，这是降杠杆对央行提出的基本要求。由此可见，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存款准备金情况属于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绝不可同日而语。
第四，中国法定存准率变化受到外汇储备制约，而欧美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而日本因外汇储备由财政部管理，所以也不存在这方面问题。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端有近22万亿外国资产，这是外汇储备购买形成，只要不发生巨额贸易逆差或资本逃逸，这笔外国资产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将刚性存在；按照基本规则，这部分刚性资产必须要有对应的负债，现在看，这笔负债就是“法定存准＋超额存准＋其它金融机构存款”。鉴于资产刚性必然导致负债刚性，所以央行通过降准释放出流动性，还必然通过其它途径把这笔流动性收回来。比如，用减少MFL余额对冲降准所释放的流动性；再比如，通过100%上收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交易保证金对冲降准释放的流动性；等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降准3.5个百分点之后，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并未发生大的变化。中国央行上述情况与发达国家央行扩表和缩表所体现的情况完全不同。
当然，还可以列举更多方面的情况用于揭示中国法定存准率与发达国家超额存准率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甚至是天壤之别。但由于逻辑关系比较复杂，一般投资者根本看不懂，所以不在这儿说了。总之，用发达国家超额存准类比中国法定存准会误导市场认知，这是严重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