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宋之际，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转移过程，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但京师仰仗的钱粮都要从江南北运，京杭大运河是江南钱粮北运的最重要水道。要说地理上的中间段，运河边上的徐州可能更接近，但徐州最大的问题是距离江南稍远，而淮安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称为江苏省淮安市的淮安府，在明清两朝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咱们从漕运的角度讲一讲。
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利在千秋万代，虽然目的是从江南运粮。隋朝东都在洛阳，从洛阳到杭州的运河分三段，先沟通黄河与淮河，再从淮河经淮安南下经运河至长江北岸的扬州，再过江经运河到杭州。淮安因具有淮河这个优势，可以说是洛阳与江南之间最为重要的水运重镇。安史之乱后，唐朝失去了对河北等地的控制，所能用的钱粮主要来自江南，这更加提高了淮安在这条生命运输线上的特殊地位。一旦淮安不为朝廷控制，整条运输线都将瘫痪。宋朝也差不多，只不过元朝更加重视海运，淮安的地位有所下降。
淮安的地位再次提高，是明成祖朱棣把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之后。出于各种考虑，朱棣在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停止了元朝时兴盛的海运，主要走运河。你会问运河上的哪一个码头不重要？都重要，但如前所述，淮安的优势是与旧都南京近。南京往北有两大屏藩，西北是皇帝老家凤阳府，东北是淮安府，二府皆在淮河南岸、长江北岸，可互为犄角守护南京。具体来说，凤阳之重，更在于军事，有中都留守司；淮安之重，更在于漕运。
也是这一年，平江伯陈瑄奉成祖之命，开淮安的清江浦水，引洪泽湖水入淮，以清水道。明朝非常重视淮安在整条漕运体系中的支点作用，明景帝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景帝让副都御史王竑出任新设的漕运总督，兼任巡抚淮安府、扬州府、庐州府（安徽合肥）、凤阳府，以及徐州、和州、滁州，驻在淮安府。当时的南直隶（含今江苏、安徽二省）在长江北岸的府州皆在王竑管辖之下。
换个角度说，明朝的淮安可以说是大半个南直隶的省会。鉴于京杭大运河之于明朝国运的关键作用，漕运总督设在淮安，等于是明朝把本朝国运都系在淮安。淮安“安”则天下安，淮安如果有一点风吹草动，势必会影响明朝的统治。清朝取代明朝后，因清朝的龙兴之地在关外的盛京（辽宁沈阳），故而刻意打压以南京为省会的江南省（原明朝的南直隶省），将江南省分为安徽和江苏二省。但是，清朝经济的南重北轻没有任何改变，江南依然承担着北方统治中心的经济运转，京杭大运河的地位不降反升。
咱们现在看黄河，出了河南开封后就朝东北方向进入山东入海。实际上，在清文宗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之前的六百多年间，黄河出开封后是朝东南方向出徐州进入淮安与淮河、运河交汇。由于黄河是个水老虎，经常泛滥成灾，不但给中下游地区造成巨大灾难，同时严重影响了京杭大运河的畅通，进而给清朝统治造成麻烦。清朝有两大非地方性的专业总督，一个是漕运总督，一个就是河道总督。漕运总督衙门一直驻在淮安，而河道总督衙门则从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从山东济宁府迁到江苏淮安府。有意思的是，两个专业总督府的衙门相隔也就十几公里。要知道，全国当时不过九个总督府，淮安一个府居然就占了两个，“天下九总督，淮安居其二”，可见淮安之重要。有人说康熙皇帝一生就做了三件大事，其中第一件最有名，就是平定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另外两件事则不太为人所知，二是治理河务，三是整顿漕运，而这两件大事都基本上围绕着淮安进行。
淮安的交通枢纽地位并没有什么变化，而是有某种程度的强化。清朝京师的经济运转就指望这一条大运河，是万不能出事的，甚至都不能出现堵塞。如何防止运河堵在淮安呢？毕竟南北的漕运船只实在太多了。清朝的办法是，一些北方府县的船只从南方北上至淮安后，要在清江大闸上卸货，改由陆地运输，虽然成本提高，但至少保证了运河的南北畅通。
淮安一直不是省会，但那只是名义上不是，实际上和省会没有区别。古人说淮安“有漕运总督所居，衙门仓库司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矣！”由于漕运经济的繁荣，大量人口来到淮安，乾隆时期，不说淮安府全境，仅府治山阳县的常住人口不下几十万。清朝江湖有两大帮，一曰漕帮，二曰盐帮，盐业的兴盛是建立在漕运兴盛的基础上，又离不开淮安。清朝的淮安吸引了大量的盐商来此发展，淮安的盐都气象不逊于扬州。
图-淮安市淮安区京杭运河俯瞰
在没有现代交通条件下的淮安是公认的全国性交通枢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那种。近代以来，随着铁路的兴起，运河地位的下降也导致淮安发展不是那么快。前几十年，江苏只有两条铁路，北边是陇海铁路，南边是京沪铁路，广大的苏中地区（地理意义，徐连以南，长江以北）没有一条铁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有很多高铁线进入苏中地区，淮安有徐宿淮盐高铁，还有连淮扬镇高铁，以及贯通南北的京沪高铁二线，淮安形成了米字型字高铁格局，有人称淮安是名副其实的江苏高铁枢纽，未来的发展不可限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