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溪生诗集笺注》（唐） 李商隐 著（清） 冯浩 笺注 蒋凡 标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菊花图》 马欣乐画 图片选自《马欣乐绘画作品集》
【读书者说】
唐代是诗的黄金时期，不仅“全民皆诗”，诗也全能，什么都可以写，什么重要场合都不能没有诗。据统计，唐诗选本600余，当今选本不计入其中。然选本云泥之别，高下优劣的差异大甚。不久前，复旦大学蒋凡教授相赠他标点的《玉溪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印再印。冯浩的《玉溪生诗集笺注》，堪称明清人研究李商隐的标志性版本，“辨析入微，考订精细”，属于集大成研究，自问世日起，即“海内风行矣”，今人研究多本于此也。
以菊自写的《菊》诗
翻阅冯本，李商隐写花的咏物诗不少，而写菊诗似就《菊》与《野菊》二首（不包括诗中以菊为意象的）。二菊诗写于诗人的两个人生阶段，然其意旨仿佛，诗人以菊自写，怨天尤人也怨自己，表现出急于摆脱窘境而无能为力的压抑与无奈。先看《菊》诗：
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
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集众说而后指出：“三四是罢官家居，结望入朝。”此见，入木十分也。不懂读诗者，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诗里的精彩句子上，譬如读《使至塞上》则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句大加欣赏。《菊》诗开篇二句也很抓人，十个字四对叠词，尽写菊之妖媚婉丽而不胜娇羞的姿色。诗人比兴自写，自写不同凡俗的美质。
诗之颔联“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写菊之品格，也是自写。稍有点读诗经验的人都知道，此二典皆含退隐之意。菊花自从被陶潜垂青之后，便成了“花之隐者也”。罗含与陶潜，差不多同时期，也酷爱菊花。《晋书文苑传》曰：“罗含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李《菊》诗则反其意而用之，冯浩从其中读出了此在李商隐归隐在野的状态，其《玉溪生诗集笺注》在五六句处且注曰：“无人润泽，深忧迟暮。”李商隐写菊之隐格，却无欲隐之意，更多的是怕隐之忧也。
后四句笔意逆转，“几时”二句意谓：秋天里开放的菊花，向来就不畏寒露严霜，然最害怕的是夕阳西下。意思是说，我并不怕朝堂上受倾轧遭打击，却有赋闲在家而美人迟暮的恐惧。如果颈联写的是迟暮之感，那么尾联写的则是用事之心，“愿泛”二句意思是说，唯望被酿成菊花酒而盛于鹦鹉杯中，送至白玉堂上而为您所用。赋闲或滞进，这是李商隐所最不能接受的现实，故而急切渴望得到“君”之赏识与援引。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直言道：“末两句是希望能入朝为文学侍从。”叶先生认为，这与李商隐写于大中六年（852）《巴江柳》里的“好向金銮殿，移阴入绮窗”的意思一样。也就是说，李商隐“移”愿的表达，并非偶然。《菊》诗的这种渴求援手的写法，大类干谒诗，只是所谒何人，诗里没有明说，疏注者也没言明。
以菊自比的《野菊》诗
李商隐的《野菊》，笺注者们多明确认为是写给令狐绹的。一般编年都认为，《菊》诗作于开成五年（840），年二十八，李商隐辞去弘农尉归家；《野菊》作于大中三年（849），时年三十七，李商隐自桂幕归京后，暂代京兆府某曹参军。诗人以菊自比，借咏菊以感喟，突出一个“野”字，诚为“君子在野之叹”（朱鹤龄《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也。《野菊》诗云：
苦竹园南椒坞边，微香冉冉泪涓涓。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细路独来当此夕，清尊相伴省他年。紫云新苑移花处，不取霜栽近御筵。
诗分上下两部分，上四句，句句写的是野菊，写菊之“野”也。野菊以苦竹、辛椒为伴，托根于恶劣环境之中，暗香淡淡而含露如泪出。已经是西风去雁之时节，虽然不甘于委弃才华而敛香隐迹，然毕竟寒蝉噤声，似也只能潦倒长终矣。句句写菊，亦句句是自写，句句写自己困苦不堪的现实境遇，兴寄身世之慨也。故而，清人陆昆曾《李义山诗解》评曰：“义山才而不遇，集中多叹老嗟卑之作。《野菊》一篇，最为沉痛。”钱牧斋《唐诗鼓吹评注》评曰：“此比贤者之遗弃草野，不得进用也。”
诗的后四句侧重写其摆脱窘境的急切与无奈。四句比照着写，前两句回忆“他年”，追忆令狐楚对自己关爱有加；后两句直写当下，你令狐绹青云平步而移官高位，而却不能移我至华庭。张采田《李义山诗辩正》评曰：“结句虽正面收足‘野’字，而别有寓意，故不觉其浅直，与空泛闲语不同。”
冯浩笺注里已提示，《野菊》“与《九日》篇同旨”。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也说：“这篇诗（《野菊》）应与集中《九日》诗参看，更易领会全篇意趣。”他将《野菊》拿来与《九日》比对，说是《九日》言事，《野菊》言情。从《九日》诗所表现的意思来看，与《野菊》是比较接近的。《九日》虽非咏物诗，诗中也咏菊，时在重阳，由菊写起，将令狐绹父子对比着写。
耐寒唯有东篱菊
菊花，以耐严寒而傲重霜为美德，历来被视为高标亮节、雅洁孤傲的象征。陶渊明诗《和郭主簿》云：“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菊花卓尔不屈，乃为霜下之豪杰。然而，菊在李商隐的笔下，却发生了异化，很是憋屈，而有谄媚之嫌也。《野菊》与《菊》，二诗虽不是写于同时，而写法上大同小异，都是“卒彰显其志”的一路，共同主题都是希望改变“在野”的现状，都是渴望移栽“御筵”而获得王公大臣的赏识。二诗亦均因菊起情，旋移情于菊，将个人的情感经验植入菊中，对当下处境以暗喻性的直观描述，造成物我合一的美感境界，都是不甘沉沦的哀怨，都是“既怨之，犹不能无望之”的心理状态，最终又都寄希望于援引。李商隐二菊诗，属于干谒诗的写法，多了点傲气，多了点怨气，也多了点寒碜气，而少了点怒放的生气，少了点傲霜的骨气，少了守拙的节气。而有些选本与评注，美言过甚，或为尊者讳而一味地往尽善尽美上说，不像冯浩的《玉溪生诗集笺注》本那么客观经典，因此，选择诗的选本也就很重要了。
唐代诗人白居易《咏菊》云：“一夜新霜著瓦轻，芭蕉新折败荷倾。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显然，这是言志自况，不是干谒诗的写法，写自己善于自我调节的处世之道，表现出一种处变不惊的人生态度。他在经历了人生宦海浮沉后，乐天知命，安闲顺事，其知足保和的人生观念，娴静适世的志趣选择，以及和光同尘的哲学思想，对后来的士人启迪多多。王维似无专门写菊的诗，然其诗中亦不乏菊之意象。严武与几个年轻官员来看望王维，王维《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云：“松菊荒三径，图书共五车。烹葵邀上客，看竹到贫家。鹊乳先春草，莺啼过落花。自怜黄发暮，一倍惜年华。”诗写其清幽的家居环境与清简的日常生活，首联就用陶典：“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其实，这种写法也是一种言志抒情，写的是一种自甘淡泊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情趣。王维不仅解决了仕隐两难，也消除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生活就是诗，诗就是生活，以诗性追求为人生的最高境界。
（作者：王志清，系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