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红：潮流、历史与时尚偶像》，[美]雷切尔·费尔德著，山山译，未读丨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版
以下内容和图片经出版社授权摘自《口红：潮流、历史与时尚偶像》一书。
女性参政者红
1919年7月31日法国周刊La Baïonnette的封面，彼时为妇女参政的高潮，该刊支持妇女为选举权而抗争。
20世纪初期，很多国家的女性参政者开始为选举权而抗争。她们的反抗在那个年代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当时大部分女性在政治和商业上都不活跃，她们热衷于留在家中扮演妻子、主妇和母亲的角色。涂抹口红——借助它传达出力量、自信、勇气和女性气质——成为女性表达抗争的另一种方式。它也代表着与传统的决裂，并在很多方面代表着社会对女性涂抹口红看法的巨变。在之前的数代人眼里，口红往往和妓女、女演员和歌舞女郎联系在一起。
化妆品大亨伊丽莎白·雅顿（Elizabeth Arden）支持女性投票权，并坚定地与她们站在同一战线上。1912年，女性参政者的抗议游行队伍经过她的沙龙时，雅顿及团队给她们递上了口红，这与马拉松比赛不同，路边的拉拉队通常给选手递上一杯水。
第二年，1913年3月，将近5000名女性游行经过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她们也涂着口红。事实上，口红在别处也被用作女性参政者的标志，比如说在英格兰，女性参政者领袖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和其他投身于这项事业的人也常涂抹口红。短短几年后，口红成了常态，其中有部分原因来自女性参政者们的推动。
胜利红
插画家阿道夫·特雷德勒以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宣传画而闻名，其画作刊登在同期各种有影响的杂志上，如《星期六晚报》。这张海报即其作品《没有枪的士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的女性用口红表达反叛的姿态，象征着拒绝屈服于随战争而来的艰难处境和物资限量。口红代表着韧性、勇敢、情谊和力量，很多女性开始承担起传统意义上男人的工作，因为他们已经奔赴战场。必须承认的是，让自己看起来吸引人也是一个动机。
顺便说一句，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痛恨口红。对他来说，雅利安理想是一张自然的、未经修饰的脸庞和健康的、纯粹的生机。在他眼中，矫饰和醒目的口红太高调和性感。作为一名坚定的素食主义者，他对当时常见的用于口红的动物脂肪也心生厌恶。
在战争期间，各种物资都是限量配给的，包括食物、汽油和罐头。然而对于化妆品，尤其是像口红这样引人注目的东西，被视为保持士气和自尊的重要物品。因其必要性，不应限量配给。在英格兰，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英国政府也支持该想法，从不限制口红的配给，不管是红色，还是其他颜色。正如一位供给部的官员在1942年告诉英国Vogue 杂志的那样：“化妆品对于一个女人就像一定量的烟草对于男性一样重要。”
但口红在战争期间被高额征税，因此成了一种贵重的商品。有些女人用一种更为廉价的红色染料——甜菜汁染红嘴唇。尽管四周硝烟弥漫，口红仍赋予了生活一些常态，使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女性振奋并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