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永佳认为，长期频繁恶意“买短乘长”的行为，其主观已经脱离“占小便宜”的心理，主观恶性较大，可以用刑法规制。
在处理上，如果其能具结悔过，全额退赔票款，可以依据相关规定，评判是否属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情况，考虑对其作相对不起诉决定。
黄浦区检察院检察官张璐认为，恶意“买短乘长”具有行政违法与民事违约的双重属性，一般情况下，这一问题可以在行政处罚与民事赔偿的框架下得到规范和调整。
基于刑法的谦抑性考量，对于偶发的，情节较轻的逃票行为，不宜启动刑事评价。而对于多次实施、累计金额数额较大的情况，就需运用刑法加以评价。
三
构成犯罪的“买短乘长”：
是诈骗还是盗窃？
何萍认为，恶意“买短乘长”满足诈骗罪的行为构造。
第一，行为人实施了隐瞒真相的行为即隐瞒了“买短乘长”的事实。
第二，铁路运输部门陷于错误的认识，以为双方按照运输合同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而事实并非如此。
第三，铁路运输部门陷于错误认识而处分了相应的财产性利益，即运输服务。行为人未交付逃票区间的车票对价，获取的是铁路运输服务，属于财产性利益。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律师洪梓桉介绍，根据《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中，典型的行为包括：“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办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从构成要件上来看，行为人以非法占有铁路运输企业财物为目的，采用支付部分票款诱骗铁路运输企业履行超出对应价值的运输义务，骗取应收票款若达数额较大程度，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而厉永佳并不认为“买短乘长”构成合同诈骗罪，逃票人是虚构了自己乘坐短距离列车的事实，少付了实际搭乘距离和购票距离之间的运输差价，其行为符合《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的规定，应按照诈骗罪定罪处罚。
四
如何完善“买短乘长”的漏洞
“买短乘长”的初衷是便民，面对屡屡出现的恶意“买短乘长”现象，如何完善漏洞？
如何构建铁路系统治理失信行为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使之不能失信、不敢失信、不愿失信？
张璐从“管”、“控”、“罚”三个角度提出建议。
在“管”的方面，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引入智慧乘务，大数据统计每节车厢的实际乘坐人数和实际售票数，将对比结果反馈至乘务员的终端设备，发现不一致即刻清点。
在“控”的方面，将恶意“买短乘长”行为纳入铁路征信系统，限制乃至禁止此类人员享受铁路运输服务，同时将铁路征信系统与其他征信系统进行信息互联，提高违法成本。
在“罚”的方面，将民事、行政处理与刑事追究结合起来，形成多元化法律治理机制。将偶尔逃票等情节较轻的行为限制在民事行政违法范畴，将数额较大等情节恶劣的行为纳入刑事打击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