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鼠疫
从动物到人类，从人类到人类：传染病的传播途径
我们在上文中谈到，鼠疫是一种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实际上，褐鼠一类的啮齿动物身上携带疾病不仅仅有鼠疫，还有斑疹伤寒、旋毛虫病、鼠咬热、传染性黄疸、战壕热、口蹄疫和马流感等。存在于动物身上的疾病是如何从动物传到人类身上的？
在《老鼠、虱子和历史》一书中，汉斯·辛瑟尔以与鼠疫齐名的烈性传染病斑疹伤寒为例，讲述了病毒从昆虫到动物，最后到人类身上的寄生过程：
“家鼠携带着斑疹伤寒病毒，家鼠身上的鼠蚤和鼠虱将病毒传给一个又一个老鼠。然而，在鼠蚤的宿主，也就是这些可怜的老鼠病死或者被*死以后，鼠蚤开始将目光转向人类。被携带斑疹伤寒病毒的鼠蚤咬过之后，人类就感染上了斑疹伤寒。不过，这只能造成零星的、地方性的传染病，如果被感染者身上有很多虱子的话，就会造成集体的感染。如果被感染者生活在虱子感染区的话，最终就会导致斑疹伤寒流行病的暴发。”
也就是说，从动物到人类，把病毒传给人类的传播媒介是昆虫。而病毒从人类到人类的传播是靠虱子来实现的：“体虱和头虱携带着病毒，从一个人身上蹦到另一个人身上。虱子的血液里携带着斑疹伤寒病毒。立克次氏体（病毒）在虱子的胃壁和肠壁的细胞里成倍繁殖，并大量附着在粪便里。”
疾病的寄生循环如下：
鼠蚤 大鼠
（小鼠）
鼠型斑疹伤寒 → → 鼠蚤→人类→人虱→人类
鼠虱
欧洲（人类）型斑疹伤寒 人类→人虱→人类
完善的现代医疗体系下，零星的传染病为何会爆发
鼠疫曾经肆虐过人类。人类历史上爆发过三次鼠疫大流行。第一次鼠疫（腺鼠疫）大流行为查士丁尼大鼠疫，6世纪中叶开始至8世纪消失。第二次鼠疫（腺鼠疫，即黑死病）从14世纪中叶开始，前后300年。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从中国云南、印度孟买开始，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才销声匿迹。
随着人类对老鼠的驯化，老鼠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迁徙，鼠疫疫源地就会局限于个别家庭和聚居地，加之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卫生条件的改善，曾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传染病鼠疫逐渐式微。
不过，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鼠疫并没有绝迹，时至今日仍然有零星病例出现的原因是什么？答案是，在传染病间歇期间，潜在的疾病介质可以潜伏动物以及昆虫等载体上。
在《老鼠、虱子和历史》一书中，作者汉斯·辛瑟尔谈到，人类新的传染病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通过人与寄生生物之间相互的逐渐适应，已经存在于人类身上的寄生现象发生了改变；二、通过与之前未曾接触过的相关动物或昆虫接触，人类遭到了动物世界中现存寄生生物的入侵。
“在这个人口稠密的星球的历史上，尤其是到了20世纪，人类会因为与长期存在于昆虫和野生动物身上的感染介质接触而感染一种新的传染病吗？”在《老鼠、虱子和历史》一书中，汉斯·辛瑟尔提出这一问题。答案是肯定的。
据新闻报道，2019年4月底，在蒙古国感染鼠疫的那对俄罗斯夫妇是吃了“未煮熟”的旱獭（土拨鼠）而致病。
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偏僻的鼠疫自然疫源地作为旅游景点逐渐被开发，人们进入这些地区，这些地区原本存在于动物身上的疾病就会传到人类身上。
在《老鼠、虱子和历史》中，汉斯·辛瑟尔提到传染病土拉菌病。将这一疾病的发现过程与当下的“鼠疫事件”对照来看，对人们颇具警示作用。
“1911年，麦考伊和查宾在地松鼠身上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类似鼠疫的感染。1914年，关于该病菌的首例经证实的人类感染被报道出来。在大自然中，这种疾病是受洛基山山脉各州地松鼠、野兔、洛杉矶野老鼠、加利福尼亚州野鼠，明尼苏达州鹌鹑、鼠尾草鸡和松鸡，爱达荷州绵羊，日本、挪威、加拿大野兔，俄罗斯河鼠，加利福尼亚州和蒙大拿州鼠尾草母鸡、松鸡、野鸭感染的一种传染病……借由马蝇和木蜱的叮咬，这种病毒可以感染人类。在蜱虫身上，这种疾病是可以被遗传的，所以若要对人类构成危险，蜱虫并不一定要先叮咬一只受感染的动物……这种疾病可能在动物身上存在了几个世纪，但直到20世纪初才对人类造成威胁。”
传染病：被我们忽略的塑造人类历史的关键因素
关于塑造人类历史的因素，历史学家多从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角度去分析。
20世纪的传染病研究权威汉斯·辛瑟尔在多年专注于传染病的研究过程中，深深地为传染病给国家和民族命运所带来的灾难，给文明的兴起和衰落所带来的巨变而动容，他认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塑造正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几乎完全忽略的，于是写下《老鼠、虱子和历史》这部从传染病角度解读人类发展史的经典著作。
除了从生物学的角度对传染病进行深入分析之外，辛瑟尔在书中用更多的笔墨详细叙述了传染病对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的巨大影响：
雅典瘟疫曾一度削弱了雅典在陆地上的势力。这场瘟疫暴发的第二年，三百名骑士（二等公民）、四万五千名公民以及一万名自由民和奴隶因此命归西天，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也因此丧命，从而使斯巴达人得以自由地在半岛上游荡。
在公元前414年到公元前396年间，迦太基人对锡拉库扎发动的围城，就是由于一场类似雅典瘟疫的传染病的暴发而不得不放弃。如果汉尼拔将自己的舰队和军队牢牢地扎根在西西里岛上，那么布匿战争的结果以及罗马的未来会如何还未尚可知呢。
425年，匈奴人之所以放弃了向君士坦丁堡的进军，是因为一种未知的瘟疫摧毁了他们的部落。
如果阿比西尼亚国王的军队没有被某种类型的天花或是兼有丹毒和葡萄球菌感染症状的传染病折磨得被迫撤离麦加，阿拉伯帝国的未来又会怎样呢？
在罗马帝国政治上最为风雨飘摇的时期，一次又一次横扫罗马帝国的灾难性的流行病，加速了罗马帝国的灭亡。在6世纪，几乎持续了六十年的查士丁尼瘟疫动摇了古代文明的根基，罗马帝国的强权、威仪以及执政理念一去不复返。
毋庸置疑，十字军东征所遇到的困难，与其说是阿拉伯人的军事力量，倒不如说是流行病。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读起来像是一系列传染病的编年史。
因为传染病，伟大的军事天才拿破仑未能在欧洲建立全面的霸权……
所以，辛瑟尔认为：“刀剑、长矛、弓箭、机关枪，甚至是烈性炸药，对一个民族的命运所造成的影响，都远远不及传播伤寒的体虱、传播鼠疫的跳蚤和传播黄热病的蚊子。文明的滚滚车轮，因造成疟疾的疟原虫而退步不前；全副武装的军队，在被霍乱弧菌引起霍乱或痢疾后，抑或被伤寒杆菌感染后，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舌蝇翅膀上所携带的锥体虫，摧毁了大片的土地；世世代代的人，都曾饱受梅毒之苦。战争、征服以及伴随我们称之为‘文明’而来的群居生活，只不过为更大的人类悲剧创造了条件。”
理性应对，也应保持警惕
进入21世纪，人类在研制抗生素药物方面的成功，给人类带来了短暂的欢愉。人们认为传染病所带来的痛苦已经被一劳永逸地铲除了，并相信未来的医学将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持续时间长的或者慢性疾病的根除上来。然而，艾滋病及其他病毒性疾病的出现、流行性感冒的潜在威胁以及细菌性疾病耐药菌株的产生，使人们很快意识到，只要给予适当的社会和环境条件，传染病仍然具有肆虐人类的能力。
面对传染病，一方面我们要理性应对，充分信赖成熟的防疫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保持警惕。正如《老鼠、虱子和历史》的作者辛瑟尔早已警示过的：事实上，传染病并没有消失，只要人类的愚蠢和残暴给它一个机会，它就会乘虚而入，重整旗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