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丽
引言
“鼠疫”，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是一个陈旧而陌生的名词，大多数人对它的印象还停留在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那部著名长篇小说的书名上。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对鼠疫的介绍，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为主的传染病，是一种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可由带疫动物传及于人，也能经“人和人直接传染” 。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鼠疫诊疗方案》，鼠疫是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两个甲类传染病之一（另一个是霍乱），甲类传染病是最高层级的传染病，我们熟知的传染病，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麻疹、禽流感等尚属乙类传染病。
鼠疫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三种，起病急、病程短、死亡率高、传染性强、传播迅速，其中肺鼠疫的临床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等。
近几十年来，我国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鼠疫。不过作为甲类传染病，鼠疫并没有绝迹，近十年来仍然有一些零星病例出现，比如2010年出现过7例，2011年和2012年出现过1例，2014年出现过3例，2016年和2017年分别出现过1例。
传染病有时貌似离我们很远，但有时又非常近。面对突发的传染病，我国已经有非常成熟的防疫制度和应对方法，所以我们不必恐慌，应理性面对。不过，对每个人来说，提升鼠疫防控意识，筑牢防控网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1月12日的“肺鼠疫确诊”新闻让我们开始了解鼠疫这一烈性传染病，也使我们再次直面人类的大敌——传染病。
哈尔滨鼠疫
传染病：如影相随的人类大敌
在1万年以前，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以小型游牧部落的形式遍布整个地球，四处迁徙，以打猎为生。那时候没有城市，没有城镇，也没有农业和畜牧业。人类的部落分得很散，一直在四处迁徙，很难碰上其他部族。因为人口密度低，绝大多数疾病在此都没有立足之处。人类也会患上寄生虫病和传染病，但是大家所熟知的人类近代历史上的大多数疾病，如麻疹、水痘、感冒、流感、天花、肺结核、黄热病和黑死病等，还没出现。
过去的1万年中，人口密度激增，传染病也成了人类生活的常见问题。大量的文献典籍记载和考古成果表明，早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传染病就已经是人类如影相随的大敌。
在古代印度的著作中，如在《阿育韦达》和妙闻的著作中有舞蹈病的记述。各种各样的发热病症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其中一些毫无疑问是疟疾，另一些可能是麻风病。麻风病在印度被称为“库斯塔（Kushta）”。后世的医学史学者对一些印度典籍进行了研究，发现了淋病、梅毒和肺结核存在的证据。
对于《旧约》中提到的疾病，加里森在他的《医药史》中进行了总结，它们包括：淋病、麻风病以及疑似牛皮癣的疾病；《旧约·撒母耳记》提到了腹股沟腺肿大，表明可能存在鼠疫。《塔木德》提到了一种肺部的症状，与肺结核病症极为相似；此外，它还提到了一种肾脏脓肿的症状以及女性生殖器官的感染。
考古学家马克·鲁费尔、艾吕特·史密斯和伍德·琼斯在埃及进行考古研究时，在一具公元前1200年的木乃伊的皮肤上发现了类似天花症状的斑点。在拉美西斯二世的脸部和身体上，他们也发现了类似的斑点。在拉美西斯五世的腹股沟周围的普帕尔氏韧带的上方，他们发现了一块三角形的溃烂区，这表明拉美西斯五世可能患过腺鼠疫或国王病软下疳。在一些更为古老的木乃伊身上，由于木乃伊的腹部脏器并未被移除，鲁费尔发现了肿大的脾脏，这可能意味着死者生前患有疟疾。
借助其他历史记载，当我们回首人类的发展历程时，会惊奇地发现，人类的历史便是一部与传染病斗争的编年史。
公元前43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瘟疫让雅典丧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中世纪时期，欧洲全部人口的大约四分之一，即至少两千五百万人死于黑死病（即腺鼠疫）。
19世纪，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同时带去了天花，导致了几百万印第安人的死亡。
1918年，大流感横扫全球，全球死亡人数远远高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1500万人。
事实便是如此，自人类诞生以来，传染病就是人类如影相随的大敌。即使进入现代社会，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医学技术高度发展，传染病也没有销声匿迹。尽管我们拥有炫目的技术，但我们仍然在很多程度上受制于各种病原体。
无论现代文明的生活看上去如何的安全和有序，细菌、原生动物、病毒，被感染的跳蚤、虱子、蜱虫、蚊子以及臭虫等，总是潜伏在阴影之下。只要人类由于粗心大意、贫穷、饥饿或是战争而放松了警惕，它们就会发起进攻。即便是在平常的日子里，它们也会掠食体弱多病、年幼以及年迈的人。它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隐匿在无形之中，等待着掠食的机会。这些微小生物隐藏在阴暗的角落里，寄生在大鼠、小鼠以及各种各样的家养动物身上，始终寸步不离地跟随着我们；它们寄生在或飞或爬的昆虫身上，在我们的食物、饮水甚至是我们的爱情中伏击我们。
哈尔滨鼠疫
如何理解传染病：从寄生现象入手
如何理解传染病？它们是怎么发生的？又是如何传播和变化发展的？20世纪的传染病研究权威汉斯·辛瑟尔在自己的著作《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中从寄生现象的角度对传染病进行了深入分析。
说起汉斯·辛瑟尔，大家可能有点儿陌生，他的两个得意门生却是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一位是研究出黄热病疫苗的马克斯·泰累尔，另一个是为脊髓灰质炎疫苗的顺利研发打下基础的约翰·F. 恩德斯。
辛瑟尔认为，传染病就是生物体对人体的寄生，仅仅代表着一种活的有机体为了生存下来所作出的尝试。
从根本上说，寄生现象意味着打破对立——传染病的寄生现象是简单的单细胞生物（比如细菌、原生动物、立克次氏体以及超显微镜病毒和滤过性病毒等尚且无法定义的介质）对更为复杂的动植物的入侵。
传染病并不是静态存在的，它是根据寄生生物和被入侵物种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决定的。宿主与宿主之间会出现不间断的传播，寄生生物不会根据环境而变化，而是根据它们已经完美适应的宿主而调整，如此这般，最终实现寄生生物与宿主之间的完美融合。
当寄生现象开始发生时，宿主的反应是强烈的，入侵方和宿主之间必有一方死亡，不同的个体，结局也各不相同；当适应变得更为和谐的时候，宿主的反应会温和一些，疾病的症状也会减弱直至变成慢性疾病；最终，双方的适应到达一个几近完美的阶段，宿主不再表现出受伤的迹象。
就人类而言，能够印证这些原则的疾病是梅毒。毫无疑问，在16世纪初，当梅毒首次以传染病的形式出现时，要比现在剧烈、恶性和致命得多。在近五百年的时间里，梅毒在人类个体之间不间断地传播，导致了寄生生物与宿主的相互适应，从而使疾病的症状变得越来越温和。如果未来梅毒像过去那样继续传播，那么一千年以后，医生对任何一个幸存者进行腹腔穿刺检查，都将发现幸存者感染了梅毒螺旋体。
从寄生现象入手理解传染病，辛瑟尔准确地揭示了传染病的发生机制和流变历史。基于这一理论，辛瑟尔强调传染病的病原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化时，病原体的毒性会不断发生变化。当今的医学研究者在致力于研究随着时间的变化，流感病毒的结构变化情况，以此来解释周期性流感流行病时仍然能从辛瑟尔的理论中获得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