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宇翔
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是否还有25年？许多香港人曾经焦虑，2047年后“一国两制”会终结，但最新迹象显示：中央政府决心保持“2047”后“一国两制”不变，但香港须对“去殖民地化”作系统性的变革，法律条文要消除“女皇陛下”、“联合王国”等殖民地字眼。香港警队全面摒弃英式步操，换成中式步操，日常问候语言也从 “yes sir”、“sorry sir”等，改用中国普通话沟通。这使“一国两制”焕发新的气质与面貌。
今年是香港回归中国的二十五周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承诺行至一半，过去十年间，香港经历了泛政治化的十年，政治撕裂甚至让二零一九年的香港处于社会*乱、长期的斗争当中，直到国安法颁布和疫情到来，才扭转这个局面。“二零四七”焦虑是香港过去十年的政治死结，但从最新迹象显示：“一国两制”势将跨越二零四七年，让很多焦虑的问题迎刃而解，香港的政治经济结构维持到二零四七年之后不变，这让投资者对香港重拾信心，超越过去数年的政治纷乱。
“一国两制”廿五年，不少学者、评论员提出上、下半场的说法，回望过去，也展望未来，但此说法隐含“一国两制”在二零四七年就面对终结的想法。但更准确来说，“五十年不变”的后廿五年，决定了二零四七年后的“一国两制”形态，更具有逼切感在香港实现“由乱及治”的变化。
早在“一国两制”政策制定早期，总设计师*就多次表达对“一国两制”的信心，*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
早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则说，“实际上，‘五十’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同样是对*说法的补充。
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也表明：“五十年不变只是写在基本法，回顾过去*所讲的说话，可见五十年不变，不是一个限期而只是初阶，将来一定会继续下去， 除非‘一国两制’做得不好。”
告别政治拥抱经济过去数年，在西方媒体的渲染下，香港变成了“自由世界的灯塔”、“与极权战斗的前线”，成为了一座重要的政治城市，甚至是颠覆中国的基地。但过去香港的成功之道则是“去政治化”，只谈经济的“经济动物”，甚至在长时间当中香港人是以“政治冷感”知名。在回归廿五年的前后的日子，香港建制派的领袖人物都纷纷对“一国两制”的历史进行归纳，也对“一国两制”未来进行展望，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就说明由八十年代草拟基本法的原意，香港的定位就不是一个政治城市，而是一个经济城市。
无独有偶，众多建制派人物都表达类似的观点，范徐丽泰接受访谈时，也表示希望香港告别政治，拥抱经济：“其实我们的基本权利是做了一定工作，希望得到一定报酬，而这些报酬可令我的生活平稳，甚至有少许增长，如果无法做到这点，甚么民主也是没用。”范徐丽泰的说法当然很难套用“劳动价值论”去理解，做甚么工作有甚么回报是很难介定，但可以视为“狮子山精神”的一种“还魂”，当香港在过去几年的政治矛盾里受苦，就希望回到过去的“成功轨迹”，用过去的成功故事勉励港人，用经济高速发展来弥补政治创伤，问题只是香港能否再有高速经济增长。
香港回归二十五年，另一个争论点则是香港“殖民地”的性质争论。近几年来香港历史上是否殖民地，以及是否需要“去殖民地化”也被广为讨论，“去殖民地化”则意味著历史清算，可能触及港英年代遗留的政治经济利益结构。在一九七二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宣布：“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
及后联合国确认香港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后，联合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一九六零六）自然也不适用于香港，解决了“香港地位未定”的问题，回归自此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在国际法上，香港并非一个殖民地。尽管国际法的定义清晰，但相关法律概念转化为政治概念，总会出现许多不适应，英国实际上也在香港进行长时期的“殖民管治”，这些“殖民管治”时至今日仍有许多遗痕，星罗棋布地散落在政治、经济、法律以至日常生活当中。
在一九九五年，李瑞环就把香港比喻作“紫砂茶壶”，也就是知名的“紫砂茶壶论”，用百年宜兴紫砂壶来比喻香港，呼吁接纳香港与内地不同、甚至内地看不惯的政治制度；不要妄洗“茶垢”，导致香港失去特色。这些看来肮脏之处可能也是香港成功的因素，但时隔二十七年，香港的问题众所周知，其“好的茶垢”与“坏的茶垢”也难以区分，造成了香港目前的管治困境。
部分建制派议员认为香港必须推进“去殖民地化”，多名议员认为政府要尽快识别和修订有关“女皇陛下”、“联合王国”及“国务大臣”等殖民地字眼的条文或提述。
民建联出身的律师周浩鼎指检讨是迟来的修正，并指法律文本仍出现“女皇陛下”等字眼是难以置信。而这两年来香港警队决定全面摒弃英式步操，换成中式步操。警队的日常沟通的问候语言也从 “yes sir”、“sorry sir”等，全部改用中国普通话沟通。
当然，香港“去殖民地化”并非只是改个法律条文，又或者把某些地名改正而已，而是一种“转型正义”，对殖民地加害者及其附随组织人员的政治清算。毫无疑问，目前仍在香港活跃的英资、外资多多少少都和港英政府过从甚密，例如怡和洋行、汇丰银行就是“大英帝国”殖民扩张的急先锋。因此，“去殖民地化”成为议题，对香港来说是复杂的，多数香港本地资本的崛起也同样和英资密切合作，也因为英资撤退的过程，购入大量英资优质资产，因而发迹，部分现时仍活跃的本地资本甚至可以说是由英国人扶植的。
尽管如此，“去殖民地化”现时没有涉及香港的政治经济结构，更没有一整全的系统性说法，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在著作《“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中亦曾提到：“在维持现状和稳定香港人对香港前途的信心的大纛下，‘一国两制’没有‘去殖民化’的计画，基本上没有意图要在回归后改变香港人的思想心态。”
香港回归，是近代中国的耻辱与“洗刷国耻”的象征，更被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之一，“一国两制”更是现时中国的祖宗家法，必须坚持下去，可以肯定的是，二零四七年之后“五十年不变”仍然持续，香港赖以成功的政治经济结构仍会维持。**也会出席香港回归的相关庆祝活动，预料会对香港未来、“一国两制”前景提出新的说法，对香港未来更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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