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四川巴县兴隆场，现在系重庆沙坪坝区回龙坝镇，这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我曾参加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剿匪斗争。
我随大军西南服务团来到重庆，刚留下兴隆区担任区武装队长后不久，1950年6月29日下午，区委接到区税务所所长毛崇肖的情况报告，说有两个青木关中学的女学生，一个叫申莉琴，一个叫李光珍，来告诉他说：“有人要发展她们参加一个组织，名义上说是让她们去贵州的一个纺织厂参加工作，并说这个组织有一百多人，负责人一个叫杨林，一个叫贺元勋，还有冯伟、何忠达、陶惠芝、唐忠仁等人为联络员。”兴隆区委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问题重大，当晚立即召开区委紧急会议进行研究，我是区委委员也参加了会议。当大家听完情况通报后，一致认为这件事绝对不是招纺织工，肯定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当晚，区委决定让我带区武装队的一个班，连夜赶到马王坪的县公安局去汇报，请示该怎么办。我们步行30多公里赶到马王坪时，已是凌晨一点多，我马上找到已睡觉的公安局长蒲方南同志汇报，并向县委报告。经县长杨道南、县委*赵孝亭、张部长等县委常委研究，肯定这确是一个反革命组织。然后，蒲局长告诉我：反映情况的那两个姑娘，既然是在校的中学生，很可能是上当受骗，能主动向政府报告，说明已有了一定觉悟，我们可以抓紧作好她们的工作，让她们继续参加该组织，作为我们的内线积极分子，并要我做好三件事：第一，先找那两个姑娘来，再详细问一下情况，并要求她们今后一旦出现情况，到晚上10点钟后，秘密地直接向我讲，不能再去找税务所毛崇肖了，同时也向毛崇肖讲明，县委已决定将此事作为专案侦察，他已尽到了责任。第二，要通过申、李2人继续调查清楚杨林、冯伟等人的身份、政治背景、反动职务等。第三，了解这个反动组织现在的发展对象是哪些人，并要求在20天内把以上情况调查清楚后，由我随区委*孟昭淮一道，直接向县委汇报。
当我返回兴隆向区委汇报后，随后我同区委*一道去区税务所找毛崇肖谈话，向他讲明了情况，要他不再管这件事。随后我又把申、李2人找来，进一步详细了解参加组织的情况。据她们反映说：发展她们参加组织的那个人名叫陶惠芝（女），对她们说，共产党来了要分田分地，要她们与共产党斗。当时李光珍（家庭出身地主）就同意参加他们的组织，李又去发展她的同学申莉琴参加组织，并对申说：共产党来了要分田分地，我们组织起来和共产党斗争。申莉琴（家庭出身贫农）听后认为分田分地是个好事，不应反对，并劝李一起去找税务所的毛崇肖，把这个情况说一下，这样，她们才去给毛崇肖谈了。我听完申、李2人的情况后，就要求她们要认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可继续参加该组织，搜集深层次情报及时向我报告，积极协助我们搞好侦破工作。
后来，我们通过这两个内线积极分子和走访一些基本群众，调查了解到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叫冯伟，系国民党军队的1个师长，杨林是冯伟下属的1个团长，还有1个叫冯子君是国民党的1个营长，都是国民党军队溃逃后留下来的潜伏人员，另外还有何忠达原为乡长、贺元勋是大地主的儿子，国民党的1个营长。他们有情报联络站，各站都有负责人，都是以开茶、酒馆作掩护。
情况调查清楚后，我再次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又指示我们要进一步调查清楚这个反动组织，上面与什么组织联系，下面发展组织的情况如何；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暗*我工作人员（包括区、乡公所工作人员），特别是晚上，更要提防敌人的暗*活动，特别提醒注意安全。
通过一段时间的群众走访调查，我们发现在这个反动组织里还有两个人可以利用，一个叫何忠其的学生，是地主的儿子，另一个叫贺元碧，是曹上乡一个小煤窑主的女儿，通过我们的内线积极分子申、李2人作工作后，他们有了一定觉悟，并向我们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何忠其告诉我们：这个反动组织的最高负责人中，有一个姓赵的贵州大巴山土匪头子，外号叫“老太婆”。当时国民党在贵州留有一个师的兵力换成便衣经常进行反革命活动。兴隆区的反动组织名称叫“中国第三次革命委员会西南分会重庆支会”，当时在虎溪区也有一个这样的支会，进行反革命暴动，活动很猖狂。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等待时机成熟后就开始暴动，攻打消灭兴隆、凤凰、歇马和青木关4个乡公所和兴隆区公所，然后再把队伍拉到贵州大巴山去。他们的武器装备有手榴弹、步枪、驳壳枪、冲锋枪及电台，武器存放何处不清楚，用时才发给大家。这个组织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按他们所列名单暗*我工作人员。我是他们首先要暗*的人员之一。何忠其反映的这些情况，非常重要，我们又及时向县委作了汇报。
县公安局蒲局长对我说：“情况很严重，小王，你怕不怕？”我想到上有党的正确领导、县委的及时指示，下有区委和广大群众积极分子的支持，我没有什么可怕的，就坚定地说：“不怕。”接着，蒲局长要求我们区、乡公所全体工作人员都要特别提高警惕，同时，要求我们要进一步查清楚他们的武器存放在什么地方和他们准备暴动的集合地点，集合地点能容纳多少人，集合地点的周围环境一定要搞准确，千万不要受敌人搞声东击西假现象的蒙骗。同时还要告诉我们区、乡公所的工作人员要认识到目前敌人正蠢蠢欲动，形势严峻，大家在思想上一定要高度重视，作好随时进行战斗的充分准备。
因此，区委就把当时在粮库当主任的张文祥同志调来，每天穿军装背着枪值班，我则重点调查敌人的武器存放处和准备暴动的集合地点。不久，通过我们的内线积极分子，摸清了他们的武器存放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五云山上的一个寺庙内，这个枪库有两支冲锋枪和几十支步枪，是为攻打兴隆、凤凰两个乡公所和一个区公所准备的；另一个是存放在歇马滩子口的寺庙内，这里的武器是为攻打歇马、青木关两个乡公所而准备的，数量多少还不清楚，每个地方都有两人以庙里的道士为名当保管员。同时也得知敌人的集合地点在兴隆的水口村，也就是该组织头目之一贺元勋大地主的家中。因水口这个地方附近几家都是大地主，周围有山，环境对他们很有利，贺元勋的家周围攀有院墙，进去后左右前后有10多间房子，是一栋两楼一底的大院，里面可容纳100多人。
就在这时，我们又得知敌人还企图在我们工作人员内部来发展他们的人。县公安局蒲局长亲切地对我说，小王你回去后，不但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还要注意保护我们内线积极分子如申、李、何等人的安全，看他们是否已被敌人发现，如有情况，可让他们暂停一下活动。针对敌人要发展我内部工作人员，企图打入我内部的阴谋，我们一方面要注意我们区武装队内的旧人员被他们拉过去，甚至我们的副区长和我自己，都是他们拉拢的对象，也必须高度警惕注意不受他们的麻痹和利诱，同时在策略上，我们也有意识地让我们的内线积极分子，把我们的情况透露一点给敌人，让他们进一步取得敌人对他们的信任，这样做确实有效，不久，我们一个积极分子申莉琴当上他们的一个组长，下管9个人，开会她也可以参加了。
1950年8月中旬，积极分子申莉琴向我们反映情况，说敌人最近要在歇马联络站开会，要她去参加，她问我她去不去？我说：“你要去，我也要去。”申去是参加他们开会，我去是想侦察敌情。
8月15日，那是歇马的赶场天，我前一天下午就先去了，晚上住在当时的歇马乡党支部*鞠时年处，并向他通报了敌人明天要在歇马开会的情况，到了8月15日那天上午，我从乡公所出来，在歇马街上观察情况时遇到开茶馆的老板冯子俊（敌人的一个联络站长）和傅忠池联络员，他们一看见我，就热情地招呼我去对面饭馆喝酒，我知道他们的目的，是想要把我调开，怕暴露了他们在他茶馆开会的秘密，同时，也是想用酒把我灌醉套取我的情报。
那一次，我们确实喝了很多酒，但是在喝酒时，我心里始终牢记县公安局蒲局长对我的叮嘱：“敌人常用酒来毒死人”。刚要开始喝酒时站长冯子俊说他有点事去去就来，先由傅忠池陪我喝，实际他是回去开会。傅忠池从里屋拿出两壶酒两个酒怀。为防酒有毒，我就对他说：“傅先生你这样热情招待我，我们要表示更亲热些，干脆就吃一个壶的酒，最好是我们共用一个酒杯。”傅忠池说：“好。”他就把原来给我吃的那壶酒，叫店小二拿去热一下，其实酒拿进去后，我听到把酒倒掉的声音。那天，我们两个人把12两一壶的酒喝了4壶（当时是16两1斤）。我也确实是喝醉了。但是酒醉心明白，我心中始终牢记着，你是我的死敌，无论你说些什么，我都不会相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