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秋/文
钱锺书(1910—1998) ，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无锡七尺场人。作家、国学大师。早年先后就读于无锡东林小学、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辅仁中学。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获B.Litt（Oxon）学位。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归国后，曾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纂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3年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新时期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还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清宣统二年十月二十日（1910年11月21日），在无锡岸桥弄钱家所租住的秦氏宅内，一个孩子出生了。钱家给这个孩子命名为钱锺书。正像其名字所蕴蓄的含义一样：钱锺书一生锺情于书；他睿智渊博，识见精绝，淹通古今，学贯中西，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两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被公认为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化大家。
从5岁时起，钱锺书开始跟着大伯父钱基成识字念书，其间又在秦氏小学和亲戚家的私塾各读过一段时间。在伯父的教育下，他先后念完了《论语》《孟子》《毛诗》《礼记》《左传》等书，闲暇时又涉猎了不少子部、史部的著作，几年下来，已经“好臧否古今人物，握管作二三百字论文矣”。1920年，钱锺书进入无锡东林小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此后便由东林小学而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而清华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在钱锺书整个的从学经历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对他的成长产生过明显的影响：一是“家学渊源”。从小跟着大伯父钱基成在家念书，多年中又一直得到作为国学大家的父亲钱基博的亲炙，使他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国学根底。二是入学后所受的新式教育，良好的学校教育，同样是一个“英才”得以产生的必备条件之一。三是他从小生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氛围十分浓厚的无锡，又因着父亲的关系，有机会接触到像唐文治、钱穆这样的宿学大儒，在辅仁中学读书时又时常到无锡国专去听课，这些对他都有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浸润熏陶。四是他的自学，他在东林小学读书的后两年中，无意中发现、阅读了家藏的大量林纾翻译的西洋小说，由入迷而对学习外国语文产生极大的兴趣，进而精研西方思想、西方文化。这几方面的因素汇聚在一起，再加上过人的天资禀赋，钱锺书便逐步地构筑起了他那愈来愈趋于恢闳阔大的知识结构的底部基础。
钱锺书的学术著作，主要有《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七缀集》《宋诗纪事补订》《钱锺书英文文集》《钱锺书手稿集》等。《谈艺录》是一部以探讨中国传统诗学为主要内容的著作，作者继承了历代文评诗话的传统，通过对唐宋以来的一批诗人、作品及诗学思想的评论，表现出深湛的诗学造诣和精辟独到的文艺见解。在细研文本的基础上，钱锺书通过对中西文学、诗学的比较和阐发，来揭示其貌异实同的诗心和文心，揭示其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审美本质与规律，被学界誉为是中国诗话中集大成的一部巨著，也是迄今为止最丰富而详赡的中西比较诗论。《宋诗选注》是钱锺书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书中共选了宋代80位诗人的290余首作品。作者突破了旧的选学笺注模式，将选注与鉴赏、评析相结合，将选注扩展到对作品用语、句式、文笔、修辞、意象、境界、风格等多方面、多维度的美学审视，为传统的“选学”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境界。
《管锥编》是钱锺书最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这是作者阅读中国10种重要古籍所写下的读书笔记。从表面上看，此书似乎仍然采用了传统的学术札记的形式。但这10部古籍，只是一个引子和基点；作者本着“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的原则，以此生发开去，旁征博引，探幽烛微，征引的中外文献多达四五千种，体现了作者要对中国文化进行整体评价的用意。作者用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的思想、理论为借镜，广泛深刻地来反照和透视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管锥编》体大思精，包罗宏富，全书781则札记、1455个小项，其中许多都是属于文化和文学中的“原型母题”。作者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突破了各种学科和中西文化的藩篱，探究与抉发人类文化的共同本质，全书胜义纷呈，精见迭出，《管锥编》也因此被称为是一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元素的阐释巨著。
钱锺书是一位学者，他的文学创作类作品，从数量上看并不算很多，主要有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旧体诗集《槐聚诗存》和长篇小说《围城》等，但这些作品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在这些作品中，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高地位的，是长篇小说《围城》。
《围城》写留法青年方鸿渐从海外归来，从上海到内地，再从内地到上海，四处辗转漂泊，结果是职业无着落，事业不成功，爱情一场空，婚姻又破裂，最后孤身一人，四顾茫然，怅然若失。本书的题旨，用书中的话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至于其更具体的主题意蕴，有人说它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无法沟通的小说；有人说此书撩开爱情、亲情及家庭关系的帷幕，来洞穿受到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夹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从而进行道德的探索和批判，等等。这些不同的解读，正说明《围城》其实是一部有着多层主题意蕴的小说。《围城》在艺术表现上也有着很高的成就，其主要特点是对于人物的隐秘心理有深入细致的把握，心理表现和心理分析犀利而细腻；结构上纵放自如、自成一体；书中睿智警辟的奇譬妙喻随处皆是。《围城》的反讽艺术，更是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堪称独步。进入新时期以后，《围城》已被文学史界公认为是“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钱锺书和夫人杨绛
钱锺书的无锡同乡、至交李慎之曾经这样评介他:“有不少后生把他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但是对人民的关怀与对祖国的关怀，一直在熬煎着他的心。”作为一个学人，在钱锺书的学术著作中，很少看到那种直接的、喊口号式的爱祖国、爱人民的话语。但是，在另外的一些场合，我们会看到钱锺书深厚的爱国情怀的情不自禁的表露。他的《谈艺录》开始写作于抗战期间，后来他在该书的序中说：“《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他是把《谈艺录》的写作当作是对祖国命运的忧患之情的寄托，热切盼望着“清河”之日的到来。同样，他的《槐聚诗存》中所收的旧体诗，有三分之二作于抗日战争期间，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所以他的夫人杨绛说：“《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锺书”。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经过多次运动的冲击，可他的这种深厚的爱国情怀并没有丝毫的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杨绛曾问钱锺书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更多的时候，钱锺书的爱国情怀体现为一种对国家、对人民命运的深广的忧患意识，在他的各种著作中一再予以深刻的揭示和表现。
钱锺书曾说自己的治学“方法并非‘比较文学’……而是求‘打通’”。“打通”确实是钱锺书治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其具体表现，一是突破各种不同的学术门类的限制，“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二是要填平中西文化、中西文艺间的鸿沟。这种“打通”的努力，达到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度，所以当代著名海外华裔学者余英时曾说，钱锺书“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实际上，这种“打通”的努力，是导源于钱锺书传承弘扬中国文化、致力于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的《管锥编》《谈艺录》等著作，从中国文献典籍的内证内校，到中西典籍文献的互证互校，对中国文化做了一番涉及面甚广的梳理和分析，其用意是在于用现代人的思想和方法，并置身于世界文化的语境中，来探索中国文化重建、新生和未来发展的道路。
钱锺书书信
钱基博曾著文描述其父钱福烔一生“恬退淡荣利”，又在所写的《自传》中说自己“生平无营求，淡嗜欲而勤于职事”。钱锺书也秉承了家门的这种遗风。在他的一生中，不管是旧时代的时局动荡、战祸连绵，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多次运动的冲击，还是后来的声誉日隆、荣名加身，钱锺书都淡泊自守、宠辱不惊，并以沉潜坚韧的态度，经营自己的名山事业，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钱锺书曾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正是这样一种淡泊自守、沉潜坚韧的人生态度，才造就了钱锺书对中国文化的卓绝贡献。
柯灵在《促膝闲话锺书君》一文中说钱锺书“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的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这是对钱锺书高洁品格的最好的概括。钱锺书小时候，其父钱基博为他取字默存，是“叫他少说话的意思”，钱锺书在他的著作中也一再阐发过多言招祸的意思；但钱锺书天性狷直耿介，在很多特定的场合，人们依然可以领略到他抗声直言、浩歌激烈的一面；对真善美的追求与对假丑恶的毫不宽假的态度，贯穿于他一生的言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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