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大环境因素
除了本人的情感因素，秦汉时期盛行的复仇精神也是一大原因。秦汉时期是个倡导复仇的时代，不管是各种典籍，如《论语》中：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还是，各个学派，如儒家的学说就有很典型的复仇色彩，并且当时其他学派的典籍中都是伸张复仇大义的。而一个时代的文化流向，司马迁这样的文学大牛，自然可以领会到复仇精神。
可是，司马迁是文人，没有刺客们的武艺，让他拿着剑去复仇，是根本不可能的。再则，宫刑让司马迁领会到了君主专治之毒，不能不对专制淫威产生畏惧心理。司马迁心理就是有着这两种矛盾情绪的交织：一方面内心奔涌着炽热的复仇岩浆；另一方面又极力否定、弱化血的复仇的可能性。
这样交织的心境让他选择了第三条路，既可以伸张复仇之义，又可以不流血牺牲，甚至从心理上超越专制暴君。那就是将自己的心思全部融入到自己所煮的史书中，所以，前文提到的《太史公序》才写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史书中的人物就是他自己的化身，也是他对当时社会的复仇氛围的认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发愤著书说"，其本质就是一种文化复仇。
但是，司马迁毕竟是史学家，他的史学著作一定会有他作为史学家的史学观点在。以《荆轲刺秦》为例，荆轲来自燕国，背景是在公元前228年，秦王派大将王翦攻赵，*掉赵葱，遂克邯郸，虏了赵王。之后，王翦随即奉命率兵驻扎中山，准备向燕国进攻。燕国这时处于朝不保夕、危如累卵的困难境地，"燕弱小，数困于兵，今举国不足以当秦。"于是，燕太子丹，才派遣荆轲刺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