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礼教文明束缚下的人们不再无拘无束，对于性欲之原始*不能宣之于口，男女之事、婚姻之事在等级、礼制的管缚约束下也不再自由。
这种种的改变，使《神女赋》中的神女被书写为一位温淑典雅、高贵美丽、洁身自好、恪守礼节的“贞女”，符合当时人们思想观念与社会价值观。
但或许，从另一个层面来说，“神女”拒绝襄王，使楚襄王求之不得、等到天明，似乎也体现出一定的政治色彩，意在隐喻臣子劝诫君王不能沉迷美色。
而在后来，“巫山神女”被收录于《墉城集仙录》中时，她不再是“朝云暮雨”、大胆奔放的神女，亦不是美丽典雅、洁身自持的“贞女”，而是西王母的第二十三女、帮助大禹治水的“云华夫人”。
杜光庭笔下的巫山神女完成了身份的转变，从多情美丽的神女变为传道救世的女仙，达到神性与人性的结合。
这符合道教追求长生、女仙崇拜、降授传道等教义与思想，体现出当时人们在道教思想的影响下对生命的美好追求。
正如，从最初的“帝女”到战国时期的“神女”再到道教记载中“女仙”，巫山神女瑶姬形象的改变是不同时代思想的转变，也是人们价值追求的变化。
“西王母”俗称王母娘娘，又称金母元君，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女神，更是道教推崇之尊神。
关于“西王母”的记载，现存最早文献应是《山海经》，所记大致有三处。
其一，在《西次三经》中西王母“豹尾虎齿”，是掌管天下刑罚的“凶神”。其二，于《海内北经》中西王母“梯几而戴胜”，身旁有三青鸟。
其三，在《大荒西经》中西王母人面虎身，为“半人半兽”之态，充满野性与原始的特征。
从《山海经》所记载的西王母中，我们可以发现，受当时生活方式以及图腾崇拜影响，人们对神的想象和认知建构也是充满野性并接近于原始状态的。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们观念的转变，西王母逐渐摆脱“凶神”形象，身边开始出现象征长生之意的“三青乌”，并常与帝王联系。
如西周历史神话典籍《穆天子传》以及《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博物志》等所记载的“西王母”故事中都有体现。
穆王西征访王母故事中，“西王母”被塑造为一位善于吟诗、知书达理的优雅女性，像是一位外族女性首领，女神特征并不明显，除却一句“我惟帝女”外无其他相关描写。
与此相比，西王母会见汉武帝的故事流传更广，其中对于西王母特征描写也更加详细具体。
它们都用华丽的辞藻生动描绘出了“西王母”的绝丽容貌以及出场时的浩大声势，并出现了“七胜”“三青鸟”“不死药”等代表性符号，明显表现出西王母所象征的长生之意。
而在汉代社会盛行长生的思想以及汉武帝好为仙道的背景下，可想而知西王母形象应会深入人心，民间或许会流行西王母崇拜。
而事实确实如此，在汉哀帝时期的一次社会危机中，西王母就成为了“救世主”形象。
据《汉书•五行志》记载，汉哀帝建平四年时发生了一次“西王母诏筹事件”。
此次诏筹声势浩大，持续时间长，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崇拜活动。西王母走下神坛，为凡人添福，成为民众信仰，其形象由高高在上的女神转变为“救世主”，在民众心中地位愈发突显。
有关西王母的故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因时代背景和社会观念的不同具有不同特点，但总体趋势上其形象不断美化、地位愈加尊崇。
茅盾先生也认为“西王母”故事演变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西王母从半人半兽的凶神变为掌长生的吉神；第二个时期，西王母手中的不死药由仙桃代替；第三个时期，西王母完全被铺陈为群仙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