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火的第一天，故宫共截下了8000多个打火机。
单霁翔曾在故宫里捡到过1000多个烟头。“我走到哪儿捡到哪儿。他们就会用手机悄悄告密，院长奔东去了，你们快去，先把烟头捡起来。”
“其实我都知道这些猫儿腻。我就故意满院子走，故宫一下子就变得干净了，多好。”
笑侃背后，是一位花甲老人一次又一次的弯腰。
有一次公开亮相，单霁翔脸上结着明显的痂。
很多人偷偷打听情况，工作人员悄悄说：“院长看到台阶上有垃圾，直接过去捡，一个没站稳，把脸搓破了。”
“摔得多狠啊，我们院长脸上的痦子都给蹭掉了。”
好在后来，院长的脸没毁，大家松了口气。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里也有一段：
一位文物修复师犯烟瘾，一边抱怨着“也不让我抽根烟”，一边认命地骑车，越过重重宫墙，到宫外冒两口。
“故宫不能有一片垃圾，屋顶不能有一棵草。”这是单霁翔给故宫人提出的基本要求，而他是第一个身体力行者。
2013年，单霁翔提出“开放区不允许有一片垃圾”。
他看到垃圾，亲自弯腰去捡；砖石缝里有烟头，他就亲手去抠。
“我想把这当成家，有一种想呵护每一个角落的冲动。”
弯腰俯身，是工作人员对单霁翔最深刻的印象。
他要求一片垃圾落地后，两分钟内必须有人清扫掉，所有“犄角旮旯”，干干净净。久而久之，由于地面十分整洁，游客也不忍心扔了。
单霁翔又在2014年提出“屋顶不能有草”。
飞鸟或大风将草籽带到房顶，草生命力很强，生长过程中会拱瓦，瓦松动了，导致木头糟朽，木结构的古建筑就得大修。
捡垃圾、拔野草这些“小事”，在故宫博物馆馆长单霁翔看来，都是必须且紧迫要做的事。
在他眼里：只要是对维护文物生态有好处，就得“有令即行、有禁即止”。
05
2015年1月，故宫历经数次限流失败后，再次提出要限流。
计划将每日接待客流上限定为8万人次。
此时，故宫每年的参观人数稳居世界各大博物馆榜首。单日观众人数最高突破了18.2万人次。
8年前故宫也曾试过限流，“第一天就失败了”。
8万张票卖完后，故宫关闭售票窗口，用大喇叭作了广播。
已经排在售票窗口前的几百名观众不停敲击窗户，喊着口号要进故宫。
公安局知道后很敏感，赶紧通知故宫处理。结果没卖票，故宫把观众全放进去了。
之后没人再提限流的事儿，但单霁翔非要再次来“挑事”。
从2002年到2012年，故宫每年观众数量从700万猛增到1500万。
单霁翔自嘲：“不幸的是，我就是这一年到故宫工作的。”
每年的暑假、五一和十一假期，故宫都过得比较煎熬。“故宫每天8万观众就饱和了，18万就一切都崩溃了。”
一天接待18万人的日子里，工作人员每天都站在保和殿下面，大声喊“请大家注意脚下，不要推嚷”。
单霁翔为此忧心忡忡。
为了观众安全，故宫下决心要限流。
单霁翔专门召开了一次发布会征求意见，“限流不仅是为了缓解压力。如果观众超过8万，人挤人，后面人看前面人的后脑勺，这对观众的权益是个伤害。”
冲着镜头，单霁翔“打报告”上春晚，呼吁观众避高峰。
他不忘嘱咐：“先把这段播出去啊。”
有媒体问，“为什么不采取提高票价分流的措施？”
单霁翔说：“提高票价阻挡的是低收入人群进入故宫，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这位为了故宫下雪扫雪不扫雪都能“纠结”半天的院长，在绝不涨价事儿上毫不犹豫。
真正实施限流之前，故宫做了一年半的宣传工作，并采取各种分流措施。
2015年6月13日，世界文化遗产日当天，故宫宣布“每天只接待8万观众”。
开放了90年的故宫，开始限流，从此再无一日客流超过8万人次。
单霁翔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用大屏幕滚动更新余票数量，即使余票售完，仍提供全天预约服务。
第二，开设了32个售票口，这是全世界售票窗口最多的博物馆。
他的目标是：让每个游客5分钟内买上票。
而之前，售票口在午门，动辄几千人排几百米长队买票，一两个小时才买到票。
06
2014年的一天，照常巡查的单霁翔突然发现，刚刚修好的太和殿，又搭起了脚手架。
工程师也很无奈：政府采购的材料不适合故宫，包工队不懂文建，老工匠退休，又不能返聘。
“修一栋坏一栋，我们没法负这个历史责任啊！”
单霁翔心疼，无奈之下，只好又去找领导诉苦。经过努力，故宫终于得到特批，建筑修复不再作为工程处理，而是被列为研究性的保护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