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最初含义，源于《道德经》。老子把自然规律称为“道”，而把人效法天地之道的行为规范称作“德”。与老子效法自然不同，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研究人性时，提出了“道德原则”一说。他从“理性”与“感情”两个角度去思考，认为“道德源于情感而非理性”。那么，道德究竟为何物？
道德首先约束自己，而不是用来批评人
不管是老子的遵从自然的共同人道，还是大卫·休谟基于情感的道德原则，道德都不是抽象的。老子在《道德经》里，说了那么多的道德原则，他实际上是在提醒人们：天有道，人亦有道。老子希望每个人都依道而行。
大卫·休谟虽然也提出了一些道德原则，但这些基于“人欲”的原则，并非为某个“集团”服务。不管从哪个角度，道德首先是用来约束自己的，而非批评他人。
近日，看到一篇文章《道德一旦变成表演，就是丑陋的作假》，文章的作者是台湾作家蒋勋写的，被不同的公众号转载，有的阅读量甚至达到10万＋。
我想大多数人读这篇文章，不是被“道德”本身的含义所吸引，而是对“道德”沦丧而悲哀。人人都想自己道德高尚，却喜欢拿道德对别人指指点点。哪怕鲁迅眼中的“孔乙己”、“阿Q”之流的小人物，也常常给自己的行为糊上一层“道德”，而批评和议论起别人，他们更喜欢站在“道德”的高度去指指点点，这便是人之常情。
道德不是说教，而是一种践行
老子虽为先圣，他在《道德经》里，并未说教式地要求别人。他那个时代，礼崩乐坏，作为先圣，老子从自然中悟出一种道理，人的所作所为也应效法自然。因此在老子看来，道德首先是一种实践，从自身做起，由己推人，由内向外，自上而下。甚至有人认为《道德经》是老子写给当时的士大夫看的。孔子认为“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人则习惯于上行下效。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道德成为约束别人的工具。正如蒋勋先生讲述的“阮籍的故事”，阮籍的母亲去世时，他没有哭，而在魏晋的社会已经流行孝道，在别人看来他不哭，就是大不孝。阮籍觉得母亲去世是自己的事，与别人何干，然等凭吊的人散尽后，阮籍因丧母之痛，吐血数升。
历史的评价是公允的，阮籍之哭被记载下来，后人称为“穷途之哭”，阮籍没有因为不会当众表演哭而被遗忘，他仍被列为“竹林七贤”。
从众心理让道德观扭曲
记得小时候读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总觉得安徒生讲的故事没什么笑点，甚至还不如“掩耳盗铃”好笑。长大后，慢慢思考，觉得安徒生很了不起，《皇帝的新衣》里的故事未必真实存在，安徒生只是想通过故事来唤醒人们，别再装了。因为一个人表演时，一旦获得掌声和点赞，便有人跟着去表演。
看似活生生的人，实际上很多人被作为空气人存在，他们只会鼓掌和叫好。为了验证这一现象，有人做了一个实验，实验者在大街上盯着一处看，路人好奇，也停下来看，这样人越来越多，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如果说被好奇心吸引，不如说是一种从众心理。空气人的特征就是永远相信“多数人的正确”。
有人做过统计，所谓的多数人并非就是一半以上，而是只要超过20%的人一致，便会成为他那个群体的主流。
不要让“道德标准” 流于形式
对于道德的塑造，从禅让制开始，很多人认为“禅让制”是一种传说。当然，我们不能拿现在人的眼光去看那个时代。人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尊崇道德。在那个原始的时代，“禅让制”是为了让有德有能者脱颖而出，带领大家吃饱肚子，远离危险。
然而到了周天子时，道德成为“上层建筑”，并被人们普遍遵守推崇，道德实际上已“脱实向虚”，开始了形式主义之路。
古圣先贤们之所以万世流芳，因为他们懂得践行“道德”，而不是停留在“形式”层面指责别人。
文明的进程就像搭积木，道德的大厦，也被涂上不同时代的内容，道德越是高大上，距离践行也越远，慢慢沦为指责别人的工具。一旦道德标准成为指责工具，人人都想站在制高点，更有甚者，言必称道德，看不惯某种行为，便拿起道德标准予以谴责。
国人素喜高大上，善于“夸张”。比如谈到传统文化，总冠以国学；道德也是，人人都觉得自己是道德的化身，毕竟指责和说教远比“做”容易得多。
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是在告诉我们，越是标榜某种东西，实际上它已经变得稀缺。正如老子那句铿锵有力的话：“众往之地莫争”，有时候，远离时尚，未尝不是一种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