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登是曹操最为信任的人，陈氏父子为曹操办过两件事，由此深得曹操信任。一是陈登之父陈珪曾阻止吕布和袁术联姻，当时吕布为此亲自把已经送出去的女儿追回来。吕布、袁术不联手，大大减少了曹操统一北方的阻力。
二是陈登奉吕布之命前去拜见曹操，秘密告诉曹操:吕布此人有勇无谋，反复无常，应及时除去（勇而无计，轻于去就，宜早图之）。曹操听后，很高兴，于是立即封陈珪做了中二千石的高官，封陈登为广陵太守。
临别之时，曹操还亲自拉着陈登的手说:“东方之事，便以相付”，意思就是那边的事都托付给你了，无非是让陈登做内应。
陈登没有辜负曹操的托付，最终里应外合，曹操拿下吕布。由此可见，曹操对陈登很是感激，并且也非常信任他。
不过后来，陈登得病，华佗为他诊治时明确告诉他:你这病三年后肯定复发，碰见好医生或许有救。三年以后，果真如华佗所言。（此病后三期当发，遇良医乃可济救。依期果发动，时佗不在，如言而死）。
陈登之死立即传遍天下，曹操本来很器重陈登，他的死对曹操的震动很大，此时曹操也开始关注到华佗，华佗的神医地位刚刚开始在曹操心中确立起来（太祖闻而召华佗）。
华佗身为医生为曹操治病实属职责所在，为何要请假回家？曹操得的头风病是一种持续性的头疼病，这种病只要发作，曹操就心慌目眩，很难受。这种病放在今天用西医就能解决了，最起码可以先用脑CT检查一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然后对症下药或者手术，可在当时只有中医。
而擅长治疗疑难杂症的华佗，见到曹操病发了就立即给他针灸，立竿见影很有效。此时华佗和曹操的关系是“常在左右”。
后来，曹操亲自处理国家大政（太祖亲理），时间紧任务重，由此病情又日渐严重（得病笃重），于是曹操就令华佗做了他的专职医生（使佗专视）。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华佗与曹操的关系有一个从“常在左右”变成“专视”的过程，换句话说，从“一般性需求”到“专职保健医生”的变化对华佗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可以说二人关系的变化为后来华佗“请假”埋下伏笔。
建安十年正月曹操击*袁谭，至此袁氏集团土崩瓦解，也预示着曹操亲理朝中大政的开始，朝政的繁忙导致曹操头疼频繁发作，所以决定让华佗专视。华佗从此失去了一个游方郎中的身份，行动自由受到了限制。了解这一点很重要。
华佗在曹操身边待了一段时间就请假回老家了，请假的借口，在《后汉书》中记载的是回家取药方，而《三国志》中的记载是收到家信。不管哪一种说法，反正当时曹操准了假。
当然，这都是华佗的借口，其实另有原因。《后汉书》说了四点:华佗性格古怪（为人性恶）；在曹操那待的不痛快（难得意）；行医地位低下（耻以医见业）；思乡心切（去家思归）。
这样华佗“请假”的原因就很好理解了，从华佗的角度可以认为是:自己医术高明，不愿为曹操一个人当专职医生。
名医华佗被枉*，却源于自己简单幼稚在古代读书人心目中“学而优则仕”、“上医医国，其次疾人”，作为读书人，为官治国才会受人尊重，当个游方郎中，难免被人看不起。
曹操“亲理国政”，握有生*大权，虽然爱才，惜才，但惹恼他的只是一个郎中，地位低下，当时的制度维护的都是曹操的权威。
而华佗不愿当侍医，甘愿当个游方郎中，为天下百姓治病，虽说为谁服务是华佗的权利，但在专制制度下，华佗错的很离谱。
可以说，他根本不了解曹操，对专制制度赋予曹操的生*大权更是缺乏了解。华佗推脱不去的理由是妻子有病，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被识破的理由。
而这个理由一旦被曹操识破怎么办？华佗似乎没有去深入考虑，也没有应对的预案。真正把华佗当名医的、当成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的是普通百姓，是老百姓中的病人，是后人们，在曹操看来，他不过是一个“鼠辈”，不仅曹操，当时所有当官的人都没有把官员以外的人看作人才。
因此，华佗想靠妻子有病不做曹操侍医的想法过于简单幼稚了，确实考虑不周，而曹操也有了*华佗的法理。
回到题意，谈谈演义。
即便曹操不*华佗，华佗把他的脑袋劈开，同样也治不好曹操的头风。
这个很好解释，古代并没有完整的细菌概念，不止开颅手术，基本上所有的重大手术都必须在无菌的条件上进行，单单这一点，公元208年左右的卫生条件肯定达不到要求，即便手术成功，也必然死于细菌感染。
且不说细菌因素，就当时的开颅工具也够吓人的，曹操如果疼的神志不清了，同意了华佗的开颅手术，华佗拿一把利斧劈开曹操头颅，取出风涎，可能在斧子砸中脑袋的那一瞬间，曹操就可能因为头部遭到重创一命呜呼了，细思极恐。像开颅这类高风险的手术，放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医生都会让家属先签份“生死协议”，古代虽不签协议，但“赌”的成分未免过大，可能华佗自己也未必有十足的把握，毕竟之前没有成功案例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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