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读特
1928年，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在《教育杂志》上连载，小说讲述了辛亥革命后，在“五四”时期启蒙思想激荡下的倪焕之兴办教育的故事。小说里的倪焕之总被“无端的哀愁”笼罩：教育与革命、启蒙与救亡，绳索般捆缚住他。倪焕之的结局自然是悲怆的，教育改革实验的失败，群众运动中的受挫、妻子囿于小家庭而与自己背道而驰……诸多失落，最终在倪焕之心中，燃成了一摊注定覆灭的“死火”。
无独有偶，时隔近百年之后，当我们阅读丞卫的长篇小说《汉水悠悠》，似乎也能从中看到《倪焕之》投下的长长的影子。
《汉水悠悠》丞卫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0年10月
如果说，在这部寄寓叶圣陶教育启蒙思想的“成长教育小说”（作为“舶来品”的Bildungsroman的中国版本）里，青年倪焕之是“绝对主人公”——所有的人物（教育改良主义者蒋冰如、妻子金佩璋等）都以他为中心得以被映照，那么，在《汉水悠悠》（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里，主人公郑力仁则更像“当代版”的倪焕之，这不仅因为小说开篇叙述了革命青年郑力仁由在武汉解放前夕逃回家乡兴办识字班、受命办学的经历，也因为，郑力仁在参加暑期短训班时，被叶圣陶先生的教育理念所感染（“我这次在县立参加暑期短训班期间，抽空读了叶圣陶先生的《国文教授之商榷》《读些什么书》《精读指导举偶》等文章，对我很启发，收获很大”）。所不同在于，倪焕之的教育思想最终覆灭，人被其理想所吞噬，我们在其中读到的是深深的失落与悲哀；而郑力仁自一出场，便是斗志昂扬的、充满革命热忱的，在他身上，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失败的可能。在一个国共内战结束、“新中国”即将建立的“转折的年代”（金冲及语），郑力仁就像他带有儒家传统色彩的名字一样——“力行而近乎仁”（出自《大学·中庸》）——在儒家与革命传统的双重加持中，行动着、筹划着，即便面对命运的第一个转折（因在武汉蒋管区散发传单遭通缉而逃回家乡汉宜孟家大营），勇往直前，无怨无悔。
当然，在这样的历史延长线上看待郑力仁以及《汉水悠悠》构造的小说世界，并非要将二者等而视之。《汉水悠悠》作为“潮汐三部曲”的第一部（其后两部分别命名为《江河激荡》《海潮涌动》），讲述的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的人生浮沉和命运写真，聚焦的是个人的成长史，是大时代下个人的“微小命运”。毋宁说，从这部小说身上，我们读到的是现代“成长教育小说”这一叙事形式在“革命年代”（书中故事所覆盖的历史时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文革”的尾声）中的“变体”：作者丞卫保留了“五四”时期“革命加恋爱”的传统，又为其接续上了“红色经典”的革命与阶级叙事的驱动力。
因此，当我们期盼郑力仁与乡绅、地主孟大善人之女孟瑶可以喜结连理时，这种阅读期待是注定失败的，在孟瑶报名参军离开家乡，在郑母的强力阻挠和干涉下，郑力仁取了大字不识几个的孟玉洁为妻。这是郑力仁生命中的第二个“转折”——痛失所爱，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封建秩序与自由恋爱的现代意志中转圜、摇摆不定。即便面对大学同窗夏安琪的“鼓动”和“怂恿”，他也未能踏出半步，去反抗母亲钦点的“鸳鸯谱”。在随后的工作变动、迁徙流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郑力仁所置身的时代漩涡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到解放区的新土改、划定阶级成分，再到“公私合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双百政策、大鸣大放、“反右”、合作化、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以及“文革”等，几乎每个时代节点，都清晰地烙印在郑力仁身上。
叙述这样典型的“十七年”和“文革”这两段“社会主义时代”的故事，并且涉及如此庞大的人物图谱和关系网络，着实需要一番精心的构思。作者所采用的策略，是以郑力仁作为这台巨型的叙事机器的中心枢纽，经由他，不仅是“桃园三结义”的同窗好友龙德安、刘易昌的命运走向得到呈现，妻子孟玉洁（他为郑力任生育了七个子女）、父母、孟营学校、石油工业专业学校的同事，乃至和郑家有近邻之好的孟家等，被悉数纳入其中，这是小说中横向的人物结构。其二，在纵向的时间线索里，郑力任的足迹遍布武汉、汉宜、西安、北京，最终又因人事斗争，被“下放”到孟家大营，生命转了一个大圆圈之后，又回到了起点。从“落户孟营”这一章（第二十七章）开始，郑力仁作为叙事枢纽的功能逐渐减弱，成了退居幕后的人物（尽管还掌握着故事的“大权”），其子女的人生序幕逐渐拉开。我们大可将这一叙事的转变，视为“潮汐三部曲”的铺垫。毕竟小说里，埋伏着大量的“预叙”，我们从这些“零敲碎打”的片段中可知，郑晓悟读完大学后，来到深圳工作，在他身上即将展开的，是一个有关“改革”时代的故事。
以上，可视为故事的“正面”，从中，我们看到的，是郑力仁投身革命、兴办教育，接受国家分配，奔赴工作前线的一系列生命历程；但倘若《汉水悠悠》的叙事仅止于此，那么，这部小说必定大打折扣。在郑力仁水流一般向前奔涌的人生旅途里，我们还能读到这个人物内在的困境：首先是个人与家庭的两难，在郑力仁身上，“忠孝”的道德律令，几乎压垮了他的自由意志，在每次和母亲的拮抗中，他都逆来顺受、败下阵来，不管是断绝和孟瑶的爱情、娶母亲心仪的媳妇孟玉洁，还是从北京回到孟营，个中缘由，都和这一对矛盾关系（个人与家庭伦理）有关；其次，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郑力仁自青年时代开始就充满爱国热忱和战斗激情。这番情感先是投掷在兴办教育（当了孟营学校的校长），紧接着又投放到大西北的石油工业专科学校的教学工作上，为国家的石油工业做贡献；在北京期间，孩子陆续到来，既增大了郑力仁的经济负担，同时，又成为其韧性和意志的考验；落户到孟营之后，虽置身文教系统中，但当阶级斗争、派系纷争的硝烟四起时，郑力仁采取的是一种和时局保持疏离的姿态。此时，其身上似乎又闪烁着道家的“无为”和“逍遥”。问题是，儒家传统与道家哲学，究竟是如何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得以统一的？当个人在社会的动荡中被一股强大的离心力所抛开时，又该如何自处？
作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末的这段历史熟稔于心，因此，革命叙事与阶级叙事，几乎统摄了整部小说，即便是反面角色如洪家三姐妹（陷害“孟大善人”孟尚义的洪大宝、刁难郑晓悟的洪二宝和洪翠霞）、或者是嫉恨郑力仁的黄锦标、朱建民、贾文善等人的所言所行，都在这一稳固的叙事掌控中被“妥善处理”。可以说，在《汉水悠悠》中，革命、阶级叙事压倒了个人和家庭叙事，或者换个说法，三者的对抗、协调，构成了这部小说结构得以稳固的“铁三角”。其中最能展现人性恶和残酷的情节落在了洪家三兄妹身上。当然，最终洪大宝、洪二宝的下场都是“死”（一个死于非命，一个被执行死刑）。小说借此完成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教化功能。
中国当代小说中，追求“史诗性”、书写大时代与个体命运的缠结关系的小说比比皆是，不管是书写合作化运动的柳青的《创业史》，还是其他“红色经典”如《金光大道》《青春之歌》等，其实都暗含着“后文革”到“新时期”对社会主义叙事模式的追认；《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等小说，又开启了另一种去阶级叙事化的“史诗性”。
《汉水悠悠》当然有着靠近这样的文学经典的野心（从三部曲的宏大设置中可见一斑）。它遵循着“大时代 个人命运”的叙事模式，紧扣时代的脉搏和潮流，讲述人物（如郑力仁）在时代的浪潮拍打下是进是退何去何从。而对这样一部作品的解读和追问，还应该深入到如下的层面：如何呈现大时代漩涡中的个人的“微小命运”，如何塑造具有深度内在性的文学人物？这些，依然是横亘在作家面前的挑战。在接下来的《江河激荡》和《海潮涌动》中，或许作者会给出答案。
作者：林培源
（原标题 读丞卫长篇小说《汉水悠悠》：大时代里的微小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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