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昨天原文，曾国藩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早在北京当官的时候，曾国藩就发现大清的根本问题在于吏治，从1850到1851年，曾国藩先后呈上几道著名奏折，即《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都是矛头直指吏治，他说，到今天吏治已经坏到了极点，想要挽救帝国危局，就必须从吏治入手。那时候，曾国藩还只是一个京官，只能发言，现在他成了封疆大吏，终于可以采取实际行动了。
新官上任，采取什么样的姿态亮相很重要。咸丰十年五月十五日，升任两江总督二十六天后，曾国藩沿江东下，前往祁门，对两江地区的官场来说，这就是新任总督的亮相之举。途中曾国藩经过湘军水师控制的长江，湘军官兵盼着大帅成为总督，都盼了多少年了，湘军上下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曾国藩预料到，各处水师一定会大摆宴席，对他大搞欢迎仪式。
按照官场的潜规则，上级的本分是严格律己，要大家不要兴师动众大肆宴请，下级的本分却是必须过格招待，这才叫“各得其所”，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官员只需要对上负责，不需要对百姓负责，只要领导满意，升官发财自然机会多多，如果疏于应酬，肯定升迁无望。
对于这种风气，曾国藩自然十分清楚，曾国藩以经世致用闻名，但是对于这类礼节，他非常痛恨，所以出发之前，他特意致信杨载福、彭玉麟，要求他们不要搞欢迎仪式。
可当他五月十六日达到横坝头的时候，发现各营仍然列队在江边迎接，还放起了鞭炮，曾国藩非常不高兴，再次写信给杨载福、彭玉麟，让他们不要再搞这些仪式。这次要求得到了执行，二十日到华阳镇，彭玉麟亲自来接，确实没搞什么仪式。曾国藩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总督生涯开了一个好头。
作为封疆大吏，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礼品如何处理。因为升官后，任何一个来谒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五月十五日启程后，曾国藩先走了十二天的水路，然后从五月二十六起，开始改为陆行，也势必要开始接触官员，所以他先约法三章，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强调，一律不准收受人家的银礼，否则轻则开除，重则关进牢房棍棒伺候。
通过约法三章，我们可以推测，刚上任的时候，曾国藩没有收取地方的见面礼，等于放弃了一大笔收入。不过在官场混，始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如此不近人情，也不符合曾国藩后期和光同尘的作风，也不利于他在某些情况下建立与下属基本的情感联系。如果实在推辞不了的情况下，他会在所有的礼品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七，曾国藩搬到安庆办公，因为没有现成的衙门，所以他就暂时居住在以前太平天国“英王府”中，但缺少基本的生活起居用品，于是庐州知府唐景皋送去了大量居家日用品，从家具到被褥，应有尽有。
曾国藩也不忍心违反下属一片心意，结果就在里面拿了草席七领，其他全部退回去了。同时写信给唐知府表示感谢：你送来的东西都很好，表示感谢，但是太贵了，我不敢当，所以只收了七种草席。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湘军名将曾国藩的老部下鲍超来到安庆，一是为了商量军务，二是为了给曾国藩祝寿。
鲍超的军队以能战、能抢出名，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个富人，别人不敢给曾国藩送礼，他却不管，他一共带来了十六包礼物，里面有许多珍贵的珠宝古玩，曾国藩看了一眼，笑笑，从里面挑出一顶小帽子收下，其他的全部还给鲍超，鲍超无可奈何，只好又把东西带回去了。有时候，下属给他送的是他喜欢的书籍，他就会收下后以价格相当的礼物回赠。
拒收礼物的习惯养成后，很少再有人给曾国藩送礼，就是想喝点黄酒，也只能自己去街上打，真是大清二百年无此总督衙门。
曾国藩树立官场新风的另一个入手点，就是管理好身边的工作人员。除了不能收礼外，他还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能欺凌辱骂地方官员，不能给亲友安排工作。
为啥曾国藩这么做呢？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作为曾国藩身边的工作人员，就拿一个门卫来说，他们可以决定来访的人能不能见到曾国藩，还可以给别人适当透露点小道消息，并且要是想找曾国藩办事，也得先通过他们。所以别看这些人职位不高，但那也是封疆大吏身边的人，也非常关键。不搞迎来送往，不大吃大喝，不收礼品，管好身边工作人员，这些对于吏治来说，都是小事情，真正的核心举措是要挑战陋规问题。陋规最大的害处还不是败坏了官场风气，而是把老百姓逼到山穷水尽。
前面讲过，陋规说白了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大到地方政府的办公经费，小到地方官员的灰色收入，都离不开从老百姓上多收附加税，如果附加税太多，就像太平天国前已经到了征税的三到八倍，则物极必反，只要有人揭竿而起，老百姓就会随他们而去，果然被太平天国运动言中。
同治元年，曾国藩在太平军完全撤出江西后，和江西巡抚沈葆桢一起，开始了本身的减税政策，江西原来的田赋附加税率，在百分之一百二十到百分之一百七十之间，曾国藩后来降到百分之五十，附加税降了，陋规自然就少了，在首次尝试后，曾国藩发现，这次减税改革搞得过于激进了。很多州县的收入大幅减少，很多地方行政开支没有着落了。后来湘军的军费增加，此事让曾国藩后悔不应该把江西田赋税率定的这么低，也让曾国藩认识到陋规存在的部分合理性。
同治二年五月，江苏大部分已经收复，曾国藩与江苏巡抚李鸿章开始研究江苏的减税问题，因为有了江西的教训，所以江苏的减税力度没有那么大，对于原有的陋规，只是部分裁革，江苏的漕粮负担只减去了百分之二十七。
太平天国战争耗尽了曾国藩的心力，越到晚年，他对官场上的陋俗越持“浑和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他不能下定决心，从根本上建立一套清楚合理的新财政体系，他认为陋规形成多年，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纠结难分，只能因势利导。
从整体上看，江南地区的减税政策对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济的恢复功不可没，战争停止几年之后，原本被蹂躏得毫无生气的江南地区已经繁荣重现，许多地方已经见不到战争的痕迹。
吏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对官员的任用和管理，治人而不治法，是传统政治的不变信条。到达祁门之后，曾国藩立刻派出幕僚，秘密考察两江地区所有道府以上高级官员的优劣，同时他也要求副省级和道员们汇报自己属下官员的情况。他还在衙门口放一个木制的举报箱，号召所有人对不法官员进行检举，同时总督衙门对举报人严加保护。
通过一番考察，曾国藩认为两江地区急需从外地调来几位高素质的官员，来作为本地官员学习的榜样，为此他还给好友胡林翼写信，让他推荐一些好官。官员到任后，他还挨个叮嘱必须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经得起人民的检验。虽然对官场进行了一番洗汰，但曾国藩对两江地区官员的整体素质还是不满意，因此曾国藩只能退而求其次，以能找到“中材”为满足。
直到调任直隶总督后，曾国藩才发现，两江地区的官员素质还是很高的。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奉命调任直隶总督，成为天下各省督抚之首，在赴保定就任的途中，他一边走一边留意考察直隶的吏治，他发现直隶的风气和吏治之坏令人惊讶。
曾国藩决心痛加整顿，对违法者严惩，同治八年四月，曾国藩将第一批需要举报的官员汇奏给朝廷，一共十一名都是知府、知县以上的官员，罪名是贪污腐败、作威作福、玩忽职守，同时又保举了十名贤官。九月上旬，他又弹劾八名劣员，保举九名贤员。
清理官员后，曾国藩着手整理积案，曾国藩发现到同治八年三月底，一共积累了同治七年以前一万二千件以上的案件，同治八年的新案两万八千一百多件，到同治九年二月初，将近一年时间，曾国藩已经处理了近三万多件积案，只剩下两千九百多件，如此短的时间内处理了这么多积案，足以见得曾国藩花费的心血之大。
曾国藩拼了老命，直隶官场风气也大为改观，但曾国藩仍旧不满意，就在他准备将整顿吏治进行到底的时候，天津教案发生了，之后他又调回两江总督原任，直隶吏治整顿半途而废。
潜规则与身后事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还有浊的一面，在官场应酬上，曾国藩从不标新立异，而是尽量从俗，刚刚到任总督时，他曾经拒绝公款吃喝，但不久后，他发现这种要求实在难以贯彻，虽然惊世骇俗，但并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后来也就随波逐流了。
同治十年九月底，曾国藩到苏州阅兵，这几天也是天天拜客、戏酒，与一般官僚并无二致。只不过在遵从成规的同时，他尽量降低规模，简化形式，不给下属造成过大负担。十月初他到达上海，正好赶上他生日，连着几天，地方官员请戏酒给他庆祝，曾国藩怕大家破费太多，竭力辞退，自己花钱请了几桌客。
这几桌饭钱也花不了他多少钱，吃吃喝喝只是他日常开销中最小的部分，两江总督是天下最肥的差事，曾国藩的前任们也都出手比较阔绰，曾国藩坐在了这个位置上，很多方面也萧规曹随，比如炭敬、程仪、别敬等。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员必不可少的动作，虽然曾国藩一直很讨厌官场钻营的风气，但是他做过京官多年，天下督抚都送的炭敬他却不想免俗，因为他深知这点心意对穷困的京官们意义重大。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京官，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在清朝，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皇帝派来的钦差路过辖地，与之相识的大吏除了迎送宴请外，还会一般给一百两左右的程仪，而如果是重要的下来办事的官员，一般送的会更多，同治九年，江南发生著名的“刺马案”，朝廷派刑部尚书郑敦谨南下与曾国藩共同审理案件，但郑敦谨是一个特别清廉的官员，别说礼金了，连茶叶、食品都不收，所以曾国藩给他的主要随从，每人五百两银子。
我们能查到曾国藩送的最大一笔程仪是同治三年，那年底，因太平天国战争停止多年的江南乡试终于举行，曾国藩也曾经做过乡试主考，那年的一幕幕还记忆犹新，这一年朝廷派来的主考是刘昆，副主考平步青，考试结束后，江南官场公送了三千两，大家以私人名义所送加起来也有三千两。
至于别敬，那就是地方官员进京的时候才会有，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奉命调任直隶总督，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可以兑换二万两现银的银票。这笔钱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城官员们送别敬，多年没入京，他那些穷困的京官朋友如同久旱盼甘霖，他的别敬自然不会少。
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太平天国也平定了，军费报销提上了日程，报销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部费的问题。曾国藩首先将多年来军费明细统计成册，交给户部，户部再进行审核，如果发现不实等问题，就会退回重新提交。
所以，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如果户部高抬贵手，那报销就能顺利进行，如果他们鸡蛋里挑骨头，那就在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关，而户部的态度，就是根据部费来决定，那部费大部分也都进了具体办事员的腰包。
曾国藩这次要报销的军费大概是三千万两左右，托李鸿章去打听，结果大吃一惊，户部居然要四十万两的部费，这么多钱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答应的，曾国藩于是托人再找人，好说歹说，才将部费降到了八万两，显然户部已经做出了极大的让步。
刚好这时候，皇上的圣旨到了，因为曾国藩部队平定太平天国，捻军功勋卓著，所以同意他们免予报销，照道理来说那这笔部费就可以省了，但是曾国藩考虑到后续还要和户部打交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所以这八万两还是给了户部。
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位置上待了不到两年，因为天津教案发生成为替罪羊，又回任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下午五点，曾国藩结束办公后，到总督府西花园散步，走着走着，突然脚步不稳，原来是脑溢血突发，一小时后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曾国藩生前立下遗嘱，嘱咐孩子们给自己办丧事的时候不可收礼，然而作为总督的丧事，自然要办的风光一些，曾国藩留下的家产如此之少，如果动用曾国藩的遗产，曾氏后人的生活必然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此项遗嘱。不过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曾国藩生前积蓄，在丧事上花去了大半。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家断绝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曾国藩去世五年后，儿子曾纪泽因为家人病重，缺钱治病，托左宗棠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左宗棠念及旧情，赠送了三百两银子。如果想要儿孙发财，曾国藩有太多机会了，但他没有这样做。
曾国藩虽然离开我们很久了，但他的清廉一直被世人所津津乐道，世人感叹他的盖世之功，也唏嘘他的俭朴生活，敬佩他的圣人操守，也惋惜他后人的拮据生活。
做官当学曾国藩，要经得起诱惑也要守得住底线，虽遵守官场潜规则，但从不中饱私囊，虽和光同尘，但那不过是他到达内心桃花源的必由之路，文正公让人高山仰止，犹如一座永不熄灭的明灯，照亮了所有官员前进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