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们对奴隶制的僵化刻板形象相异，东印度群岛的奴隶甚至能够在恰当的时候争取一部分必要的权利。由于土地富足，人口稀少，国家的疆界变得不那么清晰，甚至无足轻重，社会流动性明显增强，这赋予了当地人民自由选择统治者的权力。
荷兰观察家称，在巴厘岛的布乐冷，百姓可以摆脱一切束缚，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可以选择自己的领主。每个村庄，甚至村庄的一部分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领主，然后在厌倦他的时候“解雇他”。
利用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农民可以适时地提出一些恰当的要求，比如要求耕种土地、减免税收、租金等。奴隶当然也会争取一些属于自己的“权利”，其中最理想的是获得自由，至少是沦为债务人而不是奴隶。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也为种族间的通婚提供了可能。在伊斯兰社会中，纳妾不但可以克服“有四个妻子”的障碍，还有助于让她们皈依伊斯兰教。
在万丹，具有伊斯兰教法思想的贵族常从那些拒绝皈依伊斯兰教而沦为奴隶的族群中纳妾。通过纳妾，女性奴隶能够很快就融入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社会，步入更高级的文明阶段，但这绝不意味着完全平等。事实上，这些奴隶嫔妃的地位远不如自由妻子，她们的后代也是如此。
在亚齐，妃嫔的后代在几代人内都保留着奴隶制的污点。类似的，远到至此的商人为了获得陪伴同时也为了摆脱可能承担的责任常以女奴为妾，这些小妾兼具妻子和商品的功能。在万丹，中国人习惯于购买女奴，她们将为他生很多孩子。当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时就带上孩子，而把妻子卖掉。对于这些女奴来说，自然意味着剥削，但对于这种结合的后代来说，他们得以从伊斯兰文明圈步入中华文明圈，他们也可能追随父辈的脚步再次以商人的身份踏入这片土地。
无论结果如何，种族间的交流在两个文明之间不断交互着。另外一方面，随着中国商人返回祖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们与女性奴隶结婚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些早期定居者就是印尼华人的祖先，他们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还有法律制度、文化观念，这些都将与本土文明融合在一起。
与传统的奴隶社会不同，“开放型”奴隶制是一个从奴隶到亲族群体的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随着新奴隶补充进来，原有奴隶的地位相应提高，并开始在亲属群体中扮演角色。在这一过程中，原本被视为财产的奴隶逐渐转变成了债务奴隶、依附人甚至是佃农或农奴，他们在履行了对奴隶主的无偿劳动之外，几乎与自由人无异。
“开放型”奴隶制的特征理解“开放型”奴隶制具有以下几个关键点：1.权力的指标是对人的控制；.缺少自由劳动力市场；3.中央权力缺失。由于人力是财富和权力的唯一指标，富人和强者力量的强弱就在于他们能否在自己身边聚集足够多依赖自己的人。
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导致各贵族、各部落之间为了争夺人口而互相攻伐，因此对于那些弱者来说，个人安全和发展机会取决于他能否找到一个足够强大的人来依附。力量的此消彼长加速了地区人口的流动性，国家和社会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早期城市的多元化特征导致统一的、强有力的法律规定难以实施，于是奴隶制在这种多元化的社会中向更“开放”的方向发展。这种开放性也挑战了我们对传统奴隶制的定义。暹罗人会为了吃榴莲而出售自己，巴塔克人在赌博时会随身携带一个绳子以表明他们的身体就是赌债的担保，奴役随处可见以至于当地居民或许从未觉得自己是他人的奴隶。
而奴隶和奴隶主之间总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奴隶为主人从事劳动，而主人为其提供吃和穿，甚至在某些地方一个奴隶主被期望为他的奴隶提供一个妻子。
比如在苏拉威西，家庭女奴通常是主人留给那些未婚的男性奴隶的，这是对他们的奖赏，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奴隶会被认为比部分贫穷的自由人过得更幸福的原因。或许就“开放型”奴隶制而言，我们可以采用荷兰社会人类学家萨瑟兰的说法，“奴隶是指那些属于某人的人，他们拥有有限的社会地位和法律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