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导读
在产业资本阶段，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在西方周期性爆发；在中国融入全球化贸易之后，在中国也发生。而同样的经济危机，在西方和在中国的演化及其导致的结果却完全不同：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历史不断证明生产过剩必定走向恶性竞争，进而演化为战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无解；在中国，著名学者温铁军教授指出，与资本主义国家每逢经济危机必造成巨大伤害相比，中国每次面对经济下行都有独特的应对方法，依靠中国自己的制度安排，成功消解危机，进而危中求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应对全球化挑战和“新冷战”的“中国经验”。但迄今为止，中国学界、教育界、媒体却依然存在眼光向外的惯性，未能眼光向内，将这些中国化解危机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
温老师提醒：认真总结中国应对危机的经验，是事关我们今天能否形成应对全球化挑战和“新冷战”的能力的大事。诚邀诸君共同努力。
总结中国经验，构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能力——欢迎品读温铁军教授演讲。
本文是根据温铁军教授《金融资本时代的冷战演变十讲（从老冷战到新冷战）》系列课程第十讲第二节的内容整理，未经温老师本人审阅。与您分享，邀您共同思考。
三驾马车应当是内需驾辕，投资和出口（外需）拉动。但上世纪80年代我们是依靠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需求拉动，到了上世纪90年代转为出口拉动，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又转向投资拉动。
在中国，生产过剩在2009年再次出现，沿海地区的工业产品无法出口，解决方法是2010年财政补贴农村，商品下乡、家电下乡。国家承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由国企承建，不顾成本和利润，解决全国生产过剩。但这个宝贵的经验并没有被国内知识分子认真总结。
如果经济增长依靠内需、外需和投资三驾马车拉动，应该是内需驾辕，外需和投资两个拉套。
上世纪80年代：农村工业化拉动内需
上世纪80年代我们依靠内需拉动，当时我们完全放开了农村，鼓励农村的能人办乡镇企业， 拿乡镇企业的大量产品去还债，出现了农村工业化的高潮。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县以下工业增加值已经占到了整个中国工业增加值的50%，乡镇企业占据半壁江山。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已经有1.2亿乡镇企业从业人员。那个时候流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大家光脚下地、洗脚上班。早晨先去田里干点活，然后骑自行车到村里边的厂子上班，下午下班后，还能在自己的庄稼地里再干1—2个小时农活。这就是所谓“工农结合”的方式：农民在工厂上班，在生产队记工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工业化发展速度非常快，大幅度拉动了内需，并救活了当时严重不景气的城市工业企业。
上世纪80年代的经验，对我们今天面对全球化挑战，面对“新冷战”威胁依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到了90年代因为工人下岗、农民负担过重，只能依靠外需。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导致1998年中国爆发生产相对过剩危机，从那时候开始的22年时间里，中国进入投资拉动时期。
三驾马车，先是内需驾辕，又到外需驾辕，进入新世纪，变成投资驾辕。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大量外资涌入，外需也逐渐变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一般工业化的过程在中国却发生了很重要的改变。
家电下乡：实现危机软着陆
中国纳入全球化的第二次生产过剩危机是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2009年全球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中国遭遇第二次生产过剩，沿海企业原材物料进口价格高，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压在仓库里。
我们度过这次危机的方式是进一步加大向农村投资。2010年商务部宣布：农民只要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汽车等当时出口受困的商品，就可以获得13%的折扣。这是什么概念？我们以往出口退税率就是13%，现在由财政把过去对海外消费者的补贴，转向补贴农民。于是农民的购买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2010年，中国出现了一个内需高潮，农民购买的热情很高。一年之内，中国的彩电下乡使农民的百户彩电拥有率达到了104台。这样压在仓库里的家电、汽车等商品卖出去了。
中国缓解生产过剩的做法，作为一种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归纳。但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放弃了知识生产责任，大家不去总结自己国内的经验，我们应对生产过剩的做法，至今并没有见到有任何媒体宣传，也没有见到任何教科书、任何科研机构把它纳入到中国经验的总结之中。
五通进村：让农民具备了消费能力
过去农村缺电、通讯不发达，农民买了冰箱没法用，买了电视没法看；农村五通（水、电、路、气、宽带）下乡，全面解决了农民消费家电产品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五通进村这种农村基础建设的成本很高，不可能让农民支付，只能由国家投资，而承担农村基建项目的只能是国企。这些对农村投资的项目由国家维持其正常运转，亏损由国家承担。
国企担当：对冲金融风险的重器
一个时期以来，有大量的舆论批评国企没有效率。实际上，所谓“国企效率不高，不能提供多少税收”等问题对应的是：国企解决的是当生产过剩危机爆发的时候，怎么能够化解危机，怎么能够把外销变成内销，怎么完成农村基本建设等重大问题。比如一般都是国企承担农村五通，虽然国企因此得到了大量的投资，但这些投资并不直接对企业产生回报。
如果按照西方微观经济学教科书，这些现象几乎都无法解释。但我们恰恰用这些政策设计缓解了西方资本主义根本无法解决的大危机——由生产过剩过渡到恶性竞争，最后爆发战争。我们把生产过剩变成了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这样的结合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国内投资去搞农村基本建设，农民就不可能替我们解决把外销不畅转为内销的问题。
可惜的是，农村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拉动的经验，至今没有被认真总结。
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低迷，靠出口能源和原材料的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2014年，中国面临全面的生产过剩，流出实体经济的资金进入股市，又引发股市动荡；资金再次流入房市，推动房价虚高。
关键时期，2015年中国出台工业供给侧改革，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形成有弹性的海绵社会，财政金融的一切支持向三农倾斜。
2014年美国停止量化宽松，进入原材料和能源市场的流动性减少，导致全球原材料出口国和能源出口国进入通货紧缩。全球石油价格也从量化宽松政策出台时的148美元/桶下降到30美元/桶。
全球需求低迷带来的挑战和一系列效应
以我们前面讲过的委内瑞拉为例，由于它过度依赖石油出口，当油价大跌，该国财政锐减，继任总统再也无法像查韦斯时代一样支持大型贫民窟的开支，无法让底层群众得到福利。同理，金砖五国（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中，依靠出口原材料、能源来维持经济的国家，因世界原材料、能源出口价格大幅下降，其国内市场也大幅度下降。除了中国站着，其他几国都趴下了。
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西方主要国家市场需求下降，那2013—2014年就出现了发展中国家中的能源、原材料出口国的市场需求大幅下降。这是全球性的需求下降。
中国另辟蹊径的应对方式：打造新投资空间
2014年以后，中国发生全面的生产过剩。在这种条件下，2015年中国提出了工业供给侧改革。在工业已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我们把新农村建设转变为乡村振兴战略。
因为工业过剩，资金就流出工业、流出实体经济，进入股市；接着就爆发股市危机，从股市流出的资金又进入房地产，导致2016年中国房地产价格高企。尽管国家一再强调房住不炒，要求资金服务于实体经济，但实体经济不景气确是现实问题。在遭遇全面生产过剩，全球需求下降的大环境下，怎么给实体经济找出路?
在经历了股市动荡和房地产价格虚高后，2017年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
有很多人提出质疑：我们应该发展城市化，你去搞乡村，这不是少、慢、差、费吗？怎么能往乡村投资？乡村投资能产生多少回报？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解，这种议论是正常的；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面临的是严重的生产过剩，而且不仅是工业过剩，农业也出现了结构性过剩。如果我们这时候不抓紧做战略调整，怎么可能度过这种危机？
生产过剩是西方资本主义不能解决的矛盾，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必然导致恶性竞争，发展下去就会走向战争。对于生产过剩，我们的解决之道是转向庞大的乡土社会。我们依靠在乡土社会投资，形成一个能够消纳危机的弹性的海绵社会。
广袤的乡土社会：国内大循环的载体，吸纳资本的新投资空间
2018年中央就强调，乡村振兴才是我们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我们从一般性的强调“练好内功、夯实基础”，明确转向乡村振兴。中央强调，财政金融一切优惠政策向三农倾斜。这是我们面对“新冷战”的一个最有底气的基础性的领域。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因为全球需求下降，实体经济总体上短期内缓解不了过剩局面，如果我们国内没有新的投资空间，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不转向新的投资空间，我们就无法应对全球需求长期低迷的挑战。2017年国家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新的发展趋势是构建一个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战略。国内大循环则以乡村振兴为载体。
我在以前的课中已经提到过，我们形成了大量的贸易盈余，为了人民币增值，这些贸易盈余都回流到国内，带动了人民币的增发，客观上导致我们的主权货币发生了静悄悄的改变：改成了依托外汇储备来发行货币。这等于是主权货币的性质发生变化。
有学者说，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依赖全球化，如果我们的外汇流入减少了，再加上投资流出了，我们就会变成贸易逆差、外汇储备逆差，就无法保证自己的国内的币值。这是以外汇储备来发行货币所派生的认识。我们现在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人说，是不是要闭关自守？根本不是那样的。因为西方国家要“去中国化”，人家要强迫我们脱钩，我们只能先考虑如何练好内功、夯实基础，如何形成压舱石，以应对挑战。
国家确立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是载体。国家把主权可控的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成为吸纳主权货币人民币的主要领域，即货币化我国的资源性资产，完成生态经济的价值化。
通过综合规划、系统开发价值化生态空间资源，将其转化为可交易的资产，再将这些资产货币化，使人民币重新回归到锚定在国家主权可控的生态资源价值化之上，这样就可以不再依赖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增发的条件。
**讲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林海雪原也是金山银山。这就把生产力要素的扩张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调整。包括山水田林湖草沙在内的生态空间资源，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它应该综合规划、系统开发，不能用粗暴的市场方式把它拆开了、切碎了，然后零七八碎地卖掉。山水田林湖草沙生态资源要价值化实现，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我们应对全球化挑战，形成国内大循环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一个重大课题：生态资源价值化
我们怎么才能把丰富的生态空间资源转化成可交易的资产，然后用可交易资产的货币化来把中国的主权货币重新回归到锚定在国家主权可控的生态资源价值化上？我们希望知识生产者高度关注这个领域，因为这个领域如果做得好，我们将不再需要依赖外汇储备来形成货币增发的条件，而主要依靠我们庞大的空间生态资源。这方面需要大家共同研究、共同参与，开展实验，才能逐渐落实。
我们已经在各地做实验：以人民币作为金融投资，在国内形成闭环，这样国内大循环就成立了。具体做法是：国家把主权可控的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变成吸纳货币的主要领域。我们用自己主权派生的货币信用，也就是通过增发货币来货币化我们的资源性资产。
当我们把生态空间资源的综合规划、系统开发变成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载体的时候，我们就得考虑中央的政策，比如城乡融合、农业供给侧改革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这些改革政策综合到一起，就有可能在实验中完成推进空间资源货币化的过程。
再进一步，当生态空间资源可货币化交易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推进到生态资本深化的过程之中，完成生态经济的价值化。用这种方式，我们构建出应对全球化挑战、应对新冷战的压舱石，才能保证我们在巨大的挑战面前不至于手足无措。
迎接挑战，总结经验，形成自主分析能力
总体上看，过去财政投资不足是资本短缺的危机，演变成财政赤字的危机；当我们开始引进西方的设备和技术改造我们的工业结构，我们出现的是外汇短缺的危机，是外债危机；到我们开始有了生产能力，开始融入国际市场，我们遭遇的是国际市场波动所造成的生产过剩危机。从1998年到现在，我们已经出现了三轮生产过剩。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化的挑战，一些国家要去中国化，强迫中国硬脱钩，甚至试图把中国拉入到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的“新冷战”。对此，我们要认真归纳总结以往的经验，这个经验的归纳和总结绝对不是小事，而是我们有没有应对挑战的能力的大事。
我们希望大家听了《金融资本时代的冷战演变十讲（从老冷战到新冷战）》系列课程之后，能够形成自主的分析能力，并把自主的分析能力和实际结合起来，共同努力，使我们在新挑战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涨姿势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就是要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总体而言是以需求侧管理为主的。需求侧管理曾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大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产生的副作用日渐显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也进入了下行的通道，增长速度从此前的两位数下降到一位数。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的基本态势不变，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面对这种情况，**深刻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规格政策。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整体改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通过供给侧改革，我国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被激发，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