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陈章良在讲话一开始，就提到了我。他说，在他上中学的时候，就很喜次看叶水烈的科普作品，使他对科学发生了浓厚兴趣······
在校友会上，我结识了陆莹。她是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文化处处长，这回担任北京代表团副团长。她跑过来跟我很热情地打招呼，我才知道她是北京大学老校长陆平的女儿。我曾采访过陆平，为他写过报告文学。
最年长的校友是北京儿童文学作家葛翠琳。她告诉我，她是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
葛翠琳
在校友会上，给我印象颇深的是南京女作家黄蓓佳。她在北京大学学习时，是个活跃分子。不论跳舞、唱歌、演戏，都有她的身影。她说，北京大学留给她欢乐和痛苦的回忆，因为这是她初恋和失恋的地方。她的话，引起满堂大笑。她又说，她为母校百年大庆捐款十万元，又引起满堂惊讶。
黄蓓佳
在出席校友会的前一天，即12月19日上午，我也来到北京大学。那是应北京大学英语系赵白生先生之邀，出席全国第三届传记文学研讨会。
我从京西宾馆“打的”到北京大学西校门，来到化学北楼。在那里见到了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王成军。他写了《叶永烈的传记文学世界》一文。
张中行
一位长者过来跟我握手，坐在我的身旁。他对我说：“我的二女婿常文保是你的同班同学。”我这才知道，他就是著名的张中行教授。我对他说：“你的二女儿张文，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张中行先生首先在会上发言，谈了他对传记文学的见解。我用录音机录音。我发觉，会议竟只有记录员，却没有录音。这么一来，我的录音带倒成了会议的唯一录音记录。接着，会议主席赵白生点名要我发言。我作了如下发言：
这次我从上海来到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很高兴有机会回到母校北京大学，参加全国第三届中外传记文学研讨会。
今天在会上有幸结识张中行教授，他说起他的二女儿和二女婿都是我在北京大学化系学习时的同班同学，如今他们都成了化学教授。我记得，三十多年前，也是在化学楼，我宣读了关于光谱分析的毕业论文。然而，毕业后我却走入“旁门斜道”，我这个“科家子弟”投奔“文学大营”，加盟传记文学创作。正因为这样，对于传记文学创作来说，我是半路出家。今天出席会议，我是来学习的。我只是从作者的角度，来谈谈对于传记文学的看法和从事传记文学创作的甘苦。
传记文学是写人的。虽然一部传记写一个人，但是，在汉字中，三个人字组成了“众”字。“众”，也就是历史。所以，写传记文学，也就是写历史。传记文学是历史和文学的结合。我写传记，主要目的倒并不是要为某人立传，而是透过传主的命运折射历史。我更为关注的是时代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我们的党，我们的共和国，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是从历史的角度，或者说是从历史的使命感，介入传记文学创作。我希望通过某些历史地位特殊而重要的人物，反映当代历史的光辉和阴影。所以，我平时几乎很少称自己是“传记文学作家”，而只以为自己充当了时代命运的记录者的角色。
正因为我对传记文学抱着这样的创作观，所以我只写当代的人物，不写古代历史人物。我见到海外的一篇文章，把中国当代传记文学分为三类：
“官楼”、“家修”和“私修”。所谓“官修”是指官方机关写的传记，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写的《*传》、《*传》记；家修”是指儿女为父母立传，如罗瑞卿的女儿点点为罗瑞卸写的传记：“私修”是指作家们自发选写的传记。我被例在“私修”之列，倒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我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选择来进行创作。
我对于当代传主的选择颇为“苛刻”：第一，是当代重要的政治人物，通过传主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历史的重要一页；第二，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第三，没有人写过。比如，我写《陈云全传》，写《*的秘书们》，写《陈伯达传》，写《“四人帮”兴衰》，就是出于这样的选择。
当代人写当代史，有很大的优越之处。所谓“文献”，是由“文”与“献”所组成。“文”是指档案、图书等文字材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死材料”；“献”指口碑，亦即“活材料”。当代人写当代史，可以采访传主本人，或者采访传主的知情人。这样，你可以利用采访的优势，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充分发挥“献”的作用。你的作品，就不是靠着演绎“文”-----文字史料写成，而是以鲜活的当事人的回忆写成。你的作品，把“献”化为“文”。比如，我采访了陈伯达，写了近五十万字的《陈伯达传》。陈伯达乃中共中央“一支笔”，长期担任*政治秘书，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回忆富有史料价值。在他的晚年，我“独家”采访了他。这样，采访他而写出来的作品，就具有新意，很多内容是此前的“文”中所未曾见到过的。
但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也有极大的局限。首先，我们的思想受到历史的局限。历史像一幅油画，越近越是看不清楚，离得越远反而越能看清楚。身在当代，无法正确地论当代。其次，当代的历史往往掩盖着的比露出来的更多。这如同海上的冰山，露出海面的只占九分之一，而九分之八被海水掩盖着。另外，写作时又有种种顾忌和禁忌，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说，无法畅所欲言。你写秦始皇，你写慈禧太后，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痛快得多。
这次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翟泰丰在工作报告中把中国作家协会比喻为美丽的林子，把作家们比喻成小鸟。在我看来，如果我是一只小鸟，图书馆和档案馆是我的双翼，而采访则是我的身躯。我很注重采访。我虽然是上海作家，却可以算得上是半个北京作家。我的采访领域，主要在北京，而不在上海。因为我所写的中国当代重要政治人物，密集于北京。所以，我必须不断地一趟趟从上海来北京采访。美国纽约有一条著名的“百老汇大街”，在我看来，真正的“百老汇”在北京。我奔走于北京的“百老汇”，那里是一片白发世界。例如，我采访罗章龙，他已是百岁老人了。历史老人们面对我的录音机回忆当年的政治风云。这种采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与历史交谈，是一种抢救史料的工作。
今天会议的主持者还要我谈谈传记文学创作的困境。
在创作中，我力图遵循“两确”的原则，即观点正确，史实准确。当然，要做到这“两确”是很不容易的。就拿史实准确这一点来说，当事人在回忆中，往往有一种护短的倾向，加上事隔多年，记忆往往有误。查档案的手续又极为麻烦。查阅“文化大革命”报刊也有很多限制。有时要查清一史实要花费很多时间，仍不免陷入误区。我所写的作品，很多涉及极为敏感的政治神经，一不小心就会踩着“地雷”。所以，作者的政治风险也很大。轻则报刊批评，重则陷入官司。
即便如此，我仍坚持在作品中写真活。我不写假语。有些话，暂时不能写上去，那就不写。传记文学在当今受到读者的坏，但时是因为传记文学中有一些真实的东西。读者已经厌有了虚假。
有关领导部门作出重要政治人物的传记送审的规定。我以为，送审是必要的。我的许多作品都办理了报审手续，几乎成了“报审专业户”。但是，目前存在审查时间过长的弊病。一部作品，审一年以至两年、三年，是常有的事。我的《*的秘书们》一书，送审一年多，不见动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和责任编辑前往北京，天天去催，不拿到通过令不回上海。在等了十二天之后，终于通过。他们一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就以二十天的速度印了十一万册。所以，能否加快审读的速度，已经成了广大作者和读者的强烈的呼声。
今天的会议所讨论的是中外传记文学，在这里，我谈谈我最敬佩的两位外国传记文学作家：
一位是斯诺，他在那样的时代能够穿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保安，采访了*。他与*盘腿坐在炕上，面对面深谈，度过一个个长夜，获得关于*的独家新闻。他的勇敢和远见，使他以第一手资料写成的《西行漫记》，成为不朽之作、经典之作。
另一位则是索尔兹伯里，他写长征一那是一个不知有多少人写过的题材，而他却成功了。他善长于采访种种花絮，用娓娓动听的故事打动每一位读者。所以，他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成为众多关于长征的著作中富有特色的一部，获得中外读者的喜爱。另外，我也非常敬佩意大利那位泼辣的女记者法拉奇。她的尖锐的提问来自敏锐的观察和思索。她是一位在国际政治高层中采访的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