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创造101》诞生的女团“火箭少女101”出席活动。图/视觉中国
养成系节目设置了机制复杂的榜单和投票机制，诱导粉丝投入激烈的金钱战斗。饭圈彻底倒向了资本一方，从自发组成的“粉丝团体”，演变成了被捆绑被操纵但又对爱豆去留具有一定话语权的互联网舆论战争机器以及“氪金大佬”。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为了让偶像获取更多的机会，粉丝都不得不以经济投入、时间投入和情感投入等方式参与到明星的制造过程中。
在《创造101》播出期间，仅孟美岐与吴宣仪两人的粉丝公开集资就超过2000万元，孟美岐更是打破单人集资纪录，高达1200万元。
根据“桃叭”的统计，App用户多分布于一线城市，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多数为大学生。“不过也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桃叭”创始人郑明贵说，“还有一部分40岁以上的用户，是经济独立的成熟粉丝。”
2018年4月6日，《偶像练习生》总决赛诞生九人男团Nine Percent。图/视觉中国
中国的粉丝发展正式进入第三阶段，饭圈文化成型。这是造星方式的变革，社交媒体、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以及资本共同助推的结果。
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胡岑岑认为，随着融合文化对粉丝“参与”的鼓励，粉丝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了娱乐工业的各个环节之中，粉丝也逐渐意识到了他们所拥有的话语权。在此前提下，粉丝组织的活动目的，已不仅是满足粉丝作为消费者在获取信息、交流情感等方面的需求，还希望能够为粉丝作为生产者提供创作、参与、分享文本的便利条件。更进一步的是，粉丝组织开始承担起经营推广者的角色，希望组织有效的粉丝活动，相关行业也采用更有效的策略引导粉丝的行为，进而将他们更深地裹挟进明星产业链中。
在这种背景之下，粉丝组织之间的竞争更为白热化，粉丝组织的功能性也随之加强。在不看“名气”看“人气”的“流量”大棒指挥下，粉丝们高度重视数据，“打投”“控评”“轮博”“反黑”“冲销量”等一系列实践成为粉丝的日常，而这些要求统一组织的实践行为，也进一步加深了粉丝的组织化程度。
于筝所处的饭圈组织，一共有数据、宣传、反黑、海外、超话管理、控评、安利等七八个小组，分工细致。例如，安利组只负责剪视频、手绘和修图，然后将素材提供给宣传组，由宣传组组织粉丝去抖音、B站等地发布以及大规模“铺广场”。尤其在爱豆所在的团出现热搜时，饭圈大粉们会赶紧号召“广场体”（形容容易出现在实时中的、能被所有人看到的微博号）去发美图和视频，讲究很多。到底什么样的微博号是广场体，于筝说这是玄学，新浪微博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则，因此，大家只能平时多发正能量微博来“养号”，提高自己微博号的权重。大粉们也根据以往经验总结出了一些养号秘籍发给粉丝，在长达近10条的秘籍中，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其实就是保持相当高的活跃度。
此时的微博，已不再是10年前人们随意浏览新闻、记录日常的网上社交平台，而是成了将粉丝捆绑其中的流量制造工厂，指向性明确却并无实质意义的微博内容，将她们变成了“抡博女工”。艺人们也深谙此道，把微博当成完美人设和商业广告展示的平台。艺人张云龙的粉丝曾让他多发微博，他在一次直播中说，一般一天一两条就差不多了，发多了就会产生数据分流，流量会被稀释。
根据《2019新浪微博明星白皮书》的统计，已经有95％的明星开通了微博，在微博进行人设打造、商业变现等活动。同时微博建立了最开放的娱评阵地，上万个媒体号、娱评号在微博生产、传播个性化的明星娱乐资讯，补充明星的内容输出，同时活跃明星生态。
一旦流量成为衡量一个艺人的最高标准，被捆绑其中的就不光是流量爱豆们的粉丝。孔迩是某实力派演员的大粉，管理着一个站子。她所在的粉圈不像流量粉那样有精细的分工，但是宣传、控评这种基础的工作每个人都在做，甚至也遇到互撕、“battle”番位这样的事情。“我喜欢的演员是老戏骨了，他依靠的是演技和口碑而不是流量，但他也必须跟着社会的变化去作一些调整和改变。”孔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虽然我们人数少，能量有限，但我们也要用全部的能量去维护他。”
这样的抡博是否真的有意义？“当然有。”目前任职于某经纪娱乐公司的张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品牌方尤其是急待增加销量的品牌方在寻找代言人时，有一个重要考量——这个人的粉丝购买力强不强。他们会去微博等公共平台，考察艺人的粉丝积累情况和数据情况。曾有某位艺人的粉丝，在艺人代言的某商品登录第三方平台的5分钟内，就将所有商品买断货，“那是大几千的高端产品啊。” 张霞感慨，后来这位艺人一直是各品牌方代言人的首选，代言价格也自然处于最顶端。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今的饭圈与以前的追星族比起来，更加自信、有底气，粉丝撕艺人工作室的新闻屡见不鲜，张霞见过一些顶流粉丝把艺人身边工作人员撕了个遍。“现在的粉丝有一种‘我就是说了算’‘我钱都砸了有什么不敢说’的感觉，因为他们确实花钱了。”张霞说，她自己也被撕过。有一次，张霞被公司艺人的粉丝拉到微信群里，从半夜1时骂到凌晨5时。
“很久没有写过两行以上的台词了”
在数据背后，是整个自成体系的商业逻辑。如今的饭圈不仅熟知如何做数据，也非常认同明星由此而获得资源，粉丝用砸钱购买并再做数据的行动逻辑，以真金白银支持自己的偶像。在流量和数据被利用并制造商机的过程中，内容行业被颠覆了。
制片方为了票房和播放量，不得不把用于制作的经费拿去请流量出演，哪怕只是露个脸也是天价片酬，人们逐渐再也看不到好片，看到的只有资本为流量打造的流水线工业糖精和瞪眼、嘶吼、抠图等尴尬的镜头。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编剧汪海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编剧们已经很久没有写过两行以上的台词了，因为流量爱豆们背不下来。现在的甲方对剧本的要求是降低剧情难度，台词要求是“男一句，女一句”，以减少对表演技巧的需求，“因为他们演不出来”。而且尽量不让他们处于同一个带戏的空间，因为有可能这两个演员没法同时在场，总有一个人要对着替身说话。极端的是他俩都没来，“也能拍，反正现在有换头的技术”。
业内对此生产了一个专门的名词——PPT电视剧，不需要表演，几乎100％都需要配音。这背后是互联网平台高度参与的流量造星体系，艺人们成功地绕开了院校培养。流水线生产出来的爱豆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培养周期短、去专业化，那么他们就需要不要求表演的剧集来匹配他们。
蓝水科技研究报告显示，仅2014年至2016年的2年里，在资本层面已有超30亿元的资金量涌入网生影视市场。2017年9月，广电总局等五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明确提出“对电视剧、网络剧实行同一标准进行管理”“未取得新闻出版广电部门颁发许可证的影视剧一律不得上网播放”。虽然政策监管收紧、审查制度日趋严格，但网剧极具爆发力的播放量和话题曝光率，依旧被资本市场看好。与传统影视人不同，平台希望通过大数据捕捉用户需求，为受众提供他们想要的内容。
1997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编剧专业的汪海林回忆，在自己刚毕业参加工作的那个年代，影视创作最大的特点是文学先导性。编剧为写好一个故事，要进行大量采访和调研，有了好题材和好本子，再去找投资。那时候，影视公司的投资人常常找编剧聊天，讨论新的想法和创意，专业的策划人对于文学杂志上的新小说都非常了解，他们甚至到火车站的地摊上买杂志，想一切办法寻找好故事。电影厂有文学部，专门看剧本，约作者。汪海林说：“直到现在，美国好莱坞也仍然如此，好想法、好剧本在项目的最前面。”
如今，很多影视项目已与传统创作流程相反，甚至是一种勾兑。“由播出平台来指定内容，近两年甜宠剧盛行，他们会说‘我就要甜宠’，什么叫甜宠？”汪海林感慨，“感情戏中甜宠的部分的确好看，但生活有酸苦辣才会有甜。就好像足球比赛，观众喜欢看进球，那就把其他全部去掉只要进球？这完全违反了创作规律。”
甜宠剧可以说是青春偶像剧的2.0版，删减了波折磨难，用主角之间的撒糖互宠为剧目主旋律，日常除了男女之外再无他人，除了恋爱再无他事。根据酷云互动的统计，从2018年开始，甜宠剧爆发式增长，三年内网台播放热度前50名单中，甜宠题材由8部上升到22部。《2021上半年剧集市场研究报告》统计，2021年上线的甜宠剧在同期所有题材剧集中占比超三成，有的视频网站甚至设立专门的“甜宠”频道。
电视剧 《月光变奏曲》剧照。
平台加资本的制播一体的超级闭环体系控制了市场，甚至平台手中有一份流量明星名单，只要用名单上的人出任主角，平台就一定购买。汪海林说，“有制作者想去给他们当头棒喝，但是人家说，‘你拍不拍？不拍我就不要了。你别想再在这行混。’”在某种程度，影视行业被流量和平台资本“绑架”。
在汪海林眼中，平台培养的就是低龄且没有文化判断力的观众，只要爱豆露脸了就愿意买单，对内容没要求。“粉丝是最理想的受众，因为影视产业最难的部分就是内容研发。如果把观众全部变成只要看爱豆的观众，就把最难的一部分去掉了，那么就可以大量复制了。”
在一切以算法为准的新的行业标准下，原创剧本被打压，自带流量的IP剧盛行。《2019艺恩文娱数据白皮书》显示，2019年的头部剧集中，已有77％的网络剧和53％的电视剧为IP改编剧，且增长势头迅猛。
剧本、演员、观看量……从内容到表演都由数据来评判，而这个数据又可以由粉丝来刷，数据的提供方也是互联网播出平台。寻找生活真相、挖掘人类丰富情感的文学和艺术全都异变成了算法。
汪海林认为，造成这种畸形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互联网播出平台终端控制制作、发行和播出，形成了垄断。它的最终的目的不是追求更有价值的文化内容，而是要形成利益闭环，好操作、好复制，然后快速变现。闭环购销模式带来的是大量内部交易，必然滋生腐败和灰色收入地带。
最完备高效的青年自组织
随着娱乐资本的不断扩张，近些年主管部门已经多次出台各类措施，对娱乐行业的监管和规范越来越严格。例如针对明星的天价片酬，2016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示了一则通报，坚决遏制明星天价片酬。9月，《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见》规定，全部演员的总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70％。2018年6月，宣传部等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加强对影视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的治理。2019年4月，《关于严格执行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规定的通知》再次强化“限薪令”。同年，曾录制《爸爸去哪儿6》的男星杨烁，被爆拒绝降薪，导致新剧停机。
从2020年开始，广电总局对近两年最为流行的选秀综艺作出限制，要求节目中不得出现设置“花钱买投票”环节，刻意引导、鼓励网民采取购物、充会员等物质化手段为选手投票、助力。去年4月和6月，国家网信办整顿营销号，责令微博热搜整改。2021年6月15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目前任职于某经纪娱乐公司担任艺人宣传的张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鹿晗和王俊凯的粉丝在网上抡出百万量微博的时候起，很多经纪娱乐公司就开始设立粉丝运营岗位，作为工作室和粉丝之间的桥梁，跟粉丝建立沟通，掌握粉丝的动态。但那时谁都没有太多管理粉丝的经验，也没有意识到这项工作有多么重要。“说实话，就是‘肖战227事件’（肖战粉丝攻击举报某海外同人网站导致网站关停，引发大规模抵制肖战的网络行为）之后，业内才意识到如果管理不好粉丝，这个事会非常严重。今年，国家出台一系列治理措施，业内对粉丝管理更加重视了。”张霞说。
像蜂群一般分工明确的饭圈，在日常反黑、打榜中培养出超强行动力和高效率，在追星应援以外的大事件中，也一样保持自上而下极强的整体性。
2020年初，武汉疫情暴发。1月21日，朱一龙公益应援个站联合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希望工程”、武汉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发起网络捐款活动，仅二十多分钟10508位粉丝就募集了178286.26元。蔡徐坤粉丝在捐献物资的过程中——联系厂家、下订单、联系对点医院、物流、拿相关证明……所有事情只用一天时间就全部完成，急需的物资在大年初二就抵达了武汉的顺丰网点。
饭圈的行动高效而专业，分工明确，从组织、发起到采购、运输一气呵成。决策与援助行动一直保持流程透明，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在各家粉丝公布的账本上，大到应援的Led屏、活动花艺，小到一节电池、一瓶水，无论支出多少都记录下来，出收据，实时更新动态。当捐赠物被签收后，还有专人进行整理公示，让捐款的粉丝放心，也同时接受社会的监督。工作之细致透明，甚至胜过专业的NGO组织。不过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一次特殊时期的常规操作，他们也不过是把在追星应援中养成的战斗力，用在了援驰武汉的行动中。
从2020年中开始，“桃叭”创始人郑明贵就注意到，“桃叭”的用户数大幅上涨之后出现了新需求：公益。粉丝主动询问有没有公益可以做。郑明贵说，以前粉丝公益大多走大型的公益机构，但对于他们来说，仅是捐钱的话缺少参与感。粉丝们更愿意尝试自己做公益。借此机会，“桃叭”开始整合资源，和粉丝共同参与、组织慈善活动。迄今为止，已有20多家粉丝站与“桃叭”建立了长期公益合作，中心项目涉及流浪动物救助、孤独症儿童救助、公益体育教室、乡村图书馆、河南水灾救援等。
学者胡岑岑近两年正在进行专门的粉丝公益课题研究，在她眼中，饭圈这个组织力量能够在互联网上瞬间聚集人群，可以说是当今最完备高效的青年自组织。近些年，几乎每家粉丝都在开展公益活动，说明这些年轻人不但乐于以这样的应援方式帮助偶像塑造正面形象，他们更是在寻求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而粉丝这种拥有极强集体力量的青年自组织一旦出现其他诉求，可能就会产生不可控的情况。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社会学范畴最早提出“社区”（Community）的概念，即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富于人情味的社会团体，这些人形成共同价值标准、利益关系，存在社会互动和感情。胡岑岑认为，“社区”在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国内在这个部分有一点缺失，饭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失，是一种年轻人的另类共同体。只要正确引导、治理、修正，饭圈就能够恢复到健康的生态，在社会发挥出相当大的积极能量。
（实习生杨璐熙对本文亦有贡献。文中于筝、孔迩、张霞为化名）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