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与东亚经济模式
侯若石
摘要：指导人的经济行为是文化的重要功能。世界上的两大主流文化，即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各有特色，东方人与西方人的经济行为也各有不同。植根于西方文化的工业化移植到东亚，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因为东亚运用东方文化优势，实行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工业化。
一、西方工业化进程充满矛盾和冲突。西方文化的优势铸就一了工业化。文艺复兴之后，逐渐形成了崇尚个人自由、思想解放和契约精神。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得以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率；科学技术得以繁荣，出现了彻底改变生产方法的新技术。西方实现工业化之后，国家经济实力大增；个人物质生活大为改善。但是，西方文化的劣势激化了经济矛盾。信奉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原则，放大了人的自私性，工业化进程充满血雨腥风。首先，消费需求增长赶不上生产供给增长，于是经常发生因供大于求导致的周期性经济衰退。其次，在需要大量物质投入的工业化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争夺，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再次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把生产封闭在企业之中，很少与其他企业开展生产合作。经济开放程度受到限制。国际贸易摩擦和国际资本争夺激化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
二、东亚工业化进程以和谐、合作和共赢的方式展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东亚工业化以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为动力，经济高速增长，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在这个进程中，东方文化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东方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体现在国家主义指导下的政府干预的作用。东亚工业化以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为主导，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向东方。“和为贵”的行为准则，增强了工业化进程的包容性。他们善于把外国资金、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和国际市场机会融合在一起，为本国经济增长服务。东方的勤劳节俭的生活信条，不但提高了储蓄率，也保持了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增强了制成品出口竞争力。利用东方文化优势，东亚实行工业化具有和谐、稳定的特点。首先，除日本之外，东亚没有发生过由内生性因素引发的周期性经济衰退。其次，在工业化进程中，东亚国家和地区通过正常的国际贸易获得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没有出现过掠夺他国资源的现象。再次，国际生产合作是东亚工业化的重要途径。这种方式把一个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分散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全球生产体系。东亚成为这个生产体系的枢纽，因此被称为“世界工厂”。
三、东亚工业化将成为东方文化向全世界传播的重要力量。西方工业化对文化传播的作用在于，第一，革新了文化传播媒介。第二，增强了国力，改变了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使西方文化对世人更有说服力。东亚工业化壮大了东亚的经济实力，改变了由西方国家主宰的世界经济格局，增强了东亚的国际影响力，包括东方文化的影响力。在跨太平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运作中，东方文化的影响尤为显著。该组织的合作方式基于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具有强制性；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从而制止了以大欺小，以强凌弱。
东方文化的广泛传播指日可待。从历史经验看，人的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的说服力是推动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东亚工业化奠定了东方文化广泛传播的经济基础，东亚不断增强的国力增强了东亚人的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对世人的说服力。今后，东亚以东方文化优势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调整经济增长模式，更强调以人为本，更重视收入分配。当东亚人民真正过上物质富足、精神充实的生活，东方文化势必对全人类产生更强有力的影响。
关键词：东方文化 东亚经济 模式
文化是用来指导人的行为的，指导人的经济行为是文化的重要功能。世界上的两大主流文化，即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各有特色，东方人与西方人的经济行为也各有不同。本文探讨的主题是，植根于西方文化的工业化，为什么能移植到东亚，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我们要承认，工业化绝非偶然，它是人类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必然要发生的经济现象。但是，迄今为止，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实现了工业化。非洲和拉美的许多国家，没有成功实现工业化，至今仍处于经济落后状态。继西方国家工业化之后，东亚掀起又一轮工业化高潮，塑造了独特的东亚经济模式。东亚工业化在东方文化的背景下展开，自然具有与西方工业化不同的特点。
一、西方工业化进程充满矛盾和冲突
西方文化的优势铸就了工业化。文艺复兴之后，逐渐形成了崇尚个人自由、谋求思想解放、恪守法律契约和重视物质生活的文化氛围。
文化因素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不但表现在个体经济行为，也体现在群体行为，对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都会产生影响，作用于经济发展模式。
从社会经济结构层面，崇尚个人自由，有利于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建立了尊重个人的社会经济结构，可以称之为“原子”社会。西方文化以个体本位为价值取向，形成了西方经济模式的特色。
从经济制度层面，恪守契约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创造了自由竞争的大环境，提高了经济效率；从经济政策层面，政府实行了推动工业化的政策。例如，对特定的工业部门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支持本国工业的发展。从个人经济行为层面，对生产者而言，谋求思想解放，刺激了科学技术创新，出现了先进的工业应用技术，革新了产品生产技术，引导投资流向工业，制造业企业得以迅速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正如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分析工业化时所说，“经济成就的第一个检验标准是总产量”，“资本主义发动机从头到尾都是大量生产的发动机”。对消费者而言，重视物质生活，推动了消费主义，产生了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熊彼特把这种现象描述为，“便宜的衣服、便宜的棉织品与人造丝织品、鞋、汽车等等，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的成就”，“伊丽莎白女王有丝袜。资本主义的成就一般不在于为王后准备更多的丝袜”，而在于“使丝袜成为女工能够买得起的东西”。
在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经济社会之后，西方国家进入了工业社会。200多年前，在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以纺织业为起点，生产规模成倍扩大。人类摆脱了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的困境。19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以汽车工业为起点，在美国的福特生产方式推动下，人类生产力发展进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工业生产进入了规模经济时代。汽车产量以万辆计，钢铁和水泥产量以万吨计，石油产量以万桶计，……。耸立在西方大都市的摩天大厦；航行在海洋的万吨货轮；都是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标志。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在工业化推动下，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人类摆脱了财富增长缓慢的时代。以国家水平衡量，经济实力大增；以个人水平衡量，物质生活大为改善。人们切实体验到，工业化是增加人类财富的巨大力量。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美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西方工业化并非一帆风顺。西方文化的劣势激化了经济矛盾。信奉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原则，放大了人的自私性，工业化进程充满血雨腥风。
以大规模生产方式为动力的西方工业进程的主要内在矛盾是，生产需要大规模的消费来支撑，但是企业生产的唯一目的是增加利润，这势必要压缩劳动者的收入，大众消费难以扩大。消费需求增长赶不上生产供给增长，于是经常发生因供大于求导致的生产过剩，引发周期性经济衰退。1929年，美国爆发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世界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
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另一个内在矛盾导致西方工业国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争夺。首先，生产需要消耗大量自然资源，主要是农业原料和矿物原料。当本国生产的原材料不足时，西方工业国家用炮舰轰开亚非拉国家的大门，用轮船运走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产品。其次，私人消费对工业化的支撑不足，西方发达国家本国的市场不足以吸收本国产品，把别国市场作为减少生产过剩的出路。他们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实行了殖民主义制度。在政治上，西方殖民主义者是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在经济上，掠夺这些国家的资源，侵占这些国家的市场，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而且，西方工业国家之间争夺自然资源和扩张市场的矛盾愈发激烈，成为引发世界大战的根源。
大规模生产方式的第三个内在矛盾源于生产组织方式，即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它囊括了从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零部件制造、最终产品装配、销售和售后服务所有生产经营阶段。生产流水线是它的典型代表。这种生产组织方式把生产封闭在企业之中，很少与其他企业开展生产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商品交易维系，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基本不存在生产合作。因此，经济开放程度受到限制。国际贸易摩擦和国际资本争夺激化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矛盾。
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之后，国际经济矛盾激化，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东亚工业化进程以开放、自立、合作的方式展开
战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掀起民族独立运动，摆脱了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走上自主发展本国经济的道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西方工业化给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以启示，一些国家效仿西方国家的做法，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当中，工业化最成功的，非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莫属。究其原因，东方文化的力量不容忽视东亚的工业化进程有三个显著特点。
与西方工业化国家以面向本国市场为起点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东亚工业化以面向国际市场为起点。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启动了东亚工业化进程。他们实行了以制成品出口带动的工业化战略。20世纪70年代，东盟四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效仿亚洲四小龙的做法，以制成品出口为动力，开始了本国的工业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尽管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仍然把实行出口制成品作为工业化的动力。
与西方工业化以个人消费为依托不同，东亚工业化以投资为基础，表现为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比重甚至超过消费比重。在资金来源方面，东亚注重动员自有资金，避免了过度借贷。东亚还善于利用外部投资，特别重视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在资金使用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生产投资是重中之重。
与西方工业化以垂直一体化企业为主不同，东亚工业化融入了全球生产体系，国际生产合作是东亚工业化的重要途径。这种生产体系突破了垂直一体化企业把生产全过程包揽于一个企业之内的局限性，把一个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分散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除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之外的第三种国际经济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制造业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采用了新型国际分工形式：生产转移表现为生产阶段的分散。大型跨国公司把生产设计、研发和营销等技术含量高的生产过程留在自己国内，把装配和零部件生产等使用劳动力较多的生产过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分别参与不同的生产阶段，共同生产一种产品，形成全球生产体系。传统的工业生产的全过程局限在一家工厂的多个车间之内。全球生产体系则把一个工厂不同的生产车间分散到不同国家，各自成为相对独立的生产单位。每个单位只负责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改变了国际贸易结构，与成品（即可用于消费的最终产品）贸易相比，零部件（即中间产品）贸易比重大幅度上升。跨国公司生产过程转移的重点在东亚。东亚成为这种生产合作的枢纽，因此被称为“世界工厂”。该地区占全球生产体系内贸易的比重在2011年达到43%，中国的这一比重为19%。
在东亚工业化进程中，既可以看到西方工业化模式的影响，也可以看到东方文化优势的作用。不可否认，东亚工业化引进了西方工业生产技术，借鉴了西方的经验管理经验，然而，东亚工业化的方式又不同于西方，可以用6个字概括：开放、自立、合作。追根溯源，这些特点都可以在东方文化优势中找到。可以认为，东亚工业化是西方工业化的技术模式与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工业化管理模式融合的产物。
东方文化的特点在于，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以和为贵的行为准则，克勤克俭的生活信条。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这四大特征在东亚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韩国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哲所指出的，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论语》。吴越尚能同舟，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在开放、自立、合作的工业化进程中，东亚形成了以群体本位为价值取向的东亚经济模式。
东亚国家和地区以东方文化特色指导经济行为的突出表现是政府在宏观层次的工业化管理方式。马克思曾经研究过以群体行为为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由此延续下来的东方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影响了东亚工业化进程的制度特色。与西方自由市场机制决定工业化进程不同，东亚实现了集体主义指导下的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结合。东亚国家（地区）运用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指导市场经济活动：第一，实行以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为核心的制成品出口战略。第二，实行以鼓励储蓄和投资的宏观经济政策。第三，实行以税收和政府补贴为工具的产业政策。
东方文化以和为贵的行为准则，谋求和谐成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常态，增强了工业化进程的包容性。在诸多经济关系中，包容性体现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收入分配，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例如，政府与企业建立了协商机制，共同制定产品出口的目标。再如，与拉美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贫富两极分化不同，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较轻。他们以积极吸引外资和技术见长。通过建立出口加工区或经济特区，给外资以优惠待遇，善于把外国资金、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和国际市场机会融合在一起，为本国经济增长服务。
东方的勤劳节俭的生活信条，有利于比较充分地动员本国（地区）的经济资源。东亚人的勤劳，不但表现在勤于劳动，也表现在勤于学习。这种文化特色不仅有利于发挥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还有助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强了制成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与西方的消费主义相比，东亚人更具有节俭的习惯。“年年有余”是对这种习惯的真实写照。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注重精打细算，愿意把结余的财富储蓄起来，因此东亚的储蓄率很高，推动了投资增长和生产能力增长。
与西方工业化进程充满矛盾和冲突不同，以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以和为贵的行为准则和克勤克俭的生活信条指导人的经济行为，使东亚以开放、自立、合作方式进行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和谐共赢的效果。
工业化给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实力不断壮大。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经常发生由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衰退不同，东亚没有发生过由内生性因素引发的周期性经济衰退。究其原因，对外开放政策使东亚利用制成品出口满足外部消费需求，消化了过剩生产能力。与拉美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屡屡发生债务危机不同，东亚没有发生过由内部因素导致的债务危机，因为高储蓄率提高了工业化进程所需资金的利用能力，较少利用外国贷款。1997年，发生了东亚金融危机，随后发生了经济衰退，但这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
东亚国家和地区注意协调对外经济关系，在工业化进程中，东亚国家和地区通过正常的国际贸易获得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没有出现过掠夺他国资源的现象。不断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做出重大贡献。在跨太平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运作中，东方文化的影响尤为显著。该组织的合作方式基于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具有强制性；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从而制止了以大欺小，以强凌弱。
三、价值取向是决定西方经济衰落与东亚经济崛起的重要因素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有自己的民族梦想。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是群体本位价值取向的体现；美国梦是拥有房子和汽车，是个人自由和消费主义价值取向的体现。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不同的经济模式，也决定了经济的兴衰。
在1929年世界大危机之后，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西方国家调整了经济发展模式，包括制度变革和政策变化。他们一改自由市场机制，发挥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作用，主要体现为两大变化：一是政府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干预宏观经济；二是实行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劳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这些变化说明，西方国家不再片面强调个人的作用，开始重视群体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沿用了这些做法，进入了经济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
如果说这些变化与东方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有关，那是牵强附会。不过，政府发挥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作用，无论如何都是对西方过分强调个人自由价值取向的反动。
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上台。他们大刀阔斧地改变了经济发展模式，重新拾起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主张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任由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作用。他们把这一套推行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发展中国家，结果是经济增长受挫，经济危机不断。智利等拉美国家陷入经济困境，皆源于新自由主义。更糟糕的是，西方国家自食恶果，连累了世界经济发展。2008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继而发生的全球经济衰退是自1929年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
这场危机源于以个人本位和消费主义引导经济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比西方国家近现代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强调个人自由，政府放松，甚至放弃对金融市场的管理，极少数金融大鳄利用缺乏监管的市场，故意放大金融风险，制造虚拟金融产品，导致大型金融机构资金链断裂。在私人消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采取了以信贷刺激消费的政策，用以推动经济增长。普通百姓靠借贷消费，金融机构冒险向收入水平低的人提供住房信贷。借款人普遍无力偿还贷款，在金融体系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了。
这场危机证明，由过分强调个人本位和消费主义的理念指导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是行不通的。其根本缺陷在于导致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在这种模式下，西方国家采取了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的经济政策。正如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劳工部长莱克所指出的，他们反对提高劳动者的基本工资，反对为失业者增加失业补贴，反对向低收入群体提供医疗保险补贴，企图削减食品补贴，试图解散工会，不想为增加工作机会而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所有这些措施都是赢者通吃，零和博弈，都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公平。据联合国的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提高了9%，发展中国家提高了11%。目前，全球三分之二人口的年收入只占全部收入的13%，而1%人口的年收入则占了5%。由于收入不平等，财富分配也不平等。占全球人口1%的最富有的人掌握全球一半的财富，世界上85个最富有的人掌握的财富相当于占全球人口50%的低收入群体的全部财富。2014年，美国纽约市长白思豪在就职演讲中说，纽约发生过恐怖袭击、金融动荡和自然灾害。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场不同的危机——收入分配危机。实际上，这场危机不只局限在纽约市，也不仅仅发生在美国，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已经陷入了收入分配危机。它危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这场危机以及随后的经济衰退说明，收入分配不公的后果是极少数人获利，而全社会受害，过分强调个人自由，获益者是极少数富人，受害者是绝大多数普通百姓：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广大人民的消费水平下降；需求疲软进一步限制了经济增长，陷入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全球经济增长率从60年代和70年代的4-5%下降到80年代的3%和90年代的2.3%,2008—2013年进一步下降到2.2%。全球私人消费占全球生产总值比重从2000年的60.4%下降到2012年的57.6%。如果对极少数富人掠夺财富的行为听之任之，世界经济增长势必进入长期疲软阶段，国际经济矛盾将更加尖锐。许多国际多边机构都对世界经济前景，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前景表示悲观，绝不是杞人忧天。
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说明，以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为核心的西方经济模式对西方经济衰落起了决定性作用。
西方经济在衰落，东亚经济在崛起。这个现象证明了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我们应该反思，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是否具有普世作用，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否还有生命力。以群体本位为价值取向的东方文化是否能够起到指导人的经济行为的普世作用，东亚经济模式是否能在世界推广。
四、为东方文化向全世界传播，东亚经济模式需要调整
200多年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工业化造就的经济实力主宰了世界，并形成了西方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西方的技术模式，还是制度模式和政策模式，都对世界经济发展起了指导和示范作用。西方文化也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
文化具有指导人的行为的功能；由人的经济行为产生的经济力量又成为推动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19世纪，工业化先后在欧洲和北美兴起。到19世纪末，工业化使英国到经济总量超过中国，取代了中国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西方文化随之广泛传播。1919年，在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出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说法，提出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这是因为中国的有识之士看到了西方文化推动工业化和增强国力的突出作用。由此，在中国出现了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五四运动为例证，我们可以看到，由工业化带来的强大国力使西方文化得以在西方之外的世界传播，西方人的创新精神和经济效率被世人效仿。
按照关于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理论研究，前者是指文化，后者是指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只靠硬实力而软实力薄弱的国家，国力是不健全的；软实力没有硬实力支撑，国力同样是不健全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经济发展模式与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东亚经济崛起，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植根于东方文化的东亚经济模式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西方文化在世界扩散的历史轨迹与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相关，随着东亚经济持续发展，东方文化势必会加快迈向世界的脚步，扩大在世界的影响力。
一种文化能否具备世界影响力，首先要具有自身优势，从而形成对世界的吸引力。同时，要有融合其他文化的亲和力。吸引力和亲和力缺一不可。
运用东方文化优势，东亚通过工业化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极大提高了东亚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地位，同时带动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证明了东亚经济模式的生命力。东亚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将对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东亚经济模式的成功提高了东方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升温的汉语热和汉学热就是明证。
扩大东方文化的世界影响，需要增强它的亲和力。为此，东西方文化的进一步融合需要依托东亚经济模式的深度调整。
东亚经济模式并非十全十美。由群体本位产生的家国理念不能否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个人作用，不能否定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我们批判新自由主义，但不反对完善市场机制。进行市场化改革，不能只为了鼓励生产者，更应该有利于消费者。我们反对过度的消费主义，但不反对刺激消费。东亚经济模式的缺陷在于对投资的偏向大大高于对消费的刺激。进入21世纪，全球私人消费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下降，主要因为东亚的私人消费比重偏低。东亚经济模式调整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扩大私人消费，扭转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局面。从供给层面，鼓励生产者生产满足基本需求和顺应消费潮流的消费品。在制造业技术革命中，着力革新消费品生产技术。从需求层面，不但要采取鼓励消费的政策，更要实行提高百姓收入的政策。近年来，东亚的收入分配愈发不平等，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是扩大私人消费的重要举措。在总体战略上，应该实行以劳动者收入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战略，而不是以利润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战略。
东方文化的广泛传播指日可待。从历史经验看，人的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的说服力是推动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在东亚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东亚经济模式奠定了东方文化广泛传播的经济基础，东亚不断增强的国力增强了东亚人的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对世人的说服力。今后，东亚以东方文化优势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应该更强调以人为本，更重视收入分配平等。当东亚人民真正过上物质富足、精神充实的生活，东方文化势必对全人类产生更强有力的影响。
五、本文的缺陷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本文的第一句话是，文化是用来指导人的行为的，指导人的经济行为是文化的重要功能。由于研究水平和能力的局限，本文只是在经济分析中加入了文化因素。说得难听一点儿，是硬塞进一些文化词汇。因此，本文没能深刻分析文化与人的经济行为的相互关系。为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应该以文化为主线研究经济现象。
本文的出发点是东方文化与东亚经济模式；实际内容是在比较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上研究东亚经济模式与西方经济模式的不同。然而，本文对东方文化的内涵分析不足，对西方文化的优势所着笔墨就更少。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优势，西方文化中的创新精神和谋求效率的经济行为准则对人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工业化进程中，东亚吸取了西方文化的优势，是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文对西方文化优势分析不够，没能说明东亚如何在工业化进程中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探讨文化融合对人的经济行为的作用应该成为今后的研究方向。
本文的主题是东亚经济模式与东方文化传播。纵观全文，对文化传播研究不够。本文试图说明文化传播不仅要依靠传播手段，更要依靠文化的说服力。经济模式的成功如何增强了文化说服力，本文的分析很浅薄。今后，探讨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应该成为又一个研究方向。
在本文中，东亚是指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即中国、韩国、东盟国家、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不包括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