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30度线为长江流域带来了文明发展的潜力
北纬30度线横贯是长江流域的一大特色。黑格尔说：“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温带—亚热带成为文明先发地是不争的事实，而北温带偏南的北纬30度线附近，因兼具充沛的水热条件，成为最有利于文明发生发展的地段。这里并列诞生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北纬30度线是当之无愧的“人类文明发生线”。这条“发生线”穿过四大文明古国的母亲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河，以及壮阔的长江。
受制于副热带高压，北纬30度线附近多为干旱少雨地带。诸如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印度河流域就是炎热干燥的沙漠地带。自印度河流域而西，孕育古波斯文明的伊朗高原也相当干旱崎岖。再向西，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同样干旱少雨。再向西则为阿拉伯沙漠北部。再向西又是世界上最广大的干旱地带一撒哈拉大沙漠。跨过大西洋之后，则是北美中西部绵延至加利福尼亚州东南的科罗拉多沙漠。
《长江文明》，冯天瑜、马志亮、丁援 著，中信出版社2021年9月版。
北纬30度线地带有一特例一东亚大陆的长江流域，这里是一片广阔的降雨充沛的地区，全流域年均降水量达1126.7毫米，16西部横断山脉、青藏高原耸立，将来自太平洋温暖湿润的东南季风拦在其东部，使长江流域成为北纬30度线附近不可多得的雨量充沛地带，兼具文明发展的两大必备条件一充沛的淡水与丰富的热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长江流域都属自然条件优厚的地带。
那么，何以北纬30度线两侧不仅仅有长江流域，还有其他地区也成为文明发源地带？这是因为流经几个文明古国的印度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尼罗河等大河，为这些干旱的亚热带地区提供了灌溉条件，而这几条河流的发源地都是雨量充沛的地区。比如，印度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西侧，既有较丰沛的降水，又有雪山融水，汇成的大河向南流经具有热能条件的干旱地带，大河的灌溉令其兼具了水的条件，所以印度河流域成为印度最古老的哈拉帕文化的发源地。
沿北纬30度线再向西是伊朗高原，在这片干旱土地上诞生的兼具游牧与农耕性质的古波斯文明，也得益于其西南部卡伦河的浇灌，而该河的发源地扎格罗斯山脉同样具有较多降水和雪山融水，这也为伊朗高原的少部分地区提供了灌溉条件。再向西是两河流域，其主要水源来自小亚细亚东部山间较为丰沛的降水，两条河流由北向东南浇灌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再向西是地处北非的埃及，其文明发生发展也得益于尼罗河的孕育。尼罗河发源于两个降水丰沛的地区一埃塞俄比亚高原和东非高原，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汇合后向北流淌，在浩瀚无际的撒哈拉沙漠东侧浇灌出埃及文明，正如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所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与上述诸大河流域有所不同，长江流域降雨充沛，拥有丰富的水热资源供应，其干支流组成的河流网络不仅有利于灌溉（四川都江堰为其显例），又能提供航运之便。显而易见，长江流域特有的生态环境提供了较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之具备较大的文明发展潜力。
长江流域的优异农业发展条件
北纬30度线附近最早兴起的古老文明大多是建立在以种植大麦和小麦等谷物为主的麦作农业之上的，包括黄河流域先民也是以种植耐旱的粟为主；而水热同丰的长江流域则成为世界稻作农业的摇篮。
另外，因温暖多雨的恒河流域同样适合种植水稻，且哈拉帕文化时期，印度河下游地区也有一定规模的水稻种植业，故学术界一直在争论中国和印度谁是水稻发源地。“印度说”曾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水稻发源地的主流学说。直到最近，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仅具有距今1万年以上的稻作遗存，而且是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址分布最集中的区域，而恒河流域的稻作遗存不过距今四五千年，这才使水稻的“长江起源说”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玉蟾岩遗址出土栽培稻标本（距今约1.2万年）（《长江文明》插图）
长江流域稻作农业的发展历经3个阶段：距今一万年左右是稻作农业的萌芽期。如玉蟾岩遗址和仙人洞遗址。长江中下游地区先民在继续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同时，开始尝试栽培水稻。9000~5000年前为漫长的发展期。距今8000年左右是稻作农业形成过程的早期，社会经济主体是狩猎采集，水稻种植是辅助性的生产活动，但以原始稻作农业为依托的定居聚落已经出现，稻作农业的规模逐渐扩大。长江中游9100~77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中，已经有大量的谷物出现。长江下游7000~53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仍处在稻作农业形成过程中。
虽然稻作农业的规模日趋扩大，品种不断改良，并出现了配有灌溉设施的稻田（标志着稻田灌溉体系的出现）和许多整治水田的农具，甚至陶器上都刻画着“稻熟猪肥”的图画，但其仍无法完全取代狩猎采集。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终于取代狩猎采集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良渚先民普遍采用犁耕，其生产水平远非黄河流域可比，水稻产量大幅提高。
至良渚文化晚期，杭州湾北部的茅山遗址稻田平均亩产量达141千克，是河姆渡文化早期田螺山遗址稻田平均亩产量的2.5倍，非常接近汉魏时期的南方水田平均亩产量（150—181千克）18；2011—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莫角山遗址东坡发现一个填满大量碳化稻米的灰坑，推测其可能是由两次火灾造成的。灰坑范围为600~700平方米，厚40厘米左右。以千粒重15克进行测算，两次火灾造成的稻谷损失为1万~1.5万千克19。在5000~4000年前，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陆续建立起了成熟的稻作农业社会。
相较于麦作、粟作等旱作农业，稻作农业对地形条件和灌溉技术的要求更高。麦类植物和粟类植物可以广泛播撒在低山、丘陵地带，而稻作农业则需要有明确的田块和田埂，田块内必须保持水平，否则秧苗就会受旱或被淹。人们为了种植水稻，必须先进行地形改造，还要设置灌排设施，以保证旱季灌溉和雨季排渍。这些都需要大量人力和农业技术的支撑，所以长江流域的先民们从更难遭遇水患的丘陵、低岗环境中的河谷平原起步，开始进行小规模的水稻种植。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防洪手段的加强），先民们逐渐将稻作农业推进至地势低平的平原地区，建立起更大规模的聚落。此外，不同于旱作农业相对粗放的经营模式，“稻作农业需要较高的技术和更加精心的管理，甚至稻谷的加工也比小麦、粟或玉米等困难得多。因此从事稻作农业的人们，易于养成精细和讲究技巧的素质，有利于某些技巧较高的手工业的发展。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良渚文化有那么精致的玉器、漆器和丝绸织物，其工艺水平远远超出同时代的其他文化的产品”。
此外，由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间的距离较近，两大流域文明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相对便利，所以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引进南方水稻作物的同时，长江流域的部分地势较高、灌溉不便的低山丘陵也引进了北方的粟等旱地作物，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日益发达，为众多史前文明中心的建设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迄今为止，国际知名的“中国第一城”就是位于长江中游的城头山遗址，其“第一次筑城早至大溪文化一期，距今超过6000年”。遗址区域内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6 500年前）的、保存完好的水稻田，这证明筑城的经济基础来自长期稻作农业的积累。长江流域目前已发现三四十处新石器时代城址，多数城址的面积有二三十万平方米，最大的良渚古城达300万平方米，中游的石家河古城也达120万平方米。
城外一般设有较大的护城河，多数护城河还与天然河流相通，不但能起到防卫作用，还有水上交通之用。而同时期的黄河流域城址不但面积略小，护城河也往往较小甚至没有。城市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三大标志之一，由此我们也可看出，长江文明的起源并不比黄河文明晚，甚至在文明初期还占据着优势地位，而这都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之上的。
除此之外，温暖湿润的长江流域还是丝绸和茶叶的故乡。7500~5000年前的长江下游地区高温多雨，非常适合蚕桑的生长，因此成为丝绸的发源地。近年来的考古资料证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流域先民早已开始利用丝、麻、葛等动植物纤维织造早期服饰。1973年，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批距今约7000年的打纬骨刀、骨梭、木制绞纱棒和陶制纺轮等原始纺织工具；1977年冬，一件蚕纹牙雕器出土，上刻四条蚕纹，宛若蠕动的蚕；另一件残陶片上绘有蚕吃树叶的纹饰。由此可知，当时的长江流域先民已有了原始的手工编织劳动，并“完成了认识野生茧丝昆虫阶段，距利用野生茧、丝昆虫已为期不远了”。
至公元前3000-前2000年，长江下游的桑树大面积生长，这催生了丝织品的出现。1956年和1958年，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了不少4700~4140年前的丝织品，如绢片、丝带和丝线等。这是世界上已知年代最早的一批丝织实物，其皆以桑蚕丝为原料，长江流域的丝绸文化几乎与中华文明同时诞生。
茶树适合生长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水热同丰的长江流域为茶树的生长繁衍提供了绝佳的场所。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江流域的云南、贵州、四川等地不断发现树龄达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古老大茶树，这使中国正式成为国际上公认的茶树原产地。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茶树遗存，出土于长江下游的浙江余姚田螺山河姆渡文化遗址6000年前的地层中。20余株留有根部及短杆的茶树遗存，在出土时仍保持竖立状，规整地分行排列于两片地块中，明显系人工栽培种植。2008年，日本古生物学家切片鉴定其为山茶属中的栽培茶树。2008年底，中国茶叶研究所测出该茶树遗存中含有茶树才有的茶氨酸，一举确认了“田螺山遗址人工栽培茶树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古老茶树”，证明了长江下游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
因势利导的水利工程促进了长江文明的产生
相较于同纬度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水热同丰的气候条件在给长江流域带来早期稻作农业发展绝佳条件的同时，也加重了河流泛滥的程度。这也是前文提及的长江稻作农业最早产生在低山丘陵地带的主要原因。
电影《三峡好人》（2006）剧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埃及的母亲河一尼罗河。尼罗河水的上涨、泛滥、下落极有规律：每年6月，来自印度洋的季风令处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尼罗河上游的河水暴涨，其下游地区河水从7月开始逐渐没过河堤坝，蔓延至河岸，9月泛滥达到高潮，两岸皆为沼泽，11月河水下落。且因其下游有2000多千米穿过撒哈拉沙漠，再无支流汇入，加之气候炎热干燥，蒸发量巨大，减少了水量，以及其下游河道平坦开阔（宽度通常为15〜20千米），减弱了水势，故难以引发大洪水。所以古埃及人并不惧怕尼罗河洪水泛滥，反而会在每年8月洪水淹没两岸土地时举行隆重的“泛滥节”，感谢尼罗河带来的沃土和水源。面对定期泛滥的洪水，古埃及人只需暂时迁往高处，待洪水退去后再返回河岸，在肥沃的淤泥土上播撒麦类植物的种子，静静等待来年的丰收。
所以古埃及人并不致力于修建大规模的防洪与疏浚型水利工程，只需为满足旱季时麦类植物的水分需求而建设饮水灌溉系统。此外，因尼罗河下游河道开阔，水流平缓，上埃及的船只可顺流漂浮而下，下埃及的船只则可扬起风帆，利用兴盛的北风顺利航行。所以依托尼罗河水道，早期上、下埃及各个绿洲间的联系已很紧密，这也成为古埃及较早完成统一的重要原因。金字塔的建成也得益于尼罗河将巨大的石块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工地附近。
而雨热同期的长江流域常在夏秋季节暴发滔天洪水，汛期长达半年，且水量是尼罗河的十余倍，水势十分浩大，即使较大的支流也会令先民望而却步，更遑论干流。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史前时期，为避洪水，长江流域的先民大多只能居住在人力相对可控的一级支流甚至二、三级支流附近，并且不遗余力地修建防洪疏导工程。所以，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散落各处，上、中、下游的史前文明相对独立发展，各地的水利工程建设也都侧重于防洪。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开始在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中发掘水坝遗址一塘山遗址。从2009年起，10条水坝遗址陆续出土，它们与塘山遗址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水利系统。2015年7月一2016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对这些水坝进行了碳14检测，结果显示，这些水坝的修筑时间都在距今4 700~5100年，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中国的水利史通常被认为始于约4000年前的“大禹治水”的传说,良渚水利系统的发现是古代水利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与埃及和两河流域早期文明以渠道、水窖等以引水为主要目的的水利系统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湿地农业文明和旱作农业文明在水管理系统上不同的特征”。
长江流域持续不断的防洪疏导水利工程的建设，形成了因势利导的水利工程传统。春秋时期，长江流域的云梦通渠、巢肥运河、胥溪、胥浦、百尺渎、古江南运河、邗沟及荷水等运河工程，都充分利用了天然河道，再辅以开凿、连接和整治。
战国之前，岷江在灌县（今都江堰市）附近由山地进入成都平原后，浑浊的江水流速骤减，导致泥沙沉积、河床淤塞，形成地上悬河，常发洪涝灾害。战国后期（约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通过实地考察，在岷江江心筑分水堤，分出岷江四成江水，形成内江，充分利用成都平原由西北向东南彳顷斜的地理条件，引内江水经凿开的玉垒山缺口（宝瓶口）流出，之后顺势向东及东南流淌，分成多条河流，各条河流又再分为无数沟渠，构成细密的灌溉网络，在减少西边外江（原岷江河道）水患的同时，还保证了东边内江水网区域的灌溉。此外，李冰还在分水堤中段建飞沙堰，阻挡洪水和泥沙，进一步控制内江的进水流量和泥沙。最终，人为分出的内江各支流又在彭山江口回归岷江，继续南流。
免除洪涝之忧、又得灌溉之便的成都平原，迅速崛起成为秦国统一天下的粮仓，加速了古代中国首次统一局面的到来。集防洪、灌溉和水运于一体的都江堰工程在历代人民的养护与整修之下延存至今，成为全世界历史最悠久且唯一使用至今、保存完整的无坝引水大型水利工程，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于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秦灭六国后，又在征讨岭南百越的过程中，通过科学选址，巧妙运用海拔差，开凿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
长江虽然水量巨大，但就历史时期而言，长江洪水的泛滥程度远不及黄河。黄河虽然降水量不大（大部分地区降水量为200~650毫米，平均年降水量为476毫米），年平均入海水量为580亿立方米（1919年7月—1975年6月），仅为长江的6%，但其降水的季节性较长江更为明显（70%集中在6—9月），加之支流、湖泊数量远少于长江，故洪涝灾害的发生频率更高。并且，黄河流经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堆积区一黄土高原，气候的渐趋变冷和人类对黄土高原植被的持续破坏，致使黄河的多年平均含沙量达到37.8公斤/立方米，年平均输沙量达到16亿吨（1919—1960年），是长江的77倍多，远超含沙量第二的美国科罗拉多河（含沙量为27.5公斤/立方米、年平均输沙量为1.36亿吨）。
黄河挟带的泥沙仅有1/4能入海，其余堆积在下游河道，极大地抬高了黄河下游水位，使其逐渐成为地上悬河（一般高出两岸地面3~5米，最高达10米），极大地增加了决口、改道的概率，这也成为黄河洪涝灾害较长江为甚的重要原因。故而在历史上，黄河上、中、下游水患不断，尤以下游的决口泛滥问题最为突出。据统计，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黄河下游决口1500余次,改道26次，曾出现过7个入海口，北至津沽，南达淮河，形成25万平方千米的黄泛区。
此外，因降水的年际差异巨大，黄河流域的旱灾也十分严重，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1944年，有历史记载的旱灾高达1070次。而长江流域在公元前185年至公元1911年，发生了大小洪灾200余次，平均每10年发生一次洪灾，这较黄河水患为轻，但近代也增加到3~5年1次；全流域的旱灾极为罕见，以季节性的区域旱灾为主，其中面积较大的干旱平均每两三年发生一次，上游较中、下游显著。
另外，不同于黄河下游成为几乎无支流汇入的地上悬河，长江中下游分布众多的湖泊（约21000平方千米，占长江流域湖泊总面积的97.8%）极大地调节了长江干流水量，大大削弱了洪旱灾害的影响。这也是长江取代黄河，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并供养更多人口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江各世纪洪水情况统计（《长江文明》插图）
北纬30度线附近最早诞生的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及印度河文明，起初都是在各自区域内的相对封闭区间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后，随着其与流域内各地相互间的联系的加强，上述流域开始呈现出相对一致的文化面貌。但随着文明程度和交通能力的提高，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给原生文明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那就是周边落后族群的觊觎。
例如，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人率先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苏美尔文明。各城邦经过数百年的交融，于公元前24世纪中期形成了统一的苏美尔国家，但其旋即在公元前24世纪末期被北部的阿卡德王国占领，两河流域由此形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帝国——阿卡德帝国。阿卡德帝国的政权并不稳固，不到两个世纪就为东邻库提人所灭。此后，两河流域又经历了苏美尔的短暂复兴，依蓝人和阿摩列伊人的占领，巴比伦王国的再度统一，亚述人的占领……最终在公元前539年，新巴比伦王国为新兴的波斯帝国所灭。创造了灿烂早期文明的两河流域，正因先进与富足，以及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成为古代中东各民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文明竞技场，几起几落，最终无法阻止文明的中断。
再如，两河流域东面的印度河流域也很早就遭到北方游牧民族雅利安人的持续军事打击和最终占领，古印度文明早早中断，并在雅利安人的主导下开启了新的文明进程。
尼罗河文明的先民保持了较长时间的主体民族地位。尼罗河下游的埃及现今是亚、非、欧的交通要道，但从古代的外部交通环境来看：尼罗河下游流域两岸不远处都是沙漠地带（东为阿拉伯沙漠，西为利比亚沙漠）,南部是努比亚沙漠和尼罗河第一瀑布，北部则是三角洲地区没有港湾的海岸。在交通条件有限的人类早期文明时代，古埃及人就在这片封闭的带状河谷两侧演绎着分分合合的历史故事。公元前4000-前332年，古埃及共经历了前王朝、早王朝、古王国、第一中间期、中王国、第二中间期、新王国、第三中间期、后王朝等9个时期的31个王朝的统治。
在此期间，古埃及的势力曾越过西奈半岛，拓展至迦南平原，古埃及也曾短暂遭受过南邻努比亚人和来自西亚的喜克索斯人和亚述人的占领，但其主体民族一直是身材矮瘦、黑发笔直、眼窝深陷、略微有些鹰钩鼻的古埃及原住民。然而，自古埃及于公元前525年被波斯帝国占领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不同，尼罗河下游的埃及不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而是一个连接亚、非、欧的战略要地。此后的古埃及只在100余年后趁波斯内乱之机短暂复国，但很快又被并入波斯帝国。至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入主埃及，希腊语成为埃及的官方语言，埃及逐渐融入了希腊化的世界，古埃及文明逐渐被外来文明取代，原住民也逐渐搬离世居之地，被阿拉伯人替代。
长江流域所处的东亚地区的地形较为封闭，因流域内部交通不便，上游（巴蜀）、中游（荆楚）、下游（吴越）居民的活动区域相对固定。汉唐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通状况的改变，长江流域内外的族群交流日渐增多，各区域文化皆以开放的态度吸纳异质文明的养分，并源源不断地输出自身文化。在不断地吸纳与输出文化的过程中，长江流域在保持各地区域文化特色的同时，融入中华文化的海洋，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重要一支。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长江曾多次回护中华文明，使其绵延不绝。
长江文明的考古成果
学界以金属工具、文字和城市的出现作为步入文明门槛的标志。但具体而言，每个文明或多或少都会具备一些技术上和艺术上的特点，存在可以凸显自身个性的文明标志。比如，尼罗河下游的金字塔、木乃伊和象形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泥板和印章（平印和滚印），印度河流域规划严整、给排水系统完善的早期城市，黄河流域的青铜器和甲骨文。而最能代表长江流域早期文明水平的标志当属玉器。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玉石制品，在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遗址中均有体现，其中，良渚文化的玉器制作及玉文化最具代表性。
目前已知，早在7000年前，长江下游的河姆渡先民便用萤石（颜色鲜艳，部分可发出荧光，类似玉石）制作装饰品。6000年前，崧泽先民已懂得采用闪玉。在时代相当的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中，部分玉璜的外缘已出现锯齿状纹饰，浮雕人面形的小佩饰及人形圆雕已经出现，玉器制作趋于精细，器形也极为规整。后续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沿袭了大溪文化的玉器制作传统，以精巧玲珑的小件玉器为主，较多为人面形玉饰。
长江流域史前玉文化的巅峰出现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在良渚文化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雄厚的经济基础（稻作农业）支撑起规模巨大的早期中心城市建设，催生了日益增多的手工业门类，玉器的制作也更加专业化。良渚玉器不仅种类繁多、制作精美，而且已经超出了原始宗教信仰的范畴，与政权建设和大型礼制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出现成组的玉礼器，标识着拥有者的身份、等级和地位，彰显了聚落的等级和规模。
良渚文化的玉器种类繁多，有玉釜、钺、纺轮、璧、琮、璜、瑗、环、玦、珠、管、觹、锥、笄、坠、带钩、镯及玉鸟、蝉、蛙、鱼等象生器，类别多达二三十种。其中，琮、冠形器、杖首饰等为良渚文化首创，镯、锥形器、冠形器和三叉形器这4种玉器的数量较多。另外，璜、管、锥形坠、玦及各种串饰、端饰等也较常见。
良渚文化的玉器具有明显的身份标识功能，绝大多数出土于高等级墓地，由专业治玉工匠制作，用料和雕饰都很精美，而平民的随葬品只能是制作简单的小型玉器。据学者统计，“良渚遗址群和寺墩遗址就占有良渚文化目前发现约2/3的玉器，其他地区的众多遗址仅占有约1/3的玉器”。良渚遗址群出土的玉器数量最多，器型也最为齐全，这表明了其文明中心地位，玉器无疑体现出了良渚文化的文明模式。
为保障社会组织结构的稳定和运转，良渚人制作了一系列的成组玉礼器。良渚文化的高级墓葬经常出土钺、琮、璧的成组玉礼器，这可能是墓主集军权、神权、财权于一体的象征。其中的琮是成组玉礼器的核心，故较其他玉器制作更复杂、体量更大、数量也更多。“自始至终体现神像或表现神像图案的只有琮，神像是琮结构的必要内容。反山M12：98大琮充分体现了琮的结构、琮和神像之间的关系”。
反山M12：98大琮（《长江文明》插图）
体形硕大、玉质上佳、雕琢精美的反山M12：98大琮，是良渚人天地宇宙观的象征。其内圆外方代表天地，中间贯穿上下的射孔则构成了通道、主柱和旋转的中轴。琮通过四面四角的二方连续纹样布列，产生动态的旋转效果。其直槽上的八幅神像和折角上的四幅神像共同构成一幅由神人和神兽组合而成的复合像，雕刻复杂精美，上部的神人头戴羽冠，身披铠甲，中部为一圆眼獠牙的兽面，下部则是飞鸟的利爪，显得十分威严神圣，其简化图案和鸟纹的搭配不仅在构图上起到了体现完整规则、繁而不乱的作用，在主题上也更加突出了“贯通天地”的意识，凸显了良渚人对天、地、人交融和谐的追求。反山M12：98大琮的主人应该是负责与天、地、神相通的大巫师。良渚文化的玉器，构成了长江流域有别于北纬30度线附近其他大河文明起源的个性模式。
反山M12：98大琮神人兽面相的图像解读（《长江文明》插图）
另就通行的三大文明标志而言，新石器时代末期（即“铜石并用时代”，距今4000年~5500年）的长江流域诸文化也已发现除文字之外的另外两大文明标志。
在这一时期，考古工作者目前仅在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早、中期遗址群中发现了铜制品和原料，但出土的铜器材料相当集中且数量较多，与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的十余处遗址已出土的铜器材料相比，石家河遗址群的发现更为突出，表明其冶铜工艺由来已久，应产生于石家河文化之前。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史前城址的发掘成果十分丰富且优异，最为人熟知者如上游的三星堆城址、中游的城头山城址和下游的良渚古城等，其中长江中游已发现20多处大小史前城址，其城址的诞生（如距今超过6000年的“中国第一城”——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文化城址）、城址群的出现以及中心城址的显现都较黄河中游更早。
至于长江下游刚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良渚古城，综合其巨大的规模、完整的都城结构和外围水利工程、遗址内居民明确的社会阶层分化、成套玉礼器，以及距其不远的余杭南湖发现的一批近似文字的陶器刻划符号等，可确认其已是一座典型的早期城市气它标志着长江流域早期城市和地域国家雏形的诞生。
作者丨冯天瑜、马志亮、丁援
摘编丨徐悦东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