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文化苦旅第二十篇,巴金散文大全集

在今天的分享开始之前，看到有同学提问说，需不需要做笔记。在这里李老师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这个读好书系列其实是一个引子，如果你听完之后对这本书有兴趣了，这才是这个活动真正的意义。

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今天的《文化苦旅》。

谈这本书之前，绕不过去的就是它的作者——余秋雨，“怎样评价余秋雨？”

其实这个话是轮不到我们来说，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水平是什么样的高度，学术界的争吵跟我们没有关系，这绝对是一位值得我们仰望的大师。

有一个对余秋雨的评价，我觉得还是很客观的：

余秋雨的文章，被称为“学者散文”。

在大众视野下，余秋雨的定位更应该是文化明星，而不是散文家、学术家，用当下时髦的说法，叫做公知，横向对比，则是上个世纪末的“网红”，有点像易中天，甚至张绍忠。

但无论是张局座还是易中天先生，都没有像余秋雨一样，在长达十年左右时间内，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所以余秋雨所引发的热潮，又往往被称作最后一波文化热。

“网红”对于文化学者而言其实是有一些贬义的。我还挑选了一些可以界定余秋雨文章的名家评价：

余秋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又一次唤醒了。或者说，他重铸了唐宋八大家诗化地思索天下的灵魂。

——白先勇

这个时代是大争议出大成就，我们有幸就遇到了一批大人物。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得风气，开生面。他的有关文化研究蹈大方，出新裁。他无疑拓展了当今文学的天空，贡献巨大。这样的人才百年难得，历史将会敬重。

——贾平凹

北京有年轻人为了调侃我，说浙江人不会写文章。就算我不会，但浙江人里还有鲁迅和余秋雨。

——金庸

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钟书之后，出了余秋雨。

——余光中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不管你喜不喜欢，你觉得他有没有文化，余秋雨以及他的《文化苦旅》真的成为了当代汉语中可以竖立在历史之中的符号。

在新版小叙中，余秋雨先生自己总结了这本书这么多年以来取得的成就：

全国中学教师推荐次数极多的课外读物之一

三十年来影响大的一本文学书

中国家长邮寄给子女多的一本书

影响全球三代华人的文化价值观

值得全家人一读再读的经典之作

多篇文章入选中学课本：

《信客》《都江堰》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初中课本

《道士塔》《莫高窟》入选北京市高中语文课本

出版近1年后，再掀文化热，全新收录新作《文化之痛》等6篇文章！

20年持续畅销千万册，版权到期后合法渠道脱销近5年，盗版猖獗销售2亿册。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什么？很多同学问我这本书好不好看，写的是什么，这个没办法用一两句话说清楚，先来说这本书本身的一些小小的苦难历程吧：

也许是沾了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杂志的光吧，《文化苦旅》一开始兆头不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七家著名出版社和海外出版公司都寄来过出版约请，但不知怎么一来，我竟然被一位专程远道而来的组稿编辑特别谦恭忠厚的口气所感动，把文稿交给了他所在的外省的一家小出版社。

结果是，半年后来信说部分稿件在“审阅”过程中被丢失要我补写，补写稿寄去整整一年多之后他们又发现我的文章并不都是轻松的游记，很难成为在每个旅游点兜售的小册子，因此决定大幅度删改后付印，并把这个消息兴高采烈地写信告诉我。

当时我远在国外讲学，幸亏《收获》副主编李小林女士风闻后急忙去电话强令他们停止付印，把原稿全部寄回。寄回来的原稿已被改划得不成样子，难以卒读，我几次想把它投入火炉，又幸亏知识出版社的王国伟先生、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陈先法先生、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鲁萍小姐都有心救活它，最后由王国伟先生雇人重新清理抄写使之恢复原样，纔使这本书死里逃生。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余秋雨在文化散文中的文字风格，那就是“霸气！”

这个霸气体现在哪？跟大家分享《沙原隐泉》里的一段话：

刚刚登上山脊时，已发现山脚下尚有异相，舍不得一眼看全。待放眼鸟瞰一过，此时才敢仔细端详。那分明是一弯清泉，横卧山底。动用哪一个藻饰词汇，都会是对它的亵渎。只觉它来得莽撞，来得怪异，安安静静地躲坐在本不该有它的地方，让人的眼睛看了很久还不大能够适应。再年轻的旅行者，也会像一位年迈慈父责斥自己深深钟爱的女儿一般，道一声：你怎么也跑到这里！

看这一段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矛盾？矛盾在哪儿呢？这样矛盾的语言是为什么呢？

一下子就让人想到了《原版初序》里的一段话，只有读懂这段话，后面我们即将分享的两篇文章你才能读的进去。

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象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仁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滩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我已经料到，写出来的会是一些无法统一风格、无法划定体裁的奇怪篇什。

当一个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当他不能压制自己的思想，而把这些转换成文字流淌出来的时候，这就是好文章的源起。

在文章中，他“放达的笔”其实写了很多：

写边塞：

“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亦文亦武，文韬武略。

写中华：

“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来船往的乐土 ；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也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

可大可小，有全景有细节，胸中有丘壑。

写西湖：

“它贮积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

抽象又具体。

……

在书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放达的笔”作用是什么，是为了记录他“负重的灵魂”，《文化苦旅》所有的字都集中在哪一个最大的氛围上？“苦”。

如果大家愿意听由一篇文章引申出一篇历史的故事，那我今天不妨就带着大家讲这样的一个故事，《道士塔》。

先来看一个书评：

第一次知道“敦煌”这两个字，是看了余秋雨写的莫高窟和道士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莫高窟里的那几句：“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放达的笔”。

《道士塔》的开端就是从道士说起的，道士叫王圆箓，在新版的《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先生这样描述：

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下长长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王圆箓既是小个子，又是小人物。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随处可以见到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在甘肃当过兵，后来为了谋生做了道士。几经转折，当了敦煌莫高窟的家。

中国有一句话，造化弄人。他是一个文盲，什么都不懂，但是他却守着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宝库。

曾经看过一句书评，觉得特别同意：

王道士是有个人有宗教情感的。

他是有宗教情感的，但他是没文化的。在《道士塔》里，余先生的的描述是这样的。敦煌壁画是中国的国宝，是我们文化的源起。我们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到守着中国文化命脉的人每天在做什么：

“他经常出去化缘，得到一些钱后，就找来一些很不高明的当地工匠，先用草刷蘸上石灰把精美的古代壁画刷去，再抡起铁锤把塑像打毁，用泥巴堆起灵官之类，因为他是道士。但他又想到这里毕竟是佛教场所，于是再让那些工匠用石灰把下寺的墙壁刷白，绘上唐代玄奘到西天取经的故事。他四处打量，觉得一个个洞窟太憋气了，便要工匠们把它们打通。大片的壁画很快灰飞烟灭，成了走道。做完这些事，他又去化缘，准备继续刷，继续砸，继续堆，继续画。”

如果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越努力在敦煌做这些事情，越是对文化的毁灭。作者说：

这些记述的语气都很平静，但我每次读到，脑海里也总像被刷了石灰一般，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些草刷和铁锤。

“住手！”我在心底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脸困惑不解。我甚至想低声下气地恳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有人评价余秋雨加入个人感情的渲染，让人觉得极其虚假。我觉得当我真正站在敦煌的前面，看到这些被毁坏的东西之后，我的内心也会是这样。

但是王道士出名是因为他发现了藏经洞：

王道士完全不明白，此刻，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而且，从这一天开始，他的实际地位已经直蹿而上，比世界上很多著名博物馆馆长还高。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

他随手拿了几个经卷到知县那里鉴定，知县又拿给其他官员看。官员中有些人知道一点轻重，建议运到省城，却又心疼运费，便要求原地封存。在这个过程中，消息已经传开，有些经卷已经流出，引起了在新疆的一些外国人士的注意。

这个消息最开始是被外国人知道的，被外国人知道这个消息的分量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不管你同意余秋雨的观点也好，不同意也好，下面这句话才是我们今天将这本书的关键：

阅读，是让我们去更多的阅读。更多的发现。更多的思考。

接下来这几段话是发现藏经洞的另外一个版本，是对王圆箓的另一种评价。

发现了藏经洞，并没有给王圆箓他们带来好处。那些宗教的经典，传统的四书五经，经史子集，官方和私人的文书，户口，账本等等很多第一手的资料。人们普遍的见字而敬，见书而畏。这些东西珍贵是珍贵，到了王圆箓的手里，他不知道能拿来做些什么，或者，这和王圆箓自身不识字有关。

他决定，挑选一些佛经写卷和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士大夫，包括当时敦煌县长汪宗瀚。大概是为了换点钱生活，这样就用不着四处化缘。可惜，没有人对他送的这些“奇怪”的经书感兴趣。那个曾经是王圆箓当兵时的上司，驻扎在酒泉的满族官员廷栋，看了经书，觉得这些写经的书法还没有自己的好啊。

县长汪宗瀚送了一批给负责全省考试工作的甘肃学政叶昌炽，这位进士出身的官员隐约感觉到这批经书的价值，建议甘肃蕃台把藏经洞里的东西送到省府兰州保存，换来蕃台衙门的回应是：“没有经费！”

酒泉距离藏经洞大概三百公里，今天坐火车过去两三个小时，而敦煌距离藏经洞不过二十公里，如果学政叶昌炽或县长汪宗瀚亲自去看一眼藏经洞，就没斯坦因什么事儿了。

如果，如果，哪有这么多如果。真去看了，又能都救活那些经卷？

自发现藏经洞七八年以来，这堆“残书故纸”并没有给他带来了什么好运。不仅没带来什么，甘肃蕃台政府还责令王道士代为看管，至于看管的经费，一分钱也没出。

这就是在外国人来到藏经洞之前，王圆箓所经历的一切。

余秋雨先生说，如果你想读懂王道士，读懂藏经洞在中国的历史里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那你一定要离开敦煌，整个中国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当时，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等列强，正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着一场考古探险的大拼搏。这个态势，与它们瓜分整个中国的企图紧紧相连。因此，我们应该稍稍离开莫高窟一会儿，看一看全局。

就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前几天，在北京，英、德、法、俄、美等外交使团又一次集体向清政府递交照会，要求严惩义和团。恰恰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当天，列强决定联合出兵——这就是后来攻陷北京，迫使朝廷外逃，最终又迫使中国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八国联军”。

时间，怎么会这么巧？

好像是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里的一个决定，立即刺痛了一个庞大机体的神经系统。于是，西北沙漠中一个洞穴的门，霎时打开了。

更巧的是，仅仅在几个月前，甲骨文也被发现了。

我想，藏经洞与甲骨文一样，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必须猛然出现在这个民族即将失去自信的时刻。

即使是巧合，也是一种伟大的巧合。

当八国联军在北京向我们一步一步逼近的时候，是不是冥冥之中有这样一种力量，触动了这样的一块地方，让藏经洞暴露在大众面前。

遗憾的是，中国学者不能像解读甲骨文一样解读藏经洞了，因为那里的经卷已被悄悄转移。

藏经洞里的东西丢到哪里去了？这时候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另外一个人了——斯坦因。

他是第一个发现藏经洞里有巨大财富的外国人，但是因为不懂中文，所以抢走的并不是最珍贵的那一批，我节选的这一段就是斯坦因是如何把这些东西“带走”，中国人又是怎么看着他带走的：

斯坦因终于取得了九千多个经卷、五百多幅绘画，打包装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时间。最后打成了二十九个大木箱，原先带来的那些骆驼和马匹不够用了，又雇来了五辆大车，每辆都拴上三匹马来拉。

那是一个黄昏，车队启动了。王圆箓站在路边，恭敬相送。斯坦因“购买”这二十九个大木箱的稀世文物，所支付给王圆箓的全部价钱，我一直不忍心写出来，此刻却不能不说一说了。那就是，三十英镑！但是，这点钱对王圆箓来说，毕竟比他平时到荒村野郊去化缘来的，多得多了。因此，他认为这位“斯大人”是“布施者”。

斯坦因向他招过手，抬起头来看看天色。

一位年轻诗人写道，斯坦因看到的，是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

问题是，当我们隔过了多少年的时光，回过头去，才能看懂的时候，余秋雨在这里把自己加了进去：

我忍不住要喊，我忍不住要跳出来，跳过多年的时空，要站在这块地上，对斯坦因说请你不要把这些东西运走，他说自己能不能侥幸真的说服他让这些东西留下。不走之后又能怎样？

我假装没有看见，只用眼角余光默送他和蒋孝琬慢慢远去，终于消失在黛褐色的山丘后面。然后，我再回过身来。

长长一排车队，全都停在苍茫夜色里，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该去何方？

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场。

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在黑夜里嗥叫。

很多人批评余秋雨滥抒情，假。但是孩子们，我给大家补充一点资料。余秋雨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没有讲到的更多的是这样一个背景：

清政府大概是明白了这批文物的价值。1909年冬天，下令押送藏经洞余下的经书进京，用草席草草遮盖的经书，从敦煌到北京两百多公里的路程，一路都有经卷的丢失。一些负责押送的官员，直接把车推到了自己的家里，先挑选一些精美的经卷出来私藏。

“被朝廷发现了怎么办呢？”他们心里想着。干脆把经卷撕为两半，这样即便是追究责任也能混过去。想完发出了酸涩的笑声。

之后流失的文物，可以开出一份清单：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敦煌，粘走壁画26方，取走唐代彩塑一尊；俄国人奥登堡拿走三百件敦煌文物；日本一个考察队购得四百件。没有被历史记载的，不知道还有多少。

人们总结：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最秘，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

你甚至没有办法去调查，究竟有多少东西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余秋雨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提到的一首诗是年轻的诗人李晓桦，诗是写给下令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英法联军领袖）的：

我佩服你

——额尔金勋爵

你敢于发布这样的命令

把古老东方的京都投进熊熊大火

在每片飞灰上写下你的姓氏

扬遍全世界的每处角落

在每寸焦土里埋下你的名字

和野草岁岁生长

我不佩服你

——额尔金勋爵

你根本没有敌手

没有敌手却建树功勋的英雄

比拼*中倒下的战败者还耻辱

焚烧一座没有抵抗的园林

践踏一片不会说话的土地

那是小孩子的手都能胜任的

何用军人的膂力

但你毕竟以你的壮举

给你的后裔们留下

足以在餐桌上大嚼永远的威名

给你民族发黄的编年史

订上火光闪闪的骄傲的一页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我更希望

你以军人的身份再生

当然我决不会用原子武器

对你那单发的火枪

像你用重炮摧毁冷兵器

我希望你是

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人

你会满意的

你的对手不再是猛勇而愚钝的

僧格林沁

读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心里疼的不行。

我们没有资格去谴责王道士，在当时，如果你们看一看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并不课本上学到的历史那么简单。这是一帮中国的流民，他们进去也是去抢东西，甚至火烧圆明园的火种还是中国人提供的。

回过头来再看余秋雨的：

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场。

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在黑夜里嗥叫。

我们就能懂这样的情感一点都不矫情，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国家，没有人能有办法捍卫一个民族的尊严。

鲁迅先生在《谈所谓大内档案》有一句话，作为我们本篇分享的结束十分合适：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说的特别对，那么对于今天的你们来说，这样的一篇文章真的很值得读一读，为什么？我们说是飞天的后人。

我想，我们迟早要去拜访敦煌。不妨先认真读一读《道士塔》。

第二篇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黄州突围》，说到苏轼，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

台湾诗人余光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旅行，我不想跟李白，因为他不负责任，没有现实感；我也不想跟杜甫，因为他太苦哈哈，恐怕太严肃；而苏东坡就很好，他很有趣，我们可以做很好的朋友。”

这张图是清华附小的一个研究：

运气好的时候，苏轼担任过皇帝日常生活的秘书、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国家级院士，负责为皇帝起草文件。

运气差的时候，苏轼被贬成县级民间自卫队的副队长，或者天边蛮荒小岛上的八品小官。官场过山车，惊险又刺激，也怪不得他有那么多的灵感，写出那么好的作品。

这些都是比较轻松的风格，但是余秋雨的《黄州突围》，没有这种调侃的语言，一开始就是：

这便是黄州赤壁，或者说是东坡赤壁。赭红色的陡坡直逼着浩荡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供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仰望。

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时间和空间的倒错，因此也就有了冥思的价值。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但是，这个僻远的黄州却给了他巨大的惊喜和震动，他甚至把黄州当做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文章的一开篇就已经让自己站在这里了。

在其中，余秋雨还描写了苏东坡被抓走时的场景：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

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苏东坡其实并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坚强，一路被贬一路高歌，谁一生还没有个脆弱和害怕的时候呢。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几度想投水自*，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

当然也很可能成，那么，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

苏东坡被抓起来之后在牢里被各种逼供，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想澄清自己，后来发现根本没有用，他被逼供的情景，连旁边一起被关的人说不忍卒视。

苏东坡当时只求一死，后来活下来。事情的还转是怎么发生的呢？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

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他的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

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

他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

最动情的是那位我们前文提到过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

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在这里，余秋雨先生做了一个评价，很有意思：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皇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有意无意地在验证着文化的感召力。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本来很揪心，但看到这里情不自禁地笑了。

书里用来两组形容词描述苏东坡：

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带头诬陷、调查、审问苏东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扬扬。有一天他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坡的情况。他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以为，对这么一个哄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崇政殿外一片静默。

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

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诬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 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将其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里对苏东坡不落井下石的高贵和苏轼本身的高贵，成就了这段历史事件。

除了高贵之外，就是苦。苏东坡出来之后，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我获罪以来，把自己封闭起来，每天穿着草鞋、划着船出去，跟樵夫、渔夫混在一起，喝醉酒的人就可以随便地推搡我，我自己很高兴，终于没人认识我了。但平生的亲友，再没有书信来，我给他们写信也没有回音，他们还都很庆幸没有被我连累。）

这是什么人，这是一生放达的苏东坡呀，讲到“月色入户，欣然起行”，你能想象到一个孤独到极致、门庭冷落至此的人，看到月光还能与我为伴的那种欣喜。如果你不了解这一段的背景，不了解这一段的故事，不了解他所处的地方，你就不能懂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心。

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

没人来信，去的信也无人回，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当你有一天真正懂孤独了，你就能读懂这阙词：

缺月挂疏桐 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 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 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 寂寞沙洲冷

你只有读懂了苏轼，你才能读懂这阙词里是怎样深深的绝望和悲哀。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

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述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溪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我们于是突然明白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今天给大家分享了《文化苦旅》中的两篇文章，最后想说的是虽然不一定要读这本书中所有的文章，但这本书特别适合作为一个引子，去引发你做更多的阅读。

《文化苦旅》真的是苦，文字，因为真，才会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