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巴金诞辰115周年纪念。《北京晚报》特邀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作家周立民撰文，追忆巴金晚年的身体状况和坚持不懈的创作。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中国作家、翻译家。巴金晚年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 晚年巴金 1983年2月3日上午摄于华东医院三楼病房 王子瑾 摄
当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遇上疾病
1980年4月11日，巴金在日本京都演讲《我和文学》曾雄心勃勃地宣布：“我制订五年计划，宣布要写八本书（其中包括两部长篇小说），翻译五卷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一年，巴金虚岁77岁，这个计划在复出文坛后，他说了好多次。要写的八本书中，一卷《创作回忆录》，已经完成；五卷《随想录》，当时已完成两卷；两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已经写了一个开头。长达百万字的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含前两卷）已出版，第三卷也开始翻译了……虽然五年内未必能完成，但是，依照过去巴金的写作速度、勤奋和高产，完成这个计划完全有望。
不过，对于写作者而言，除了知识、阅历、修养、专业技术外，身体条件也至关重要。过了古稀之年，巴金的身体状况并不乐观。在他访日的那一年前后各种征兆已经显现，很快，他就成为一名“病人”，而病魔首先要夺取的就是他手中的笔，在巴金最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一直在与病魔艰难地做着斗争。巴金是一位长寿老人，可是，疾病似乎一直追随着他。
年轻时体检，医生怀疑他有肺病，死亡的阴影很长一段时间都压在他的心头。1965年，他检查出有高血压倾向。1979年发现隐性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也是进入老年之后，困扰巴金的病。除此之外，巴金的健康状况尚好，甚至称得上强健，有他的那么多长篇巨制可以作证。友人萧乾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北海公园划船，他们这些比巴金年轻的朋友，都划不过巴金。可是，岁月不饶人，1980年春天访日归来，当年7月，他因为发烧住院十二天。工作过度劳累，加上年老体衰，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巴金的身体健康红灯频闪。他给友人信中也诉说了这种困扰：“这两三个月我的健康更差，毛病是衰老，动作迟钝，最糟的是手不灵活，写字很吃力。我需要休息和锻炼，但杂事仍多，因此虽然每天推拿，进步却不大。不过脑筋还管用，可以写点短文。”（巴金1982年3月14日致胡絜青信）
1982年这一年，巴金两度入院，都很痛苦，并大大地影响了写作。“近几月我生病，写字困难。四月底从杭州回上海，右背上生的皮脂囊肿因感染发炎化脓，相当狼狈，后来经过小手术，现已痊愈。”（巴金1982年6月17日致岛田恭子信）当年11月7日，他在家中不慎摔倒骨折，再度住院，一直住到次年5月14日才出院回家。1983年10月，第三次住院，为的是治疗帕金森氏症。那几年，巴金一直抱怨写字小、手抖、书写不流畅，其实是帕金森氏症在作怪。1983年腿部骨折出院后，发现这一症状加重了，后来到华东医院神经科就诊，确诊为中度帕金森氏症。这是影响巴金晚年写作的最重要的一个病症，从此巴金要长期治疗，用他自己的话讲，他成了一个靠药物延续生命的人。
写一个字也很吃力
巴金在他晚年名作《随想录》中，多次记录自己的病情、生病的心情和精神痛苦，五集《随想录》还有一集是以“病中集”命名，这些文字，让我们认识到作为病患者的巴金的形象。背部囊肿住院的那一次，让他体会到病人从生理到精神的烦恼：“在我的右背上忽然发现了囊肿，而且因感染发炎化脓，拖了一个月，终于动了小手术。把脓挤干净，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可是晚上睡在床上，我不知道该怎样躺才好，向左面翻身不行，朝右边翻身也不好。我的床上还铺着软垫，在它上面要翻个身不碰到伤口，实在不容易（对老人来说）。我刚刚翻过身躺下，以为照这个姿势可以安静地睡一阵子，没有想到一分钟才过去，我就觉得仿佛躺在针毡上面，又得朝原来方向翻回去。这样翻来翻去，关灯开灯，我疲劳不堪，有时索性下床，站在床前，心里越来越烦躁，一直无法安静下来。我想用全力保持心境的平静，但没有办法。工作、计划、人民、国家……都不能帮助我镇压心的烦躁和思想混乱。我这时才明白自己实在缺乏修养，而且自己平日追求的目标——言行一致现在也很难达到。在这短短的三四个钟头里，什么理想、什么志愿全消失了。我只有烦躁，只有恐惧。我忽然怀疑自己会不会发狂。”
▍ 大病出院后，巴金开始艰难地写作《随想录》
后来腿部骨折，巴金做了牵引，躺在床上不能动，更是苦不堪言，还有漫漫长夜中的噩梦：“我摔断了左腿，又受到所谓‘最保守、最保险’方法的治疗。考验并未结束，我也没有能好好地过关。在病床上，在噩梦中，我一直为私心杂念所苦恼。以后怎样活下去？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在好心的医生安排的‘牵引架’上两个月的生活中，在医院内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我受尽了回忆和噩梦的折磨，也不断地给陪伴我的亲属们增添麻烦和担心……我常常讲梦话，把梦景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有一次我女婿听见我在床上自言自语：‘结束了，一个悲剧……’几乎吓坏了他。”对于一个长期患病的老年病人而言，日常生活中的烦恼恐怕更多，出院后，1983年5月31日巴金给罗荪的信中说，自己已经成为“残疾人”：“我是十四日回家的，半个多月了。在医院里又拔了八颗牙齿，回来后仍吃半流质，所以精力差。现在写这短信，只是告诉你我的近况，也说明我并未忘记你们。我的痛苦在于：行动不便，写字吃力，已经成了残疾人了。”
帕金森氏症造成巴金手颤抖、肌肉无力、写作困难，这加重了他的精神焦虑。“起初圆珠笔或自来水笔真像有千斤的重量，写一个字也很吃力，每天只能勉强写上一百字光景。后来打了多种氨基酸，疗程还未结束，精神特别好，一坐下来往往可以写两三个小时。本来我试图一笔一画地一天写百把字来克服手指的颤抖，作为一种锻炼，自己心安理得，不想有一位老友看了我的字迹很难过，认为比我那小外孙女写的字还差。”笔有千斤重，最困难的时候每天只能写三四行，手稿上的字无力、歪斜，然而，内心中却燃烧着火焰，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作，巴金的焦灼、烦恼、痛苦甚至悲愤可想而知。
病人巴金的这种情绪，无形之中已经渗透到《随想录》的字里行间，成为《随想录》的总体风格的一部分。《随想录》是巴金的自省之书、反思之书，它有一位世纪老人对于自我和历史的清理、总结和沉思，但是，它不是一部学术著作，巴金是一位作家，他写的仍然是一部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形式多种多样，《随想录》历时八年，一篇篇写出，看似零散，其实有纵贯其中的思想和形象的，思想的核心是讲真话，而巴金创造出的一个重要形象则是一个遍体鳞伤的多病的老人，他在垂暮之年声嘶力竭地呼喊。这是巴金在《随想录》中所创造出的“自我”，这个自我非常清晰地出现在这部大书中。巴金是如何看这个“自我”，我们不妨从《随想录》中《大镜子》一篇中去体会：
说真话，面对镜子我并不感到愉快，因为在镜面上反映出来的“尊容”叫人担心：憔悴、衰老、皱纹多、嘴唇干瘪……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随时提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那么怎样办呢？但是我的书房里偏偏留着那面大镜子，每次走过它前面，我就看到自己那副“尊容”，既不神气，又无派头，连衣服也穿不整齐，真是生成劳碌命！还是规规矩矩地待在家里写吧，写吧。这是我给自己下的结论。
“我不是为了病中消遣才写出它们”
巴金没有屈服在可怕的病魔淫威之下，在他的晚年，以坚强的毅力完成了五卷《随想录》的写作，还续写了一本《再思录》，再加上之前完成的《创作回忆录》和给友朋的大量书信，虽然书写不便，然而，他写作的文字量也十分可观。他还整理旧作，抱病完成《巴金选集》（10卷）、《巴金全集》（26卷）、《巴金译文全集》（10卷）等作品集的编校工作。可以说，这是一位不屈的病人。在这些作品中，广为人知的是《随想录》，它被誉为一部“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内容丰富，可以有不同的读法，我们不妨从“疾病之隐喻”的角度来看这部书，相信也会有很多收获。
▍ 巴金晚年重要作品《随想录》
比如巴金屡屡谈到“伤痕”“后遗症”“噩梦”：“我也有数不清的内伤，正是它们损害了我的健康……”
“十年的灾难，给我留下一身的伤痕。不管我如何衰老，这创伤至今还像一根鞭子鞭策我带着分明的爱憎奔赴未来。”
“有人说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何必揪住不放。但是在不少人身上伤口今天仍在流血。”他用“伤痕”“流血”这些非常形象的说法，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之痛、精神之伤。他一己的病症也带有整体的隐喻性。整个《随想录》的写作，巴金苦口婆心地劝诫人们，要直面伤痕、不要“讳疾忌医”。在此，他还是用自己的经历来表达观点：在病床上总结这次退烧的经验，我不能不感谢我的妹妹和女儿。她们怀疑我生病、拉我去看病，似乎有意跟我过不去，我当初有点责怪她们多事，后来才明白，要不是她们逼我量体温，拉我上医院，我很可能坚持到感冒转成肺炎，病倒下来，匆匆忙忙地离开人世。在讨厌我的人看来，这大概是好事。但对我来说，这未免太愚蠢了。不承认自己发烧，又不肯设法退烧，这不仅是一件蠢事，而且是很危险的事。今后我决不再干这种事情，也劝告我的朋友们不要干这种事情。
巴金晚年提倡讲真话，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要面对真实的自我（真相），不要讳疾忌医，《随想录》中关于“病”的言谈，可谓多矣，其良苦用心正在于此。在巴金所使用的“疾病之隐喻”中，还有用自己的走向衰老，提醒我们防止精神上的“老化”。他希望一个人和国家都需要青春的勇气、思想的活力和开放的胸襟。他说：“老并不值得骄傲，倒值得我们警惕。拿我个人来说，我有不少雄心壮志，可是我没有够多的精力。我老了，摆老资格也没有用，我必须向年轻人学习，或者让位给年轻人。这就是自然的规律。”
▍ 大病之后，巴金奋力写出的文字《随想录》，图为手稿之一
仔细想一想，在不同的时代，巴金总能站在它的制高点上，与他这种心态和境界恐怕不无关系。个人如此，国家和民族同样需要“新的血液”。巴金一再强调，《随想录》是作为留给后代的“遗嘱”而写的，他说：“我不是为了病中消遣才写出它们；我发表它们也并不是在装饰自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多病的老人清醒的反思意识和沉重的历史使命感。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也不能不追问：是什么，让一个老人、病人，不肯“安度晚年”，却投入了这样异常艰苦的“战斗”中？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周立民
监制:吴勇
编辑:李峥嵘 袁新雨
流程编辑：吴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