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薪火相传
葛亮出身世家，他的家族勾连着中国近现代许多历史。
太舅公是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叔公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祖父是著有《据几曾看》的艺术家葛康俞，他的家族朋友圈内还包括林风眠、王世襄等名家。
这一层又一层的光环，使他被外界赋予了“文坛贵二代”的标签。
“它象征着某种精神上的薪火相传，对于这个标签我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于葛亮而言，这是外界将他推介给读者的一种定义，更是他与祖辈之间的联系。
葛亮的祖父来自知识分子阶层，对自己的要求是成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40年代，于四川江津完成了他的著作，在其逝世后，通过王世襄等人的多方奔走下得以出版。
祖父走上艺术之路，且认为“艺术才是拯救之道”，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陈独秀先生，他在陈独秀先生身上看到了作为政治家最让人心痛的一面，这使他终生与政治绝缘。
“祖父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与时世之间有交叠，同时也有距离，他认为这样对自己的研究，或者对学问来说，有一个更好的状态。”
在某种层面，祖父是葛亮一个非常重要的楷模。
祖父评画时的“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迄，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对葛亮的影响很大，并不仅仅是艺术与日常的结合，而是体味时代的面向。
而相比起祖父，外祖父要更为亲近一些，许是更接近时世的缘故。
他的外祖父出身商贾世家，年少时便跟随父母走南闯北做生意，经历了诸多风雨，在葛亮眼中，外公“是一个朴素、平和的老人”。
在葛亮小时候，外公常带他去看电影。
有一次看完电影，回去的路上，外公用自行车推着他，夕阳照在外公的中山装上，大概一时兴起，外公突然唱起《雨中曲》，葛亮才突然意识到，外公并非如他所看到的那般，他的一生必然凝聚着太多的跌宕起伏。
祖父与外祖父对葛亮的影响都不可估量，他们身上各自带着所处时代的印迹，不论是作为学者，内心的一种对于学问的精进以及坚持；还是作为商人，在飘荡的时世里怎样表达自己的内心，与时代和解，握手言和。
葛亮认为，“当下对我们每个人是有意义的，不但代表着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立场，一种看待生活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对我们现在来说仍有借鉴意义”。
葛亮父亲学的是俄语，导致他早期的阅读习惯与同龄人相差甚远，看过的俄国大部头小说，像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尽其数。
“当时因为年幼，有些抗拒阅读如此厚重的小说。但也正是这些作品，建立了我对文学格局感最初的认知。至今想来，很感谢我的家人。”
“南京是创作的温床，香港是一座磁场”
葛亮是在南京大学读完本科的，大学毕业后，到香港大学读研和博期间才开始写作。博士毕业后，留在香港的高校任教。
“是故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比起功利的世界，他更喜欢待在校园，觉得“能一辈子待在学校，是最幸福的”。
研究生毕业后，他在某香港资深出版社工作了半年，后来发现，这与他的职业理想尚有距离，于是又回到香港大学继续读博深造，一心一意研究文学。
如果不是香港，也许他不会成为一名作家。
南京是一座有着文化积淀且历史感非常厚重的城市，古典气质可以延存当下。吴敬梓先生在《儒林外史》中用“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来形容南京。
葛亮认为，“烟水气”是一种生活态度。
在南京的时候，葛亮并没有写作的冲动，或者说，没有一种能够形成对照或者冲击的东西点燃他内心的写作*。
千禧年那个温暖的冬天，他穿着呢子大衣从南京到香港，抵达香港之后，对面的人却穿着短裤，和南京有着很大的反差，这让他觉得自己“好像到了另外一个环境”。
这对葛亮来说，意义重大。“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它跟我的故乡之间反差感，会触动我去写我的故乡”。
香港是一座交杂性的城市，有着多元的标签，对他的冲击很大，这种撞击感使得他重新回望故乡，曾经的生活以及生长的城市。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在开始写作的时候，无论是早期的个人经历还是阅读经验，都会像血液一样融汇进你的身体当中。”
在接受有书采访的时候，他曾说：“南京是我创作的温床，香港更像是一座磁场。”两座城市的相辅相成，让葛亮内心曾埋下的写作种子生根发芽。
港大是香港岛上的另一个岛，一个真正可以说得上无车马喧的清静之地，在那里，他开始握起手中的笔，走上了写作之路。
他写日常生活的写照，写电影，看完了基耶斯洛夫斯基、法斯宾德、大卫·林奇，终觉得不够过瘾，转向短篇小说，《谜鸦》就是那个时候写出来的，再后来，他开始写长篇。
担任高校副教授之后，葛亮的工作非常繁忙。
为此，他花了10年的时间去平衡写作与教学两者的关系，将大量的写作时间挪到了暑假，平常的时间他会用来写其他的作品，比如散文，短篇小说，或者专栏文章。
葛亮说，他不是一个灵感突至千言万言的作家。
写作对于他而言，不只是创作的作品，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沉淀之道，是日常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