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中葡萄牙的中文名字很多，如佛郎机、蒲都丽家、卢西达尼、大西洋、西洋、捕道倪、博尔都噶哑、波耳都欺、布路亚、葡萄牙等等，据统计有20余种称谓。中葡关系始于明代中叶，加之中葡澳门问题，有关葡萄牙的记载在明清档案文献中比较丰富。由于语言和地域的差异，明清时期的中国又近乎封闭状态，地理知识还相对贫乏，也就形成了对葡蓟牙的多种称谓，或者说这些因素是形成葡萄牙在中国文献中一国多名现象的主要原因。梳理出明清档案文献中对葡萄牙多种称谓产生的原因及其在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对研究中葡关系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依据明清中央政府档案及官修史书等文献资料，对葡萄牙的中文称谓统其大略，述其源流，论其演变，以就教于方家。
一
佛郎机，是11世纪末12世纪初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徒对欧洲人、西方的基督教徒的称呼。11世纪末，欧州的基督教徒在教皇的号召下向东进发，为了收复圣地耶路撒冷以上帝之名征讨伊斯兰世界。东征的成员大半是法兰克人（Francs）。法兰克人后来曾散居在今英、德、法、西班牙等地。地中海的阿拉伯人称其谓“Frangi”。佛郎机是见诸中国官方档案和史书中最早的对葡萄牙的称谓。16世纪初，葡萄牙人凭借海上优势来到东方，殖民主义的侵扰和掠夺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所到之处，硝矿刃铁，子女玉帛，公然市运，沿海乡村，被其*掠，莫敢奈何。”当时的中国并不知道这殖民者是何方人士，后称其为佛郎机。据说，在东南亚的国家贸易的阿拉伯人见葡萄牙人便称是为“Frangi”，汉译为佛郎机。中国人称葡萄牙人为佛郎机大概是从东南亚的伊斯兰教徒口中传过来。
可以肯定，在葡萄牙人人据澳门之前，中国官府已经称其佛郎机了，且是明代官方文献中使用的称谓。如崇祯元年（1628年），福建巡抚朱一冯在为禁洋船以弭盗源的题本中称：“海外有东西二洋，则[西]洋则占城最大，次暹罗，次爪哇，今为下港，其屑咬留吧即红夷。次真腊、次浮泥、次三佛斋、满刺加、苏门答刺、彭亨等国。东洋则吕宋今为狒狼机（佛郎机），次苏禄等国。贩西洋者利其珍也，贩东洋者利其矿也。”又，《明世宗实录》载：“海洋船有称佛郎机国接济使臣衣粮者。请以所赍番物，如例抽分。事下礼部，复言：佛郎机非朝贡之国，又侵夺邻封，犷悍违法，挟货迫市。假以接济为名，且夷情叵测，屯驻日久，疑有窥伺，宜敕镇巡等官亟逐之，毋令人境。”
《明史》专辟《佛郎机传》，有史学家对该传的史实曾提出一些怀疑，但佛郎机即指葡萄牙确是准确无误的，况《明史》的修纂曾依据了明代遗留下来的官府档案。《明史·吕宋传》载：”时佛郎机已并满剌加，益以吕宋，势愈强横行海外，遂据广东香山澳，筑城以居，与民互市而患复中于粤矣。”
佛郎机即指葡萄牙，这一称谓始于明代，清代初期也仍沿用。如顺治四年（1647年），“广督佟养甲疏言：佛郎机国人寓居濠境澳门与粤商互市，于明季已有历年，后因深入省会，遂饬禁止。请嗣后仍准番舶通市。”顺治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礼部尚书胡世安给皇帝的题本中称：“佛郎机国向不通贡，忽大舶突人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会议非例，寻退泊东莞南头，径造屋树栅，恃火铳以自固。”
至康熙初年，佛郎机一词已鲜见于官府公文，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法国人进呈给康熙皇帝的欧洲地图已称葡萄牙为“波尔都亚国”，而法国则被称为“拂郎济亚”、“拂郎祭国”。
二
大西洋、西洋，是由于明末清初时期人们对葡萄牙所处的地理位置的认识而产生的称谓，然而这种称谓几乎是贯穿在整个清代官方的档案和文献中。在明清档案文献中，大西洋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上泛指大西洋，今天所说的欧洲和非洲大西洋沿岸地区；狭义上专指葡萄牙。
以大西洋代指葡萄牙的称谓，在明代末年就出现了。万历九年（158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从澳门到广州，后至京师，自称大西洋人。礼部以为，《会典》上有西洋琐里，无大西洋，真伪不可知。然而利玛窦顺应中国的实际，传教获得朝廷的认可，便在中国居住下来。利玛窦擅长于历法，葡萄牙人在这方面也很擅长，朝廷也极力支持新法。人们以葡萄牙人居澳门，称居澳葡人为大西洋人，也就称葡萄牙为大西洋国或西洋国。
明天启四年（1624年），朝廷为抗击关外崛起的满族人，购葡人的大炮，招募葡兵。一位叫若望里亚的葡籍炮手在试炮时爆炸身亡，奉旨葬于京师。其中文墓志铭载：“奴酋作乱，失我辽左，于今五年矣！我所以御之者，莫如火攻，火攻之器，铳最良，铳之制造，西洋国最良；发铳之法，西洋国人最良。”可知此时，以西洋国称葡萄牙已经出现了。
正式把葡萄牙称为大西洋或西洋，应该是从清初康熙年间开始的。康熙四年（1665年）的几件满文档案都记载了以西洋指代葡萄牙的情形。广东总督陆崇俊在题本中称：“居住香山澳之西洋人，久住中国以交纳钱粮者有之，又西洋人私人交界地以往返行走者亦有之。”礼部尚书祁彻白在给皇帝的题本中，也多处出现以西洋指代葡萄牙。如：“汪汝望供，我于顺治八年独自从西洋来到香山澳，……。”康熙十七年，臣工们代康熙皇帝拟写的“敕西洋国王阿丰肃稿”中称：“皇帝敕谕西洋国王阿丰肃来琛修贡。藩服之常经，隆礼酬忠，朝廷之大典，屡陈丹悃，宜示褒嘉。”这是葡萄牙人贡时给其使臣带回的敕谕稿。
雍正时，皇帝的朱批和大臣奏折中，绝大多数也称葡萄牙为西洋国、大西洋国。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二十六日，两广总督孔毓殉在给皇帝的题本中写道：“窃照明广东省香山县属澳门，向有西洋人居住，臣到任后，委验形势，查点夷汉户口及西洋船只……。”
康雍之后直到清末，在官方档案中屡屡将葡萄牙称为大西洋国。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月十七日，在北京签定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里，中方使用国名为大清国，称葡方为大西洋国。条约开首称：“大清国大皇帝、大西洋国大君主，两国彼此友睦历有三百余年，因愿倍敦友谊俾永相安，曾于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二日，在大西洋国京都理斯波阿，两国派员会议节略四条。”这说明，在正式的外交交往中，清政府都使用大西洋国称谓葡萄牙。
晚清外务部档案中有这样一件照会：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初九日，葡国公使因病休假照会中国外务部大臣庆亲王奕勖。译文有；“大西洋国署理钦差全权大臣为照会事。”看来，直到清王朝终结的时候，仍以大西洋国指称葡萄牙。
三
葡萄牙（捕道倪、博尔都噶哑、波耳都亚、卢西达尼，蒲都丽家、布路亚）是（Portugal）音译。其中，较早出现在史籍中的是蒲都丽家（亦有作蒲丽都家）。《明史·佛郎机》载：“壕镜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先是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嘉庆十四年（1535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壕境，岁输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久之，其来益众。诸国人畏而避之，遂专为所据。四十四年伪称满刺加入贡，已改称蒲都丽家。守臣以闻，下部议，言必佛郎机假托，乃却之。”
在清代档案中，顺治十年礼科史书中出现了捕道倪之称。礼部尚书郎丘在给皇帝的题本中称：“二月十二日准抚臣批行布按司道详查，广东通志从无荷兰入广朝贡事实咨复到臣。该臣看得，荷兰僻居海外，红毛碧眼，匪易驯化。若从其时来贸易又与捕道倪构隙，政恐判服靡常，致生意外之变。查捕道倪即久住香山县濠镜澳之西洋种属也。”
康熙年间，佛郎机之称已不再使用，在称为大西洋、西洋的同时，也出现了波尔都亚的叫法。在康熙三十七年，法国传教士进呈皇帝的欧洲地图，葡萄牙称为波尔都亚国，并注明首都为“利西波纳”城（里斯本）而法国则称为拂郎济亚国。
雍正五年（1725年）葡王若望五世（O.JoaoV）派使臣致倌雍正皇帝祝贺雍正继位，葡使麦德乐在京城备受礼遇。内阁在登记这封信函时注明，“雍正五年博尔都雅国恭进原表”字样。这里译者将葡萄牙译作博尔都雅。
乾隆十八年（1753年）葡萄牙使臣来京师亦带有国王信函。该信函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背面贴有黄签：“乾隆十八年博尔都雅国恭进原表”。这里，内阁译成了“博尔都噶尔雅国”。在内阁代皇帝起草的“敕谕博尔都噶尔雅国王若瑟”的稿中称：“奉天承运，皇帝敕谕博尔都噶尔雅国王，览王奏并进方物，具见偶忱，洪惟我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恩覃九有光被万方”。
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广东巡抚苏昌在给皇帝的题本中恭报西洋贡使开船回国日期事时，称葡萄牙为波尔都噶尔亚。
乾隆时绘制的《坤舆全图》，将葡萄牙标为波尔杜瓦国。
到清朝末年，便直称葡国、葡萄牙了。光绪十四年三月初十日，军机处电报档载：“光绪十四年三月初十日奉旨：著派李鸿章令回葡国使臣互换约。余依议。钦此。”
光绪十五年十月初一日，军机处发闽浙总督电称：“同日收北洋大臣电，伦敦电葡萄牙国王薨，云伯拉甘萨公爵嗣立为王。”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一日，一份关于“开办葡萄牙分馆派员驻扎”的奏折稿中称：“承准外务部咨，以葡萄牙国通好立约已历年，所至上年修订商约交涉渐繁，拟请由出使法日国大臣兼使葡国。”
以上开列的有关葡萄牙的中文译名档案，仅是一小部分。书籍文献并来加更多援引，在此仅举一例；光绪六年编纂成的王之春的《清朝柔远记》，其中多处提及葡萄牙，说明文献中已广为使用这一称谓。
四
透过明清档案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到中国对葡萄牙的多种称谓大致分为三个系列：一个系列是佛郎机。这是由阿拉伯人或者说伊斯兰教徒对信奉天主教的一个叫“法兰克”（Francs）的日耳曼民族部落集团的称呼。宗教战争使阿拉伯人认为欧洲人恐怖，而称欧洲人、西方的基督徒为佛郎机（Frangi）。因阿拉伯人在东南亚做生意，当葡萄牙人到达果阿、马六甲时，阿拉伯人习称佛郎机（Frangi）来了。中国官府不知其详，听而信之，始称葡萄牙为佛郎机。第二个系列就是大西洋、西洋。这是由于葡萄牙所处的地理位置而来的。在这一点上，澳门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利玛窦自称西洋人，许多西洋传教士和在天文，技艺、医学等方面有一技之长的西洋人也多从澳门来，澳门由葡萄牙人占居，故称其为西洋、大西洋。第三个系列就是对葡萄牙（Portugal）的音译；由于中国方言的差异及翻译时用字的不同，造成了十余种译法，以博尔都噶亚、布洛亚、捕道倪、波尔都欺等为代表。
从官方的档案文献看，明中后期官方称葡萄牙为佛郎机。清初顺治朝也这样称呼葡萄牙。这一称谓产生的早，使用也跨越明清两个朝代。西洋、大西洋一词起于明后期，而官府用以代指葡萄牙应在清康熙朝开始，一直到光绪朝，可以说清大部分时间里用西洋、大西洋称葡萄牙。至于葡萄牙一词，曾一度被译作满都丽家，这当是从明朝开始的。清代文献中虽也不时出现这一词，但多数情况下是葡萄牙使臣来华，或是澳门葡人用报告事项在文书中体现葡萄牙的音译国名，终没有成为代替大西洋、西洋用来称葡萄牙的程度。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光绪十三年签署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虽仍称大西洋国，但在臣工们给皇帝奏明条约内容的折面上，已写有：“谨将臣等与葡国使臣罗沙议定通商条款开单恭呈御览”的字样。应该说，葡萄牙象今天这样以音译作为规范的汉文国名，是在光绪十三年之后逐渐开始的，此前也曾用过，但没有成为国家文书中的标准称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