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南北方的划分自古就有。但是，当一名外省人问一名江苏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的时候，被问者可能会迟疑一下。如果被问者是淮安人、盱眙人、涟水人、滨海人、阜宁人，则更加可能一时无法解答。按现行标准答案，秦岭-淮河线是中国南北方分界线，但具体到江苏，这条界线就显得不那么清晰了。江苏是南北方过渡的省份，大量市县在南北方身份状态上出现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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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不是南北方分界线
有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以长江界定南北方，而非淮河，恐非如此。由于过去交通的不便，长江作为天堑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但未必以此作为南北之别。至于淮河，虽说迟至1908年才由泗阳人张相文首次提出“秦岭—淮河线”之说，但早在《晏子春秋》中早就提及“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史记》中称“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淮南、江南都被笼统地当做南方。晋代永嘉南渡，扬州被侨置为“南青州”，六合、浦口及皖中等地被侨置为“南豫州”。至于“南兖州”，先后在扬州、镇江设置过。这些也见证了东晋的江淮地区为南方。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现在的南北方方言界线偏南，但东晋时二者界线也大致在淮河一线。在唐代，白居易在《楚州赠郭使君》称淮安为“淮水东南第一州”，宋之问的《初宿淮口》也偏向把淮安当做南方。在宋代，米芾所说的“东南第一山”就位于盱眙。
《水程图》中的淮安景象
明代文献出现诸多“江南”、“江北”的比较，让人误以为这是南北方之别，实际不见得如此。在明代王士性的地理著作《广志绎》中，分别讲述了“江北四省”和“江南诸省”。看上去是在以长江作为南北方分界线，实际上考察内容，仅是把山东及以北当做北方，浙江及以南称作南方，而跨越长江的江苏处于“两都”分类中。南北方没有以长江为分界依据。明代有地区性的民间养马摊派政策，《大明会典》记载永乐十五年“定南方养马例。江北每五丁养马一匹,江南十丁养马一匹。”这里显而可见，无论江北还是江南，都是南方的一部分。
明初的“南北榜案”也与明代南北方划界问题相关。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会试录取的都是南方人，朱元璋为笼络北方人增添“北榜”，以后“南北榜”成为定制。在明代历史长河中，江苏所在的南直隶因科举拆散，其中应天、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安、扬州和广德州使用南卷，庐州、凤阳、安庆、滁州、和州、徐州使用中卷。这样，除徐州一带以外，江苏省其他地区基本被当做南方。明清时期，“南北此咽喉”、“南船北马舍舟登陆”等说法都表明了淮安地跨南北方，以淮河为南北分界的依据也因此显得很明朗。
洪武年间的“南北榜案”发生在南京的江南贡院
至于上海、苏南一带把江北视为北方的情况（现今已不太普遍）只是一种地区性的表达，并未从全国角度审视。这就好比东北人把山东叫做“南方”，广东人却将众多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外来人员视为“北佬”，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洪泽湖以东的南北方分界线
在《中国地理教程》这一本大学地理专业教材中，作者表示秦岭—淮河线作为南北分界线并不十分精确，秦岭分界线存在争议，学者提出了沿秦岭北坡、沿秦岭南坡、沿秦岭主脊等多种具体界线。该教材展示了秦岭作为南北分界线的复杂性，却没有提及淮河。淮河的情况可能比秦岭还要复杂。
淮河自桐柏山发源，一路向东，抵达洪泽湖，但过了洪泽湖之后，开始“身份不明”。洪泽湖以东，淮河有入江水道，有入海水道。入江水道经过扬州的“七河八岛”，在三江营入江。扬州方面在廖家沟万福闸、万福大桥之间立有石碑，上书“千里淮河由此归江”，这一举措就表明在扬州当地看来，廖家沟即为长江的一部分，其上游（万福闸以北）的凤凰河、新河、壁虎河本质为淮河。如果“秦岭—淮河线”把这里视为终点，那问题就来了：廖家沟以东的各个市县无法界定是南方还是北方，因为它们既不在淮河以南，也不在淮河以北。
位于扬州万福闸东侧的“千里淮河由此归江”
淮河必须直入大海，才能把整个江苏分为南方和北方。好在淮河有三大系统入海水道，其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沟通的苏北灌溉总渠，其二为淮沭河（分淮入沂工程），其三为淮河入海水道。目前学界一般认同苏北灌溉总渠延续了淮河作为南北分界线的作用。在滨海县的城市形象标语中，直接把苏北灌溉总渠或淮河入海水道视为淮河。但是在我们平时看到的资料中基本只讲 “秦岭—淮河线”，而不会称“秦岭—淮河—苏北灌溉总渠线”。这就显示了苏北灌溉总渠线作为分界线的身份不是特别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