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葡萄牙人莫尼斯
杨振宁和李政道在提出“宇称不守恒”的第二年就获诺奖，这属于特例。研究成果是否可靠，需要时间的检验。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个时间多为20年以上。
本庶佑也坦言，科研之路是非常漫长的，尤其是基础研究。他说，研究成果要回馈社会耗时较长，又长期得不到认可，这对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产生很大影响。他期待社会更加宽容地对待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苦，放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诺贝尔奖的设立，正是用来激励那些把青春奉献给科学事业、并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们。
钱是万X之源回归到为何日本能在这20年如同“井喷”式地产出诺奖，就要溯源到几十年前。
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脱不开关系，你很难看到一个穷国长出显眼的科技树。日本战后经济年均10%的高速发展，给科技发展提供了坚强后盾。
1960年，日本在制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时，还制定了与此目标相呼应的“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提出要力争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研。充沛的资金吸引了优秀人才，也带来了先进的实验仪器与富足的科研经费。
到了70年代，出口经济蒸蒸日上的日本，逐渐打响了Made in Japan的旗号。凭借物美价廉的产品，日货为本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政府进一步提高了科研支出比例，目标将国民收入的3%用于科研。到了1975年，日本的研发经费已经超过了法、英两国的研发经费之和，正式步入科技大国的行列。
教育改革是日本科技腾飞的另一关键因素。来到今天的日本，你会发现一件特别的事：别看日本国土面积小，但是大学格外的多。国立和公立自不必说，私立大学多如牛毛。不同于普通人对大学校园的印象，有些私立大学并无校园，只有一栋楼作为教学场所。
1963年，中央教育审查会议向文部省提出了题为“关于改善大学教育”的咨询报告。报告里提出的诸如扩大教育规模、增设理科类的高等教育机构等建议，对后来的日本大学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京大学
其结果突出表现在，1960年至1970年间，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的总数从525所增加到921所，增加了75%。
学校增多了，大学生自然也多了。日本并非僧多粥少，而是僧少粥多，有些大学都招不到人，为生源而发愁。70年代的大学生比前十年多出了2.4倍，大学俨然一副“全民教育”的样子。
更多的青年人进入大学，自然也就有更多的人投身科研。科研成果的最佳证明是什么？自然是论文数量。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1982年日本在五个科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为12534篇，仅次于发表数量为33744篇的美国，位列世界第二。
再仔细观察下，你可以发现，日本的诺奖获得者多集中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等国立综合大学。这几所大学都为战前的“帝国大学”（七帝大：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东北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北海道帝国大学、大阪帝国大学、名古屋帝国大学）。
京都大学
战时沦为各类武器制造场所的帝国大学，在战后被改造为以研究为主的国立综合大学。不少国立大学都崇尚学风自由、研究至上的观念。
这从侧面说明一件事，除了“全民教育”潮流提升民众整体素养，更优秀的日本国立大学的科研环境与生源质量，是可以培养出诺奖得主的。
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后，研发经费投入不断增大，这为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大学扩大教育规模、调整学科结构与青年学生的增多等因素综合起来，为日本诺奖的产出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诺奖危机然而，经济泡沫破灭后的日本，饱受了几十年经济停滞之苦，这一点也反射到了科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