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究竟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人们不得而知。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所以会引发战争，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协调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充分利用外部性，开拓殖民地扩大市场，实现本国经济增长。可是，当资本主义的外部性边际效用越来越小，资本主义国家无法通过开拓殖民地扩大市场规模，解决国内产品过剩问题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就会面临尴尬局面。
美国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大量发行货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利用货币的国际性，将本国经济问题转移给其他国家。而德国所使用的欧元，虽然具有国际通用货币的属性，但是，并非像美国货币那样，具有普遍性，因此，德国政府要想通过发行欧元货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要征求欧元区其他成员的意见，而且更重要的是，德国不可能从中获得独家收益。正因为如此，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解决不了德国的问题，反而有可能会使德国这个欧洲联盟的发动机承担更大的责任。
权衡利弊，德国财政部长决定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实行高达300亿欧元税收减免政策。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减少财政赤字，德国决定采取在纳税所得中扣除养老保险的缴款方式，以此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德国财政部长的意思是，政府必须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但是，在具体做法上，不是增加财政赤字，而是增加企业的纳税扣除额，这样做同样可以达到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的目的。
由于只是在社会保障系统上做文章，德国财政部制定的有关税收减免政策，不会立即表现为财政赤字的增加。可是，这种障眼法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德国以及欧元区许多国家都是社会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系统较为完善。如果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那么，是否会导致德国的社会保障系统发生紊乱。德国政府能否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值得怀疑。
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刻意营造“小政府，大市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政府的作用有限。可是，德国等一些欧元区国家税收政策充分说明，政府通过税收宏观调控政策，可以影响市场经济的走向，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
欧洲大陆国家众多，多数国家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国际影响力十分有限。正因为如此，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希望团结起来，共同发出声音。欧洲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得到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积极响应。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每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就会遭到强烈质疑。
英国脱离欧洲联盟之后，欧洲联盟国家希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可是，布鲁塞尔官员们似乎更热衷于意识形态改造，而不是发展经济。欧元区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内部面临巨大的经济落差。南部欧洲国家经济陷入困境，重大疫情导致这些国家经济雪上加霜。德国、法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在欧元区支撑局面，希望早日走出困境。可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欧洲联盟制定了越来越多的清规戒律，德国等欧元区国家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德国在网络经济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拥有明显比较优势，德国在数字机床在国际市场上独领风*，可是，由于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因此，德国要想实现经济复苏，就必须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合作。可是，布鲁塞尔官员们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他们意识形态挂帅，不断地指责中国，试图恶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必须妥善处理欧元区内部成员的矛盾，与此同时，说服布鲁塞尔的官员们，尽可能地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德国经济持续复苏。
德国一些企业家已经先行一步。他们通过资本市场，加强与中国经济联系。中国在德国收购一些传统企业。这对于帮助德国经济复苏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过，中国企业伸出的援助之手，是否会得到德国新政府的认可，德国新政府在批准中国与德国企业合作方面，能否彻底摒弃错误思维定势，从双方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批准合作项目需要持续观察。
中国高度重视德国市场，因为德国是中国在欧洲联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德国经济出现问题，那么毫无疑问，会影响中国与欧洲联盟的合作关系。
中国希望欧元保持稳定，因为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中，欧元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中国希望欧元成为促进中欧合作的重要媒介，中国希望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实现与欧元的货币兑换，这对于促进中欧经济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德国新政府在如何处理与中国关系方面，似乎还没有拿定主意。不过，从德国外交部长发表的有关言论可以看出，这位德国外交部长似乎更关注人权，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方面，存在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偏见。
